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偷经“大盗”斯坦因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如何评价偷经“大盗”斯坦因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斯坦因和他雇佣的工人，长时间地在刺鼻的臭味中，翻捡几个世纪前的垃圾堆，寻找其中的遗存文物，得到了我们称之为“国宝”的东西。
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东方学家大会上，匈牙利地质学家洛克济（Lajos Lóczy）做了关于敦煌的报告，这是斯坦因首次听说敦煌。洛克济是1879年首次访问敦煌的欧洲人之一。那时只有两名僧人长年住在这个几近废弃的地方。尽管洛克济的专业是土壤和岩石研究，但他还是看出了洞窟中佛教壁画的重要性。中国学者一般忽视壁画而更重视卷轴画。敦煌最早的壁画年代为公元五世纪，大大早于现存的所有绢画。
第二次探险队的成员跟第一次的一样，包括照顾骆驼马匹的人、会拍照的测量员、仆人，以及厨子。加入队伍的还有一名能在沙漠中穿行几百公里而不迷路的信使。他的任务是去临近的城镇取送斯坦因的邮件以及英属印度政府以银锭的形式下发的拨款。
在英国驻喀什领事的推荐下，斯坦因雇了一名名叫蒋孝琬的中国师爷做秘书。此人不懂维语，因此最初交流有些困难。斯坦因从未学过汉字，但是两人一起旅行几个星期之后，斯坦因的汉语已经足够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斯坦因最初只想要拍照和画图
1907年春天，斯坦因在向敦煌进发的路上听到了一则传言，说敦煌洞窟里的东西远不止壁画。这则传言是从一个躲债的穆斯林商人口中首次听到的，此人给他讲了王圆的发现。王圆原先是当兵的，1899或1900年从清军退出之后来到了敦煌。与许多老兵一样，他遇到一位云游的道士并皈依了道教，因此斯坦因称他为“王道士”。
识字不多的王道士来到敦煌之后不久，有一天偶然敲了一处窟壁且听出里面是空的，这样便发现了墙后隐藏的藏经洞（17窟）。拆掉窟壁之后，王道士给本地以及本省官员送去了几幅字画，其中至少有一位官员，即古文字学者叶昌炽意识到了其重要性。但因为官府实在拿不出钱来，因此决定不取走这些文书，而是命令王道士将文书留在原处保管。
当斯坦因和他的秘书蒋孝琬于1907年3月第一次来到敦煌时，王道士出门“跟助手一起化缘去了”。他们借此机会在崖边的洞窟边转了转。这些洞窟完全露天且无人看守。斯坦因注意到一条十世纪史料的描述非常准确：
“古寺僧舍绝多。亦有洪钟。其谷南北两头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画吐蕃赞普部从。其山西壁南北二里。并是镌凿高大沙窟。塑画佛像。每窟动计费税百万。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堂殿。其像长一百六十尺。其小龛无数。悉有虚槛通。连巡礼游览之景。”
斯坦因注意到，尽管窟前的遮檐大多已经坍塌，很多塑像和壁画依然完好。
根据石窟中的一通石碑，一位僧人于366年造访此处并开凿了第一座洞窟。敦煌研究院将千佛洞的492座石窟中年代最早的定在北凉时期（422―439年），最晚的定在十三四世纪。最早的石窟与尼雅和龟兹的石窟类似，里面有单独的佛像或是佛陀前世的图景。600年之后建成的石窟中则是佛经故事中的场景。
石窟凿在极为脆软的砂砾岩上，六七世纪时就坍塌了几座。近年来持续的客流进一步损毁了石窟，敦煌研究院建了复制窟以期减少客流及其对壁画的损毁。只有几座石窟对普通游客开放。如果要参观最著名的几座石窟，则要支付每人几百美元的高额票价。
与其他斯坦因发掘过的遗址不同，敦煌是一处“有宗教活动进行”的地方，斯坦因不知道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当地修行之人会不会如此好心――而且在乎物质利益――以至于可以无视圣物被拿走？”甚至在见王道士之前，斯坦因就已经决定把活动限制在拍照和画图之内，因为当地信徒肯定会反对他们拿走任何佛像和壁画的。
斯坦因在王道士面前假扮玄奘
信徒
由于王道士不在，斯坦因决定去调查从敦煌向西延伸出去的一排烽燧并在那发现了粟特古信札。当他于1907年5月15日回到千佛洞时，他目睹了一次“足有一万人”参加的年度宗教节日。斯坦因保持着距离，由蒋孝琬说服王道士与斯坦因见面。王道士出于焦虑，砌起了一堵墙封住了藏经洞的唯一出口。当二人终于见面时，斯坦因记下了他对王道士的第一印象：“他看上去是个十足的怪人，极为羞怯紧张，偶尔还露出狡猾的神情，这可完全让人振奋不起来。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此人不好打交道。”
