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售革命”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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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中国电信南北分拆的故事尘埃落定之后，中国电信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努力已经告一段落。每一个曾备受指责的巨无霸都拥有了明确的竞争对手后，除了监管层面的改造工作尚在争论，电信改革似乎已淡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然而重建中国电信市场格局的功课，才刚刚做完一半。那些看上去过于强调细节而显得缺乏标志性意义的改革，更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在媒体的“电信改革热”逐渐降温时，一场旨在使市场出现更多基于服务的竞争者的“转售革命”正在走向流产。

悬在半空的改革

“那次会议之后，国内有意从事基础电信转售业务的企业都感到欢欣鼓舞，简直有万马奔腾之势，”润讯集团总裁办及企业公关副总裁朱洪波对《财经》说，“但至今政策仍不明朗，因此企业在这方面的业务一直处于停滞阶段。”

朱洪波所说的那次会议，是指2001年9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名为“中国加入WTO和与电信增值服务：中小企业的潜力”的研讨会。在这个赶在中国入世前由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主办的会议上，中小企业其实并没有得到重视。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当多位政府官员以及专家作报告时，不少对增值电信业务抱有浓厚兴趣的中小企业代表甚至只能站在最后一排记笔记。

在会议第一天上午的讲话中，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就明确表示，信息产业部有意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进入增值电信市场，和大的基础电信运营商一起促进电信服务的提高，借此增强国内电信产业的整体实力。此后，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韩夏在讲话中进一步透露，目前信息产业部正在制定关于转售的规定。

两位官员的表态，使不少与会企业家认为，包括基础电信业务转售在内的增值电信市场的大门正徐徐打开。对急于寻求出路的民营资本来说，向来被国有垄断的电信业务是块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富矿。

而实际上，几乎就在这次会议整一年前，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就以附则的形式明确规定：无线寻呼业务和转售的基础电信业务虽然属于基础电信业务，但按增值电信业务管理――这显然是个积极的信号。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香山会议前的八九月间，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就已经完成了关于基础电信业务转售的征求意见稿，虽然并未涉及利润最为丰厚的国际长话业务的转售，但仍然得到了多数电信企业代表的肯定，其中最为兴奋的当然是那些试图通过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转售从而升格为虚拟运营商的增值电信企业。深圳润讯、鸿联九五以及中关村科技旗下的森泰克等，一度被认为有望成为首批获得虚拟运营商牌照的幸运儿。

但时至今年底，形势却重新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由于信息产业部一些高层领导认为基础电信的转售业务不属于电信增值业务，目前还不能纳入放开的范畴，因此这项政策于2001年11月就已经搁浅了。

记者在向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求证这一消息时，电信管理局一位负责人答复说，目前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对于电信管理局来说，2002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互联互通问题。来自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有关人士的消息也证实，这项改革在今年上半年可能无望启动。

与悬在半空中的改革政策相应的是，现实操作者已经准备就绪，甚至提前到位。一些沿海省市的电信管理局为个别企业开了绿灯，范围包括长途电话以及接入号码的转售，涉及的基础电信运营商则包括中国联通、中国铁通以及网通等，转售业务在政策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已然暗流涌动。

2002年初，上述地区传来消息说，地方电信管理局的行为已被信息产业部明确叫停，理由包括“目前的电信监管部门还不具备相应的管理水平，现行的法规不配套，中国的基础网络建设仍然处在发展阶段，电信服务价格尚未放开”云云，因此电信基础业务的转售缓行。对此，信息产业部新闻处同样以“事情过于敏感”为由拒绝回答。一项看起来蓄势待发的改革，就这样默默流产了。

未到橘子红时

关于电信业务的转售（RESALE），国际上一般的理解是：从拥有电信网络设施的基础运营商那里购买电信服务或租用电信设施，重新包装成自有品牌的产品，然后再销售给用户从而获得利润。转售的对象既可以是短消息、语音信箱以及互联网这样的增值电信业务，也可以是国内国际长途、本地电话以及移动电话等基础电信业务。

