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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柯的哲学是一种独特的哲学,他通过一些从未被哲学家注意的边缘领域如疯癫、疾病、犯罪、性等的历史考察来分析哲学问题。福柯将哲学主题引入历史中,表层是历史分析,深层是哲学思考,在历史研究中包含着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福柯严厉地批判了传统的历史主义,打破“历史神话”,重塑“真实的历史”,对传统的西方理性、主体、进步、总体化等问题提出挑战,瓦解了传统历史观念的根基,为我们研究历史和哲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关键词:福柯 理性 主体
在法国旺多佛尔小公墓里有一座朴实的墓碑,上面刻着“保罗-米歇儿・福柯,法兰西学院教授,1926~1984”。保罗-米歇儿・福柯是谁?仰望20世纪思想的星空,群星闪烁,灿烂夺目。但我们一眼就能发现一颗极其闪亮的星星,那就是米歇儿・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是当代一位引人注目的思想家,被称为是萨特之后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福柯这个名字已经是我们在涉及20世纪西方文明、思想、学术等方面时不能不提到的名字。他对于整个法国和当代西方思想界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当代各种思想流派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各门学科,几乎没有一个领域可以避开他的思想光芒的照射。就像美国著名学者克利兹曼所说:“福柯之死在法国知识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空白。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像他那样对历史学、哲学、文学和文学理论、社会科学乃至医学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①甚至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宣布:这个世纪将被称作“福柯时代”。
福柯是一位反传统和反西方正统文明的思想家,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他始终不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归属于任何一个流派,甚至拒绝给他的思想标上一个特定的标签。然而,他毕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模式及其方法论,甚至影响了后现代主义的许多重要观点。所以,人们往往将他列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甚至被奉为后现代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福柯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批判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福柯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都是被它构造出来的产物。另外,在他看来,西方传统思想体系致力于抹杀各种差异,建立一种整体历史、统一的世界观、统一的价值体系和统一的文明。这种思想体系在哲学上有两种互补的方面:一方面把人的意识当做一切历史发展和一切行动的原初主体,另一方面是把历史说成是连续性的进步。因而,福柯的历史哲学主要批判现代性和人类中心主义,包括对历史理性、历史主体、历史总体化和连续性即线性进步的否定。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反对理性权威
福柯把现代性分成两个时期:(1)古典时期(1660年~1800年);(2)现代时期(1800年~1950年)。在古典时期,一种强有力的控制人类的方式开始形成,并且在现代时期达到高峰。恩格斯对这种现代性特征有过一段经典式描述:“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理性主义作为启蒙运动的标志登上了历史舞台。至此,理性作为历史隐蔽的“元力量”被一切文化学者所服从。
福柯认为现性是一种强制力量。在古典时期,人的理性从神学束缚下被解放,它试图在一片混乱和狼藉中重建社会秩序。18世纪以来,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被整合到现代话语实践的帝国之中。启蒙的任务就是伸展“理性的政治力量”,并且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样,福柯揭开了现代性的假面具。原来,理性求真的精神将会带来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的现代性信条,其实名不副实,它不过是异于前现代社会的另一种传统制度罢了。启蒙的理性神话用“求全求同”的虚妄来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通过对疯癫现象进行考古学研究,揭示了在西方社会中疯癫是如何被历史地构成为理性的对立面,进而被打入冷宫。他首先发现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656年之间的某种历史中断。在1656年之前,西方社会和文化尚能接受疯癫现象,但是当1656年巴黎“综合医院”诞生时,疯癫现象完全被作为异己和“非理性的危险”而被排斥。由此,反对和压抑癫狂现象的话语结构和社会制度同时被建立起来。古典的和现代的话语实践中,心智健全与精神病、正常与反常之间的界限首先被确立起来。理性通过排斥、拒绝、禁闭、阻碍、隐藏等非理性方式给理性与非理性划界,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理性就是这样通过这种否定性的机制成功地实现了对非理性的控制。
否定历史主体
主体和理性都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发明,正如现代科学取代了宗教一样,理性个体取代了上帝。现代概念无论是科学的、政治的还是历史的都是随着主体的定位而得到定位的。因此,消灭主体同时也是消灭了与它相联系的所有现代观念。可以说,主体成了对现代性进行总批判的一个工具。福柯以现代性的反对者面目出现,他继尼采喊出“上帝之死”之后,宣布了“人之死”。
在《词与物》中,福柯着手对现代人文科学进行考古学分析。他研究了现代人文科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特定的话语结构和规则,详细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的内在规则、前提和规范程序。特别是,他分析出“人”是随着生命科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兴盛而诞生的。简言之,“人”是现代时期推论出来的产物。具体来说,随着古典时期表现模式的解体,人类第一次不仅成为求知的主体,而且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对象。不过从一开始,“人”这个概念就十分矛盾,它身兼两职,既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被经验科学研究的对象,即它是“构成者与被构成者”的混合体。但是,随着20世纪的到来,各种新科学相继问世,诸如“精神分析理论”、“语言学”和“人种学”等,使得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岌岌可危,主体不再是认识和主宰对象的出发点,而是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结果和产物,因而“人”也就随之死亡。
