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害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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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联、公益项目、贫困聋儿训练、虚报名额，当这几个词联系在一起时，我做出了记者的本能反应，赶赴信阳市调查。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信阳市残联的反应也大大超出我的预料。

当我挨个给救助名单上的家长打电话时，却发现很多号码是乡镇残联工作人员的。当头一棒，我不得不装成河南省残联的抽样调查员。走家入户是记者的杀手锏之一，可当我前脚踏入患儿家里，马上就有人打电话跟家长说我是骗子，让他们别接受采访。一回到宾馆，家长又打来电话，请求不要报道，因为担心此后的救助申请会受到影响。

采访结束，正面访问残联，却被晾了整整半个上午。直到对方获悉本人掌握“绝密资料”时，残联才安排了三个工作人员详细解释。本以为采访顺利结束可以打道回京，次日却被杀了个“回马枪”！在宾馆退房时，刚到前台，昨天见过面的三人就从楼梯口下来了，“和颜悦色”地把我的行李提到大厅沙发的最里面。这时我眼前突然出现一位穿红色外套的陌生寸头男，带着恐吓的口气叫我坐到沙发最里头。几个人围住，要求我交出所有材料，交代报料人是谁，并开始拖拽我的行李箱，我也本能往回拉。寸头男终于在适当时候爆发了，我着实挨了两拳。还好在大冷天，衣服穿得厚就是好。

我首先想到的是拍照，可寸头男跑得也太飘逸了，连背影都没抓到。我想到要报警，警察却已经在眼前―要押我到派出所调查。原来当地残联早就举报了我“非法窃取”。我只好在警车里再报一次警，要求抓住打人者，实际上这不可能。

我做完笔录，信阳市残联理事长却跑到警局来要求接受我的采访。我忍着“屈辱”完成采访，理事长却说并不知道我被打一事。好吧，谁叫我是记者呢。采访完，残联又要求我别发报道。在警察的督管下，我终于得以脱身。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有惊无险的采访。信阳市残联前后貌似有点矛盾的态度，实在让人费解：他们究竟在害怕什么？

返乡青年阿凯

刘素楠 本刊记者

阿凯是台湾埔里人，埔里就在著名的日月潭旁边。24岁从观光系毕业之后，阿凯打定主意要创业做民宿。埔里虽然紧挨日月潭，但游客们往往只是把埔里当成一个中转站，这里的旅游经济便一直受限。

阿凯想让游客在埔里多停留哪怕一天，他首先盘点埔里小城的观光资源，然后向青年创业基金借100万台币，抵押自己家的住房。此外，还做解说员培训的工作。阿凯的民宿就这样建起来了。每天需要自己刷马桶、叠床单、扫地。阿凯为了让生意好起来，想了更多主意—他策划了几条脚踏车骑乘旅行路线，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设计心意：游客在阿凯的民宿停留，并不仅仅惠及他一家，也会让小城的其他居民受益。比如豆腐店、造纸厂，都被阿凯打造成文化工艺旅行路线的内容。

每个周末，埔里的年轻人聚集在阿凯的餐厅里，想法子让家乡变得更有吸引力。阿凯的骑乘旅行加上了公益的内容，给老人送餐，给孩子送书。如果你想住在阿凯的民宿却不够钱，那么请带5本书。后来书越来越多，他把书送给当地的学校，结果更多人听说此事送来了更多书！

我是在一次社会创业论坛上听到阿凯讲他的故事。事后旁边一个设计师问：“如果你在大陆，就得解决这样几个问题：首先，这个房子和土地到底是你的吗？50年？70年？这个你就会纠结很久。其次，你把自己的民宿建得很漂亮，但你知道你的邻居是谁吗？还有一个问题，怎么跟当地人相处？阿凯对埔里有归属感，但我们的土地政策和文化氛围让我们没办法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在座的各位，我也想问一句，你对你的未来有信心吗？”

我承认，这个问题一下子击中了我。我不认为孩子一定要去学校里读书，因为我对教育没信心；我不认为城市就比农村好，因为我对城市没信心；我不认为要省吃俭用存钱，因为我对金融政策没信心；我不认为相爱的人最后能够相守，因为我对社会氛围和人没有信心……

我曾给广州和北京纳税，现在上海工作，但我仍然在漂着。如果哪个地方让我有一点归属感，那还是家乡小镇。但小镇还能回得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