转售被认为是促进电信竞争的手段之一。中国社科院数量与经济研究所主任张昕竹接受《财经》采访时指出，1997年美国新《电信法》就把转售列为可促进电信竞争的三种手段之一。在美国，基础电信业务的转售价格一般比批发价格还要低15％左右，因此转售的出现，促进了市场的细分与竞争。而且转售和基于网络的竞争导入相比，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避免重复建设。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由转售进入的新的竞争者不必拥有自己的基础设施，这就给众多的尚在基础电信业务门槛外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进入的机会。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大量中小企业进入电信市场，必将使得原来处于相对暴利状态的基础电信业务压缩至较低价格，并且给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一旦基础电信业务的转售得以完全放开，那些同样可以提供固定或者移动话音服务的从事转售业务的虚拟运营商，将在服务和价格上对老牌网络运营商施加持久的压力。

从美国长话市场的经验来看，通过同时引入基础网络的竞争者以及从事转售业务的竞争者，两者的结合将使得市场能够保持相对充分的竞争局面。因为任何基础网络运营商之间存在的竞争都将在下游被放大。不独美国如此，包括英国、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均将转售作为一项重要政策选择引入，并在《基础电信协议》中明确做出了开放承诺。

那么基础电信业务的转售在中国是否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阚凯力认为，目前电信网络的容量已经不再是瓶颈，同时由于在长话以及移动领域已经存在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因此鼓励、甚至说迫使基础网络运营商拿出部分资源来做转售，满足社会需要是完全必要的。

在张昕竹看来，甚至从现在开始推进转售业务都显得为时过晚。他说，在打破基础电信业务的垄断方面，中国采取的路径是先促进基于网络的竞争，实质上这非常困难，因为投资太大了。而通过转售的方式，就可以在不需太大投资的情况下，培育出很多转售商来参与竞争。

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一些投资银行的电信分析师强调，目前阶段，中国电信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求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过分鼓励转售，可能影响原有网络运营商对基础设施投入的积极性。另外转售价格的确定和互联互通的技术难题都相当棘手。

不过以操作困难为由拒绝放开转售显然理由并不充分。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电信业几经改革，但就整体而言，目前仍然是一个暴利行业。在垄断利润仍然浓厚的情况下，让原有居于主导地位的基础网络运营商主动让出一块蛋糕给别人分享，自然缺乏动力。一些专家暗示说，这恐怕才是这项改革迟迟难以启动的真正阻力所在。

监管的困境

如果主导运营商缺乏动力，要想启动转售业务，惟一的选择就是，由电信监管机构强制介入。但是，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强制介入也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因为一旦网络运营商对此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即使业务开放，也极有可能在与虚拟运营商的互联互通等诸多问题上百般刁难。

张昕竹指出，转售业务开展的核心问题是基础电信业务转售的定价问题。要想在网络运营商和新的虚拟运营商之间在定价上达成一致，简直比走钢丝还难。

对于老的网络运营商来说，基于前瞻性成本的定价肯定是难以接受的。所谓前瞻性成本，就是重建一个同样的网络所需的成本。由于电信技术进步迅速，这一成本往往远低于运营商实际投入的成本。如果采取这样的定价规则，对于网络运营商来说，成本恐怕难以完全回收。这种定价方式潜在的隐忧还包括，如果转售业务的定价过低，可能反而鼓励缺乏效率的竞争者也能通过转售和零售之间巨大的价差套利，反而导致国有资产的不合理流失。

据悉，信息产业部已经斥资50万美元聘请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来核实中国电信的运营成本，但如果按照老运营商的实际投入进行定价的话，新的转售业务运营商显然又不能接受。

张昕竹的建议是采取一种更简单的定价方式――可比较成本定价，即按照主导运营商自己提供服务所需要的成本来定价，也就是扣除网络建设和维护成本之后的零售价格。这一方案的最大好处是不会与主导运营商之间有太大的抵触。不过，他也承认，这种定价方案最大的隐患是，在不完备的管制环境中，极有可能固化原有的并不合理的垄断利益格局。