质疑线性进步观
现代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在时间纬度上逐渐积累式的进步,它一劳永逸地抛弃了倒退的、停滞的观念,树立起乐观主义。福柯对这种传统的历史线性进步观进行了批判的质疑。线性进步观是假定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是不断进步的,理性历史的自我转换就像生物学家构想种类历史的进步一样,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是辩证地向前推动的。福柯强调这种幻想“不是科学这样说,而是科学史这样说,此外,我并不是说人性不进步,我想说的是,提出诸如‘我们是如何进步的?’这类问题是一种坏方法。问题是‘事情如何发生?’而且现在所发生的并不比过去发生的更好、更先进、更好理解”。③
福柯认为历史进步是一种先验的目的论,它预设着一个人们持之以恒地向之运动的事先给定的目标。这种目标又是在线性的编年史时间中展开,因此编年史时间是对经验作形式化处理的不加思考的一种背景或一套先验的框架。它具有魔法一样的功能,一方面,仅仅由于时间的先后就有了新与旧、创新与模仿的区别和不同价值等级的区别;另一方面,无论是怎样矛盾、不相容、断裂、模糊、不可越的现象,一旦被纳入这套框架中被重新组合和装配后,历史就变成了理想的、连续的,从而具有了生命。合理性变成人类的命运或目的,并且运用一些先验的话语单位维护这种目的。
福柯的系谱学和考古学方法中断了思想史的先验目的论的连续过程,抛弃了乐观主义的历史发展论。它认为,并不是任何事情都会一天天变得进步起来。实际上,事情将更多地与其所处的具体的环境和形势有关,而不是被捆绑在一种必然性上面;事情将更具有一种随意的性质,而非不言而喻的;事情将更为复杂,更有临时性和历史性,而不是由不可避免的人类学常数来决定。西方主流传统中的理性、进步观念与疯癫、犯罪一样都是特定社会话语和非话语实践建构的,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意义。历史是知识――权力体系的转换,它又会在一定条件下打破它,重建另一个知识――权力体系,我们不能抽象地说这种转换是否存在着由低向高的进步。
拒绝历史总体化
福柯反对理性、进步的矛头直指启蒙以来现代性有关总体性、压抑性的宏大话语霸权。理性的求真精神根本不是为了所谓的人类解放、进步主题,只是另一种控制性力量而已。自启蒙以来,理性通过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制性力量。福柯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扰乱它,恢复话语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给予被排斥、遗忘、边缘化的主题如疯癫话语、惩罚话语、性话语、街头野史、不入流的作品足够的关注。他用这些微观话语对抗宏大话语的霸权,取消整体历史优先权。如果说在历史元叙述中,抽象的宏大叙事占据了历史叙述的讲坛,历史成了大写的历史的话,那么,福柯的学说则是排除了传统的历史讲坛的微观叙事,把单数、大写的历史拆散成众多的、复数的、小写的历史。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坚决反对总体化的观念史,并描述了观念史上发生的突变带来的革命性后果:“它已分离了由意识的进展、理性的目的论或人类思想的发展构建的漫长系列;它已质疑了汇聚和完成这两个论题;它已怀疑了总体化的可能性。它导致了不同系列之个体化……”④总体历史观念是一种目的论,即认为人类是有目的地朝着某个预先决定的目标从低到高前进的,而福柯则要表明,由意识发展和理性目的论提出的总体化是不可能的。
福柯反对史学家和哲学家使用世界理想类型和时代精神这样的文化总体性的范畴,他要用系列、界限、偶然来质疑目的论和总体化。他主张用通史来取代总体史。因为总体史“设法重构一个文明的总体形式,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原则,一个时期的所有现象所共有的意蕴,说明这些现象的连贯性规律,即人们用隐喻所说的一个时期的‘面貌’”。⑤而通史则讨论系列、区分、界限、断裂、起伏、变化、转换、差距、年代学特征等特殊形式、可能的关系类型。因为总体史把所有的现象都压缩在唯一的核心,即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总体形式的周围。而通史正好与此相反,通史将展现无主体的、分散的、非中心的、充塞着各种偶然性的多样化空间。
总体历史观是把大写的理性、大写的主体确立为原则和核心,并进而用这样的抽象原则和核心来统领所有的文明现象。福柯对总体历史观的批判,是通过清算以往哲学中的总体化哲学理论来进行的。福柯批判位于现代历史意识和历史核心处的康德的总体化的人类学中心主义,因为康德把贫乏的、有限的主体的构造力转变成了所有知识的先验条件,把历史看做连续的进步和久远的集体意识;黑格尔历史哲学是典型的总体化历史主义。福柯不仅反对康德有限主体的总体化,而且也反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总体化;福柯批判了马克思那样的总体化理论思考和总体化分析。福柯认为理论是实践,是局部的、地区性的和非总体化的实践,是用来构造适于读者使用的工具的,而不是用来构建具有永恒真理的体系的。
总之,福柯的研究成果对当代西方历史学和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福柯的哲学是一种独特的哲学,他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论述历史上大哲学家的思想,也不讨论传统的哲学概念,而是通过一些从未被哲学家注意的边缘领域如疯癫、疾病、犯罪、性等的历史考察来分析哲学问题。福柯就是这样将哲学主题引入历史中,表层是历史分析,深层是哲学思考,在历史研究中包含着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福柯运用考古学、系谱学方法严厉地批判了传统的历史主义,打破“历史神话”,重塑“真实的历史”,并对传统的西方历史理性、主体、进步、总体化等问题提出挑战,瓦解了传统历史观念的根基,为我们研究历史和哲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从而也造就了福柯哲学无与伦比的魅力。
注释:
①刘北成:《当代法国思潮变迁与福柯》(前言),载刘北成编著:《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转引自余章宝:《散乱的历史――福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1(1)。
③王利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从系谱学看福柯的历史社会观》,《社会》,2000(12)。
④⑤转引自莫伟民:《论福柯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载于《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3)。
(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