论西周伦理文化的自觉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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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伦理道德观念逐渐敲响了人类理性觉醒和情感升华的大门，自觉的伦理意识开始孕生。这一方面是西周以小邦取代大邦的实践而促成的对“德”的重视；另一方面也由于家庭血缘关系的突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观念；同时也是宗法制所导致的外在约束的需要。但在这一时期由于道德意识还没有完全达到自觉，天命观念仍占主导地位，人们强调“以德配天”，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义务观念很大程度上靠族类的亲情维系，因而它只是伦理精神的发端。“德”、“孝”、“礼”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周人的道德思想，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主要伦理道德观念。与殷人相比，周人道德观念的成熟与自觉的道德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

一、“德”观念的产生

“德”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的演变经历了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殷商时期的上帝崇拜、西周的周王政行懿德、春秋的伦理道德等四个阶段。殷商时代的德，实际上是天命观、神意观的一种表达，对于神灵的盲目崇拜在当时的社会思想中仍占主导地位。商代天命神意观念下的德与真正道德观念的形成，还相距尚远。但是，它却给周人关于德的思想提供了基础。

经过商周之际的社会大变动，“德”观念在周代已逐渐显出与商代不同的面貌。郭沫若指出，周人的德“不仅包含着正心修身的功夫，并且还包含有治国平天下的作用：便是王者要努力于人事，不使丧乱有缝隙可乘；天下不生乱子，天命也就时常保存着了”，这“的确是周人所发明出来的新思想”。

周人的“德”，就其社会内容而言，仍指获得和占有之意。因而，在周人看来，先王灭殷而获得“厥邦厥民”就是德。不过周人强调的是如何保持、稳固这种获取。周人坚信文王之所以能够膺受天命，是他在两个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一是特别恭敬天命；二是让民有所德（得）。他们把获得天下的方法、才能、品德等主观因素称之为德；而且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因此，德也就获得了道德的意义。所谓“修德配命”或曰“敬德配天”，是对周人关于“修德”与天命关系的概括。“修德”、“敬德”是获得天命的人为根据。只有“修德”，才能取得并保持政权。周人的这一思想，是对殷人天命观的重大修正，它不仅赋予上天以伦理的品格，肯定了道德的政治作用，而且否定了天命的绝对性，取得了人事对天命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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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的演进历程与内容来看，西周“德”的观念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德”的产生与发展与宗教观、天命观的演进紧密相联，这说明周人的伦理观念是随着宗教观念的逐渐突破才发展起来的。其次，“德”的产生、发展与政治密不可分。周人的“德”，主要指的是周王的政行，而王位能否永保，主要看人间民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反映了伦理政治的观念。最后，它开创了“德”“得”相通的道德精神传统，这种从周取代商的史实中得出来的历史经验与人生哲理，由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经成为传统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

可见，周人德的观念已具备了理陛的色彩和伦理的特征，以民的兴起为标志，神权政治的观念慢慢渗入到世俗领域。但随着周政权的没落，春秋时期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先进的思想家们开始思考社会变化的原因，人伦关系成为当时思考的核心，促使德性伦理的观念获得真正的发展契机。

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观念

“孝”是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础和核心，西周则是“孝”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孝”是家族血缘关系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德”同源，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甲骨文、金文中已有“孝”字，从字形上看，像一个曲背老人手扶稚子之头，表示祖孙之间的亲爱关系。由于殷商时代祖先神与至上神不分，所以其“德”观念中已经有孝的内容，只是到了西周，“孝”才作为伦理观念而存在。对祖先的祭祀是殷人孝道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但此时的孝道实质是宗教性。殷人崇拜并孝敬祖先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祈求祖先神灵的佑护以祈福避祸。

西周“孝”的观念在承继殷商的基础上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如果说在殷商时期，“孝”的观念仅处于萌芽状态的话，到了西周，由于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而造成的宗法等级制的建立，周人则赋予“孝”以明确的内涵，把“孝”作为宗法伦理的基础和重要的道德规范。

