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开放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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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发展进程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不仅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中,而且也融入了全球的信息网络和交往系统。

前两篇文章已经提到,中国应当实行哑铃型的经济战略和十字型的政治战略,而这两个战略需要双向开放的社会战略作为保证。双向开放指进一步的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目标指向社会结构的优化调整。

对内开放是社会财富、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的开放与均衡化,以使社会财富、公共资源在开放中进一步流动起来,在流动中趋向相对的均衡,反对由于垄断和特权导致的封闭、壅滞和不公,并由此带来的消费不足、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固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保障体系的完善,城乡、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公共资源向社会组织的转移等,都是以资源、财富的开放流动为前提。所以,对内开放的直接目标,是使消费者能够有更大的消费空间,使民生有更大的改善,从而推动消费拉动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显而易见,这一目标与哑铃型的经济战略是内在关联的。

让财富流动起来,反对贫富差距的悬殊及其固化,关键是资源和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公共卫生保障体系的完善、教育的均衡发展,都涉及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是使财富相对合理化的重要举措。但是,这些又是不够的。问题还在于一次分配和一次分配之前的资源分配。而直接影响一次分配的,是税收和收入标准等。目前的所得税在改善贫富差距方面,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影响职工收入的工薪标准也有改革的空间。

更大的问题当然是资源分配。土地资源向地方政府的倾斜,矿产资源向部分矿主和地方企业的倾斜,能源等资源向垄断企业的倾斜,银行资本向大型企业的倾斜,教育医疗资源向事业单位的倾斜,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财富的合理分配。要解决社会结构的合理化问题,解决贫富等角色的固化问题,需要更为深层的对内开放。

国务院近期出台的关于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36条,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它开放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落实。显而易见,这些改革也与十字型的政治战略内在关联。

对外开放是指中国社会要继续对外开放,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性结构。

这在道理上不难明白。中国经济正处于从粗放型转向创新型的阶段,要求技术、资本、人才和产业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性结构。

中国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要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具有彼此协调的开放水平。中国以人为本的目标,要求人民能够全面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分享世界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新成果。所以,中国在技术与经济的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都面临更加开放的任务。

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说,就是构建开放社会。只有在这样比较完整的开放结构中,才能全面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开放结构中,中国才能够推进制度文明的建设,推进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治;只有在这样的开放结构中,中国才会最大可能地汲取先进的科技信息、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构建开放社会的全方位开放是一致的,是同一个进程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发展进程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不仅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中,而且也融入了全球的信息网络和交往系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事态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它们已不可能在一个非开放的结构中处理。中国离不开世界的发展,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只有进一步对外开放,才能互利共赢,和平发展,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

实施双向开放的社会战略需要解决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一种认识是把对外开放视为权宜之计而不是发展的机制,认为前一时期需要对外开放,现在中国已经发展得很好,不再需要对外开放了。甚至还有人论证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明朝如何不需要对外开放也发展得很好,认为当前只要依靠自身就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这种观点的谬误显而易见,但是我们需要研究,中国发展到今天为何出现了这种观点?它的土壤在哪里?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对外开放中,中国与外国之间没有价值或根本价值的共同性,开放充其量只具有策略层面的意义。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开放的根本意义将迷失,其基本平台的构建也将失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