斯坦因明白敦煌藏经洞提出的挑战与在沙漠迷路或者在尼雅挖掘废弃遗址非常不同。他必须运用他在印度获得的能力，把手稿从其保管者手中拿下。与王道士初次见面之后，斯坦因有了“打一场持久战、攻坚战”的准备。
在蒋孝琬的建议下，斯坦因明确决定不与王道士讨论学术和考古，改为唤起他对求法僧玄奘――斯坦因的“中国主保圣人”――的记忆。斯坦因讲道，他用自己不流畅的中文告诉王道士自己对玄奘的虔敬：“我沿着玄奘的脚步从印度跨越重山沙漠而来，我找寻到很多玄奘去过且描述过的佛寺的遗址”等等。斯坦因一直伪装成玄奘的信徒，他在6月13日离开之前甚至捐钱要做一尊新的玄奘“泥塑”。蒋孝琬和斯坦因告诉王道士藏经洞里的文书应该属于一座印度的“佛学寺庙”，他们让王道士误以为斯坦因和很多世纪以前的玄奘一样，是来为一座远方寺庙取经的。
斯坦因后悔没能把所有的经卷
都买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斯坦因都讲到谈价钱的事。他和蒋孝琬定下一个目标之后就由蒋直接跟王道士谈。斯坦因在这里遵循了一个当时普遍的做法。全亚洲的外国人常常指派他们的手下或者仆人为自己买日常用品及其他东西。蒋孝琬和王道士最终就价格达成了一致，七箱手稿、五张绘画以及其他东西共计130英镑。斯坦因在给好友阿伦的信中高兴地写道：“这个价钱也就能买到一片梵文贝叶外加几件‘古物’。”
斯坦因于1907年夏天离开之后，王道士继续出售藏经洞文书，并用所得对洞窟群进行修复。蒋孝琬同年秋天回到敦煌，又买了230捆文书并将其寄给斯坦因。斯坦因所得文书共约一万一千件。1908年，天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买了七千件文书并将其运回巴黎。1910年，中国政府下令将余下的一万件汉文文书（不包括藏文文书）运回北京。王道士扣下了一些，运往北京的途中又遗失了一些。 1912年俄国人奥登堡买走了大概一万件，1914年斯坦因最后一次回到敦煌又买了600卷。
1929年，斯坦因在哈佛的一个系列讲座上自豪地向听众讲述了他在敦煌的经历。当斯坦因于1914年回到敦煌时，王道士热情地欢迎他，并向他展示一份账目，上面详细记载了自己是如何用那些钱翻修洞窟的。“考虑到官方对于他（王道士）所珍视的这些文书的处理方式，他非常后悔自己当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接受我通过蒋师爷（蒋孝琬）提出的建议将经卷全部卖出。” 斯坦因觉得，因为自己付给王道士的钱比其他人都多（中国政府没付钱），他当时应该能买下全部经卷并将其运出中国。即便1929年时很多欧洲和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文物应留在中国，斯坦因依然不觉得把文书和文物从中国运走有什么不对。
中国人对斯坦因的态度在软化
在思考敦煌文书的流散问题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用现代的标准来评判斯坦因。今天，很多人都支持将埃尔金大理石归还给希腊。但是必须考虑到斯坦因和其他探险家都活动于“一战”以前、帝国主义盛行的时期。欧洲列强和日本都派出探险队进入新疆挖掘，当时没什么人对此提出质疑。少数几个提出质疑的人包括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俄国学者奥登堡（Sergei Fedorovich Oldenburg）。他们都对勒柯克及其他人从遗址中剥除壁画的行为提出过批评。
中国人对于斯坦因行为的看法在逐渐软化。“”期间，他是大盗，直截了当。甚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我们的教授说如果他是一件敦煌文书，他宁愿被带到巴黎或者伦敦去，因为那里的保存条件比北京要好得多。有位中国同学听了这话立刻火冒三丈。
1998年，《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的中文全译本出版，其中包括斯坦因在敦煌与王道士交涉的详细记述。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孟凡人为该书作序。《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包含当时顶尖学者对斯坦因所获材料的翻译，“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这一领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不过斯坦因的“劫掠行径”“应受到严正谴责”。
