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到“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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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网上热炒《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一书有着近60年历史时，其主要审订者董金裕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了这一说法。“我在1988年开始编写这门课程（课程名原为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教材，此前的版本并非由我编写，因为是为同一课程编写所以同名。你们所说的近60年历史，是从最早版本开始计算的时间。”

1954年前后，最早版本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早期书名）问世，根据董金裕所述，由于目前已经找不到这一版本的教材，主审订者是何人也无从考察。根据资料，最早版本的教材，只按原著篇章次序，选录《论语》、《孟子》的白文，没有注释。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这本教材才正式进入课堂。

其后，课程教材先后经历了李曰刚编译版本以及陈立夫、林品石编译版本。与早期版本相比，这两个版本虽然加上了注释或白话翻译，但由于篇章框架设计缺陷，令学生难以接受。陈立夫版本自1983年推出，更是反对声不断，才有了改编的下文。

统编教科书时代的终结

1988年，时任“国立编译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编辑小组召集人的董金裕开始接手改编教材，编写新版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董金裕曾任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现任政大名誉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专研理学及儒学。这一次的编写，用董金裕的话，最大的突破在于“不以《四书》原篇章次序段的框架，而是将所选录的《四书》重要篇章依内容分类排列。”这个改变，主要从高中生的理解、学习能力出发，以论语部分为例，分为《论孔子之为人》、《论学》、《论仁》、《论孝道》、《论道德修养》、《论士》、《论君子》等共12单元。这样的分类，令学生能够集中了解某一种传统思想，免去教师自行归纳的麻烦。

董金裕告诉记者，自己在编写教材前，与“国中”、高中老师经常接触讨论，最后才决定选择这个方式来编，而此前的版本都是按照《论语》、《孟子》的篇章次序来编写。“春秋战国时代编写的书，没有类别的概念。而现在给学生类别的概念，会比较好理解。”

1988年董金裕编写教材时，台湾的教科书编写方式还属于统编，多由“国立编译馆”编纂发行。1994年，台大教授黄武雄发起“教改”大游行，有近15000人参与，统编教科书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99年，台湾持续近半世纪的统编教科书时代终结，民间编写教材被开放，各校也可自行决定采用何种版本的教科书，而台湾的教育部门负责颁订教材标准，这就是所谓的“一纲多本”—这也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及地区普遍采用的方式。

尽管出版政策改变，但由于董金裕1988年版的教材极受欢迎，所以各个出版社几乎都是按照董版的方式来编写，架构一直沿用至今。康熹提供给时代周报记者的一组数据或可说明情况：目前台湾的高中一个年级大概有12万名学生，使用该课程的学生有8万-9万，而董金裕版的教材一年的发行量约在6万本。

不管教材编写方式怎么变，至2006年前的几十年间，该课程都属于“必修”，附属于台湾的国文科课程标准之下，每周授课一小时。课程持续高中三学年六学期，故教材总共有六册。

去“中国化”下的《论孟选读》

2006年则出现重大的改变。在“去中国化”的政治动机下，《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课程作为台湾中等教育中传统文化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强制改革。不单该门课程从国文科独立出来，由必修课变为选修课，《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这一沿用几十年的课程名字，亦被改为《论孟选读》。《论孟选读》课程纲要规定，“各校可依实际教学需设计成一期二学分或一学年四学分之课程，每周授课二节”，也即是说，课程的授课时数被减少，教材也由六册变为一册或两册。

不过，根据台湾“教育部”2011年的调查，开设选修课《论孟选读》课程的学校，高达百分之七十几。“正因如此，我们后来才有信心将这门课程恢复为必修。到2012年，政府又将其改为‘必选’课程。”董金裕解释道，“之所以没有改为必修，是因为原先必修的课时数已经被其他科目占据，只能作为选修课，但强制规定‘必须选修’。”与此同时，台湾社会上仍有“去中国化”呼声，故教材中的“中国”两字被改为“中华”。由此，《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变成了《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不过，将课程强制规定为“必选”的做法在当时也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这是政治手段，其实不合乎程序。即使我们赞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的教学，也不赞成这种政治手段。”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阎鸿中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