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方孝孺谈到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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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死，往往比如何对待生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气节。面对生死关头，饱览世事的过来人往往会留住性命，以待将来。就其实情而言，有时并不能一律视为苟且偷生，但看过去，这与苟活草间、志溺田舍却多少有些相似之处。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国破家亡的关头，两者就不容有一丝一毫的转换了。

说起方孝孺，就想起前不久拜读的李国文先生所著的《中国文人之非正常死亡》，文中的思想观点源自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术界犬儒思潮之滥觞，里面评价方孝孺为浩瀚中华历史中忠诚形象的代言人。一个本可享受荣华富贵却因忠而被灭十族的人,如果懂得变通，转换一下思路，从长计议，那么，未来的局面恐怕不会如此吧！而这种以死抗争的古老做法，在现在看来，是愚不可及的。事过境迁，这却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奉为圭臬，这是否也与他们的遭遇有一定联系？为了避免非正常死亡，于是乎，一些人放弃了尊严，选择了苟活，发明了溜须拍马的技巧，将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两千多年修得的生存秘笈。周作人，成了最悲哀的代表。

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正因为如此，周作人的附逆就格外令人痛心。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南开诸多院校纷纷内迁，朋友们劝周作人离开，他却一笑置之。胡适先生曾写信给他，说梦到苦雨斋吃茶的老僧飘然一杖天南行，意思很明白，是希望周作人能够及时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可周作人却答书道：“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可惜的是，没过多久，这位“智者”就不识轻与重，由苦茶庵主人、苦雨斋老人摇身一变成了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的督办大人。

深究周作人的“附逆”，我想这与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不无关系。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不是一种静观的学术工作,而是他对中国现代思想进行的反思批判。他对希腊文学尤其是对其中神话的阐释，一方面从民族社会的压抑中解放出“人”的自然天性,另一方面希求激活中国民间传统的伦理性,使之成为现代民族主义的文化资源和表意工具。这一传统通过他的想象加以转化和重构,超越了狭隘的地方性范畴,具有了“世界主义”的合法地位。很难想象一个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固有传统缺乏起码的温情与敬意的人，会成为一个“爱国者”。

尽管他在以后的文章和回忆录中百般抵赖，可历史不会因为他的妙笔生花、巧舌如簧而被否定，在中国这个最讲究人品和文品和谐统一的国度里，他注定不得人心。“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几千年来无数有骨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学术理念抛头颅，洒热血。

在今天，方孝孺这种可贵的信念却被认为是“愚不可及”，成为大家调侃、嘲讽的谈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向来是“笑贫不笑娼”的，苟活之徒固然能笑到最后，只是笑得最好的往往是些短命文人。如果中国的文人们都学会了独善其身，都学会了避重就轻，都学会了苟且偷生，侥幸熬过一次又一次文祸，那么，我们还能读到像《与山巨源绝交书》《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这样荡气回肠的文章吗？

或许，历史所需要完成的，仅是正名而已。

【作者系山东省实验中学2005级16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