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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学,也叫“蒙馆”。中国古代非常重视蒙学教育。元代许衡在《小学大义》中说:“当其幼时,如不克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明代沈鲤在《义学约》中强调:“蒙养极大事,亦最难事。盖终身事业,此为根本。”他们都把蒙学教育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上。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各地应时出版的蒙学读物就有上百种,但都不尽如人意。有鉴于此,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张圣洁主编联合10余位古籍整理专家、古典文献学者及优秀教师精心结撰《蒙学十三经》,于2012年1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那么,这套蒙学丛书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其一,甄选经典教材。如前所述,古代的蒙学教材多达千余种,根据什么标准来甄选呢?大致的标准是:流传年代久远,群众认可度高;内容实用且封建性的糟粕较少,语言简明生动;篇幅以精短为主,多选由韵语编成而易诵易记者。这套蒙学读本借重“十三经”之名,是因为蒙学理应被提到“经”的高度来认识,它在我们心中占据着神圣的地位;同时也表明,我们确乎把蒙学教材当做“经”来作,像古人注疏儒家经典那样,虔敬地注疏蒙书。
其二,正音以便诵读。这是 《蒙学十三经》的编纂者用心最精,着力最重之处。国学教育,特别是童蒙教学,最紧要的环节之一是诵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诵读则无蒙学。而诵读必先正音。读音不准,轻则影响诵读效果,重则误解原意,出现错讹甚至笑话。如《论语·雍也第六》中“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一句,不少选注本将“乐”字误标为“lè”。其实,这里的两个“乐”字均读“yào”,当“喜爱、喜好”讲。
其三,详注以释疑惑。对生僻字、词和难解的句、段,典章、名物、典籍、掌故、重要的历史事件及人物等,一般作准确、详明的注释。如《三字经》中,仅对“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这24个字的注释,就用了约900字。
其四,精译以通文义。译文力保“信”、“达”,力求其“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弄清字义,吃透整体语言环境。如《三字经》中“知某数,识某文”一句,编者首先搞清“数”和“文”二词的确切含义,并吃透此句为总提而以下两大段共63句为分述的关系,“信”而“达”地译为:“要了解数字的概念以及某些与数字相关联的知识,要学会认字并阅读了解一些文献典籍。”
其五,审核以正误讹。对所涉人物、事件等,均尽力核查一手材料,力求史实及引文确凿无误。如《幼学琼林》中“武穆精忠”一典,编者核查《宋史·岳飞传》后,作注说:“武穆,南宋爱国名将岳飞的谥号……相传岳母在他的背上刺有‘尽忠报国’(一般讹为‘精忠报国’)四字……”这就纠正了俗传岳母所刺4字的误讹。
其六,正文使用专名号。一般简化字版读物是不加专名号的,而这对蒙学读物来说,阅读难度太大。《蒙学十三经》的编纂者充分考虑到中小学生和一般读者的文史功底及认知水平,在正文中使用了专名号,这对减轻阅读难度、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文义作用颇大。
其七,保留文本特征。《千字文》是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1000个各不相同的字(当然是繁体字或异体字)编写而成的。转排为简化字、正体字版后,《千字文》所收的字就不是1000个(如“云腾致雨”和“禅主云亭”中出现两个“云”),而是992个了。为此,编者把一个简化字对应两个繁体字的8组,分别括注出原繁体。这样处理,才真正保留了《千字文》“千字千姿”的本质特征。
其他独发幽隐、钩沉稽微的地方所在多有,不赘述。
此外,《蒙学十三经》的编纂者还注意作好篇目简介、内容提要,严格按照古籍整理的一般原则和国家现行语言文字规范处理文本,并狠抓校对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失校现象。必须一提的是,本套读本还有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先生做顾问,充分体现了丛书的学术水准和编纂者的审慎态度。更为宝贵的是,范曾先生始终关注《蒙学十三经》的编写、出版工作,亲撰亲书序言。
《蒙学十三经》的编纂者在编选、点校、注释和翻译的过程中,参考了时下许多选注本,吸收了学界不少新的科研成果。牛顿说他的成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中国的学术界常常说“后出转精”,都是讲后来的东西超越前贤。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就是这样薪火相传,代有才人,乃得以流传久远、发扬光大。这套《蒙学十三经》,内容上乘,装帧精美,可谓继美前贤,嘉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