困扰成本定价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普遍服务问题。中金公司的一位电信分析师就指出，在中国农村和偏远地区，普遍服务的投入仍然相当大。以一地为例，仅1996年到2000年在固定电话方面的投资就高达10多亿元。普遍服务的机制如何建立，以及普遍服务的成本如何在转售中加以分摊，这在政策上还属于盲区。

除了上述非常棘手的技术问题，一些业内人士分析，监管部门之所以在启动转售政策上举棋不定，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一种可能是，政府部门自己或许都不能确切知道翻开这张牌的分量，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的影响尚未真正显现出时，持重一些可能更符合监管部门的利益。当然也不排除监管部门有更深层次的忧虑。由于潜在的虚拟运营商将包含民营甚至外资的成本，在转售业务全面放开后，一旦下游的虚拟运营商能够争取到大量的用户，就完全有可能以此为筹码增强和上游运营商谈判的能力，并威胁网络运营商的地位，从而使得整个电信产业架构有失控的危险。

来自基层的企业抱怨说，一些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在考虑政策制定时，过于侧重保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和倚重庞大的基础网络运营商，加上其中一些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缠和复杂心态，往往把个别处于垄断地位的运营商的利益看成整个电信产业的利益，错失了引入竞争的时机。

蓄势待发

不过，转售业务即使能够在短期内得以启动，整个开放也肯定是分阶段的。国内长话以及移动电话领域被专家们视为转售业务放开的突破口。张昕竹介绍说，在美国，长话是最早被列入转售范畴的业务之一，到了1997年新的《电信法》出台那一年，转售业务在一般国际长途电话市场所占的份额就已经超过了37％。至于固定电话市话的转售，前景则不乐观。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没有打破本地电话垄断的成功范例。

无论如何，业内普遍认为，虽然监管部门暂时叫停，但转售的最终放开只是时间问题，而大量的一线企业正在起跑线上摩拳擦掌。

在排在第一阵营的企业中，鸿联九五的官方背景相当浓厚，其控股公司邮电国旅原来就是原邮电部的三产。鸿联九五副总经理黄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虽然公司的业务还是以呼叫中心、短消息以及电话声讯服务为主，但分公司以及网络平台均已覆盖超过70个城市，并且初步具备了客户支持和管理经验。这家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的企业目前仍在进行积极的资本运作，以便积蓄力量，为在政策明晰后的冲刺做好准备。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中关村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森泰克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经过去年12月份的增资扩股后，目前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经达到了1亿元。实际上，中关村科技总裁段永基对增值电信业务的兴趣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森泰克副总经理徐海表示，仅在全国惟一的由ISP（服务提供商）经营的短消息中心上，公司去年投资就超过了2亿元人民币，目前已覆盖了全国16个城市。

至于早在1996年就因包销广东移动10万个号码而被认为是中国从事转售业务第一家的润讯集团，去年11月还首家获得香港MVNO（移动虚拟运营）牌照，这无疑为润讯搏杀中国内地虚拟运营市场积累了财富与经验。此外，一家名为“民盈电讯”的纯民营电信企业也悄悄地把目标瞄准了这一市场。这家公司注册于2000年12月28日，目前总资本约为5000万元。其总裁杨英杰向记者透露，目前已先后与中国电信以及中国网通签订了关于转售的战略性合作协议，和中国联通的协议也正在洽谈中。一旦获得信息产业部的许可，其在光纤电路、骨干网以及城市接入网方面的业务很快就可以启动。

“转售业务最终将和ISP以及IP一样，竞争将非常激烈。”阚凯力说。

果真如此，这对电信消费者绝对是个福音。以ISP（互联网接入提供商）为例，仅截至2000年年底就超过了620家。想像一下，你可以像选择ISP一样选择长途电话或者移动电话运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