出版事业的发展使得藏于外国的敦煌文书越来越容易为中国学者所利用：上世纪70年代末，微缩胶卷首先发行。随后敦煌文书的多卷影印本于上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其中的写本照片清晰可读。现在写本照片正不断被上传到伦敦的国际敦煌项目的网站上。
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是中国唐史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他于2005年在中国顶尖的历史学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对比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做法。斯坦因没有告诉中国学者他的发现，而伯希和则把自己买走并运回巴黎的文书的照片给了他的中国同行。
荣教授提请读者注意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20世纪早期的中国学者呼吁要保护敦煌文书，但没人离开过自己舒适的家，没人效仿斯坦因和伯希和亲身造访敦煌。其结果就是敦煌文书被大量拿走。
文物随着国力流动
与王道士相会于敦煌的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在中国，他们历来被指责为“帝国主义分子”、“强盗”、“骗子”、“间谍”。人们斥责斯坦因、伯希和，总认为他们就是“文化强盗”，劫掠走了国宝，盗走了地下文物，这一直是横在中国人心中的一根刺。
同时，斯坦因、伯希和是著名于世界的学者、考古探险家。著作等身，是敦煌学这一世界显学的奠基人，是西亚、中亚考古发掘的发现和保护者。斯坦因先后攻读于维也纳大学、莱比锡大学、土宾根大学、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获哲学博士学位。他还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伯希和毕业于法国现代东方语言学院，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汉语教授、法兰西学院特设讲座终身教授、法国亚洲学会主席、苏联科学通讯院院士、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斯坦因最负盛名的是他的三次中亚考古探险，就是在这历时几十年的时间里，总计获得各类文物数万件，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的有关收藏。那些包括藏经洞发现物在内的敦煌古代文物，以及内容翔实、范围广泛的敦煌学巨著，极大地丰富了中亚考古内涵，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使研究人员有可能从学术研究的荆棘中走向坦途。结合考古发掘，斯坦因利用其渊博的知识，准确认证了一些久已湮没于流沙的历史古迹。如中国史书所载“精绝国”；玄奘当年经过的“货货逻迹”，以及大名鼎鼎的“阳关”。
藏于斯坦因密室中的那些珍贵的文字文书资料，相当一部分是从臭不可闻的垃圾堆里翻捡出来的。斯坦因每到一地，目光首先倾注于遗迹的垃圾堆。这是因为，经过当地“寻宝人”，亦即土生土长的文物盗贼的长期光临，容易得到的珍宝类文物大都丧失殆尽，而保存在古代垃圾堆里的文字文书以及织帛类遗存物，是任何“寻宝人”不屑一顾的。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尼雅遗址、安德悦遗址、楼兰遗址，斯坦因和他雇佣的工人，长时间地在刺鼻的臭味中，翻捡几个世纪前的垃圾堆，寻找其中的遗存文物，得到了我们称之为“国宝”的东西。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西亚、中亚考古探险热潮，实际上是一种世界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文化浪潮。精英人才聚集到这块广袤的沙漠戈壁上，凭借其才识进行了空前的竞争。除了斯坦因和伯希和这样的精英外，当年来到西域的也有如美国的华尔纳、德国的勒考克之流，他们曾大肆破坏精美的壁画，成为人类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历史罪人。
而那个时代，中国正处于最黑暗的历史阶段，在这段文化与国力的角逐中，自然无法与西方列强较量，其直接后果就是国宝外流。而今天，随着中国经济与国力的强盛，那些辗转流传于世界各地的中华瑰宝，又悄然地现身，并顺应历史的规律，逐渐向着中国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