比较商周“孝”的观念，二者有明显的差别。一方面，西周“孝”的观念展现了神性的退却和人性的张扬。同样是祭祖追孝，西周与殷商的区别，在于后者对能降福遣灾的祖灵怀着恐惧的心情，甚至多少带有一些无奈的情绪，而前者对先祖的追孝，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先祖血缘亲情的表达，是发自内心的景仰。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自然宗教消隐，伦理宗教成为人类精神的主导。周人的祖先神不再是异己的，而是道德化、人格化的。可以说，德性智慧战胜了神性智慧，道德理性代替了宗教蒙昧。因此，在西周祭祀祖先的鼎器铭文中，我们见到的已不再是如甲骨卜辞那样对祖先神灵的被动依赖、戒慎恐惧，而多是祖先功德的歌颂赞美。另一方面，西周孝的观念增添了敬奉父母的新义。《尚书·酒诰》载：“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康诰》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诗经·齐风·南山》）“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诗经·郑风·将仲子》）这里既有对父母的尊敬、侍养，又有对父母的服从。可见，敬奉父母标志着孝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观念渗入到西周的社会生活。而“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诗经·大雅·卷阿》）标志着“孝”已从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延伸到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从家庭走向国家，达到了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于是它就具有了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特殊作用，成为宗法政治的伦理道德基础。因此，周人孝的思想一直为后世所继承，在儒家那里得到了不断的升华与发展，与“忠”相并列，成为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三、礼的形成

周人观念上的“敬德”主张，付之于社会实践便是在制度上设制礼仪、订立规范。“礼”文化几乎涵括了西周的社会生活。“礼”来源于祭祀，从“示”从“翌”，表示感谢上帝赐予的丰收。“礼”本义为礼器，其发展与远古时代的宗教祭祀典礼仪式不可分割。据王国维的考证：“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幽，若堂，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谓之褪。”（《观堂集林》卷六）礼器是被用来表达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意向交流，它只有在祭祀仪式中与名分及一定的观念情感结合，才突显其象征意义，构成完整的“礼”。

西周在沿袭过去礼仪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周朝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准则。在《诗经》对西周前期历史的记载中，“礼”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与祭祀有关的宗教情感以及祭祀的仪节，而在西周中后期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礼”的含义开始超越祭祀之事，被赋予更宽泛的内容，它不仅指饮酒筵乐，而且也指人际伦理。《诗经·鄘风·相鼠》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元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当“礼”与人的廉耻、威仪相联系，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据时，“礼”便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成了某种德行标准。西周后期，“礼”的文化功能在两个方面得到了扩展：一是作为处理和整合血缘宗族社会内部各种关系的一系列制度、伦理范畴被使用，如《礼记·曲礼上》所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二是“礼”嬗变为基本的国家政治统治手段，即阮元所谓的“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可以看出，周礼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周礼由神学特色极度浓厚的人神之礼向人伦之礼转变，即把“礼”作为区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于是宗教的“礼”便成了道德的规范、价值判断的标准；二是周礼体现了宗法等级制和政治等级制的基本精神。因此，周礼的实质是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远近、贵贱、上下、等级的严格秩序。区别性是它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通过礼体现，又通过礼维护，使各个等级能各守名分，由此达到一种宗法式的和谐。

四、结语

伦理的建构与民族社会的形成往往是同步的。西周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雏形已经奠定，自觉的伦理意识开始孕育而生，实现了中国文化的第一次突破。殷礼的因损，加上改制中的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确认贵贱、尊卑、亲疏的典章制度，即道德规范与血缘纽带、等级制度的内在联结，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稳定性与伦理文化的本体性，从而影响了中国伦理的特殊性质。同时，西周的社会组织在以德、孝为核心的宗法关系中得以巩固，在制度与观念上谱写辉煌的篇章。可见，周代礼仪制度上的规范化进程与德、孝观念所形成的伦理文化自觉，有力地促进了这一时期道德文明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成为日后中国伦理精神生长的源头活水。

基金项目：“陕西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ZXSZl0—12）；陕西科技大学“引进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孟子道德哲学研究”（BJl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