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省级立法,因地制宜发展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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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倡导的改革方向中，本土化和地方化及“务本维新”的价值取向是十分突出的，因而不拘一格的多元化探索也就显现出了其“因地制宜”的重要价值。

根据欧洲学者的相关研究，欧洲各国的职业教育有其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既有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有二者综合的模式，还有长期积淀形成的特有模式（德国、瑞士等国的“双元制”）等。

中国的地区差异并不比欧洲的国别差异小，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历史等基础环境有着诸多不同。为此，通过地方立法促进职业教育发展，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已经是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笔者认为，既然省级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发展经济的自，那么与之紧密相关的，职业教育发展的自也应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地方。权利过于集中在中央政府及各主管部门，会使风险和责任过于集中，不利于改革的深入进行，也不利于充分调动地方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就职业教育（包括初、中、高等正规职业学校的教育和日益发展的、终身学习性质的职业培训等）中的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实验实习、招生数量、学历等级、就业分配，以及相关评价而言，许多的批准和管理权还都保留在中央及其行业主管部门，而这些批准和管理权的行使又大多难以顾及地方的差异与特色，甚至将原本提供的服务和支持变为关卡，限制和阻碍了职业教育的正常发展，也限制了职业教育在促进经济和行业发展方面，以及为地方服务等方面功能的实现。

在考察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后不难发现，在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职业类教育的相关政策也十分灵活。

因此，在促进职业教育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我们更需要的是适应和满足实际需要，而不是过多地迁就学术和行政方面的主观臆断。

当然，发展职业教育并不是无一般规律可循的，相关的研究与实验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其中的普遍规律，促进其更好地发展。只是应该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初期，在工业化发展并不充分的现实中，要想一蹴而就地确定偌大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一元化方案，是十分危险，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在关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地方性特点的同时，必须强调其与职业教育发展的紧密联系，并将二者合并思考、统一规划。而在国家层面，最值得关注的是应该加强职业教育向其他类型教育的渗透，包括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调“公民职业素质”培养，在义务教育阶段后的教育中加强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包括学历教育）、终身教育（包括职业证书培训和各种非正规的学习）等的融通，努力将职业教育实实在在地融入以“大教育”、“大职业”为主要特征的“学习型社会”中，成为促进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强劲动力。

因此，为了切实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从省（自治区）一级放权并展开积极的创新探索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而在某些省份进行因地制宜的、多元化的整体实验，像当年建设经济特区那样推进今天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创新，并通过地方诊断和地方立法使之合理与规范，已经成为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入的当务之急。

在这些方面，职业教育的问题已非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事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不仅需要中央政府及主管部门的努力，更需要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机构、企业、民众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与配合。

（作者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人力资源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