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捐款门”与中国企业家的道德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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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一次把夏季高峰会移到了爽爽的贵阳，在花溪举行了高规格的开幕式。从黑龙江亚布力、到深圳、再到贵阳，那些明星式企业家搭建的这个“特定人群”民间的话语平台，由于其作为中国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论坛，让人觉得这平台有点想像诸葛亮搭台――呼风唤雨。

企业家是近代中国重新步入工商社会的转型期中，再度涌现出来的新阶层。他们以自身实践为依据，与大众交流并分享一些感悟，说到底此举也是为自己改善投资环境。在2006年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高峰会上，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借机发表了要把深圳变成聚居企业的“高地、湿地、洼地”的演讲，正面回应了企业家的心声。有人评价，说这具有“效益深圳”开场、阵前喊话的效用。

我不知道中国市值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是否会利用这次机会，到避暑之都散散心，就如他有兴趣去亚布力滑雪、爬山、环球航海。说起来，时间刚好过去两个月，5月12日，我国四川遭遇历史罕见的里氏8级地震，万科随之陷入“捐款门”事件。尽管，万科后来又加钱，又道歉，但无论是在楼市还是股市，都一定程度丧失了人心。在中国命运的重大关头，万科、王石，这一跤跌得不轻。也正因为这个事件，所以有悲观主义者认为：连精英集团中的佼佼者，都不过如此，那中国的企业家还有什么道德前景？

我在论坛组委会发来的邀请函中注意到，此次贵阳高峰会第一节就针对地震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设计了企业社会责任感的论题。同时我又了解到，今年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的作业题，也有“对万科捐款门事件的思考”的内容。此外，邮箱中还收到朋友发来的电子邮件，说香港著名的《信报》社评主笔林行止宣布，因饱览了西方公司在道德领域里的不良行为，他决定从笃信自由资本主义改信社会主义。当然，具体事实尚需核对。但从思潮角度，人类目前尽管科技发达，但思想的软实力进步十分有限。处于东西方交汇点、国际化程度很高的香港人，不断在地球两极之间徘徊震荡也不奇怪。但说今天的是非标准，要格外重视符合人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或许能给我们看问题带来点新视野。

人类为什么需要企业？我深信，从预期信息对称理论角度看，如果能测出会有“捐款门”这种后果，打死王石，他也不会说出那样不切时宜的“混账”话。客观点看，“捐款门”事件暴露出王石这样聪明的人，也会在情况不明的状况下判断失误，习惯性地以商人的精明，考量社会事务，应对突发事件。从这一点上说，他们落入“捐款门”的陷阱是必然的。以此为标本，说此类企业家的灵魂中，有把金钱看得很重的商人灵魂并不过分。这里不是捐10元钱与追加1个亿的数字问题，也不是有没有“道德绑架”的问题，这里只有一点：特定的时间、状态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真诚程度到底如何。在大地震灾害面前，没有人要求你企业家捐献到补袜子的地步，但是人们可以通过你的行为测出你的内心与灵魂。历史地看，爱钱也是一种精神文明，只是如何挣钱与用钱，能让人看出你的文明水准。

某种程度上，如何用钱能决定你如何赚钱。如果说，处于房地产市场单个的消费者一方，相对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那若干单个消费者，因第三因素的激发，会聚合反过来成为让人判断失误――信息不对称中的优势方。市场人心能载舟也能覆舟，人们对像万科这样的房地产标杆企业预期越高，失望与责备就会越深、越重，拥趸反水就越是一触即发。而民众对万科与王石的失望心理，必然会动摇万科的市场基础。这是我们看到的万科与王石为名声所累的真实状况。

从纯经济的角度，企业捐赠是社会的第三次分配的道德调解。经“捐款门”事件的历练，万科与国内许多企业，都会去自我改善。因为它的动力机制是，企业不能得罪市场人心。这是市场经济规定的市场文化，否则无异于自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文化会铸成中国企业家的道德前景，一如茅于轼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小心翼翼剥离出《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那些“拨乱反正”的内容，需要通过深思、反省去培育。

我手边恰好有一本震前一个月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热卖书――《万科之道》。内容大概是展现万科迅速扩张成年销售额达500多亿元的成功之道。其中有一段文字说，万科的目标是成为“最受社会尊敬的企业”（p52）；并且2004年已经“获得中国首届最佳企业公民称号”（p201）。中国最佳！如何评的？油墨未干，就“震”出了一个“捐款门”。转型社会，人人都在历事练心，不必深责。但也由此看出，中国构建企业的道德前景，路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