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游资七十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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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资不同于居民储蓄投资

经济学所谓投资,主要是指居民储蓄转化为实业投资的过程问题。一般而言,现代社会任何普通居民都需要在工作阶段储蓄足够的钱以备不时之需和自身养老,比如医药费、伤病或失业或其他不能工作时的生活费等。有孩子的必须在早期准备教育费,有老人的必须事先备足医药费。需要买房子、车子等价值较大的生活必需品的话,也需要一段时间攒钱。普通居民是投资市场的基本主体和重要参与人,但是作为中小投资者,每个人对市场价格影响甚微,所以也根本不会去想如何影响某个市场的价格水平及其波动情况。但是游资则不同。

游资不是个人储蓄的积累,而是商业资本的积聚。游资一般都会“结伴”而行,汇聚起来,通过资金实力影响市场价格,以获取短期暴利为操作目标。游资之间的联盟非常松散,他们基本上是互不信任的,所以,他们之间的“合同约定”很难有书面文件,但是当一个被看好的投资机会得到业内认同的时候,大量游资就会迅速集结到影响较大信誉较好的投机商周围,共同行动;机会一旦丧失,各走各的路,谁也不会搀扶谁或者提醒谁,互相踩着逃命的背信弃义者并不稀奇,因此游资经常会给人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感觉,说聚就聚说散就散,即使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有经验的监管当局也说不准一个市场内游资总量到底有多大。游资“结盟”操纵市场的时候很显然就是在违法乱纪,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异常诡秘,外人很难了解。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私募基金就是我们最早认识的一种游资,十多年前夏斌的研究认为国内私募基金已经达到七千亿的规模。夏斌无论作为学者还是专业型官员都是早已功成名就的人物,但获得普通投资人普遍的瞩目还是因为他的那篇著名的关于中国私募基金的社会调查报告。各方面均无疑义,活跃在中国证券市场的热钱在当年已经有了相当的冲击力。

游资或者说热钱并非中国特色。国际热钱(hot money)常以巨型对冲基金的形式,寻找定价效率较差的市场,借助于高比例的财务杠杆,集中力量冲击市场的薄弱环节。对冲基金(hedge fund)是追求高回报的高风险私募基金,既不种植树篱(hedge),也不仅限于作对冲交易,投资目标往往不限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市场。对冲基金的策略,可以分为三类:宏观的市场趋势投机、微观的事件驱动对冲、市场中性或利率中性的无风险套利。但是如果市场是健康的有效的,对冲基金的资金实力再大也不可能掀起什么风浪。人们耳熟能详的索罗斯量子基金就是对冲基金。在一些银行家看来,索罗斯是投资“英雄”,攻无不克战无不“利”;但在受冲击的一方比如1997年的泰国政府来看,索罗斯是魔鬼,是美国阴谋,他一手导演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是,当索罗斯试图冲击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时候遇到强硬的政府反击,不说他败走麦城至少他没什么可吹嘘的预期成果。所以,热钱并不是妖魔鬼怪,只不过是一只功夫较高的小猴子而已,也有失手的时候,也有无所作为的时候。

国内市场中游资的不同来源和习惯

目前国内市场体系中的游资并非一脉一支,而是来自几种不同的渠道,不说泾渭分明,也是猫走猫道鼠走鼠道,各不相干的。

首先,来源于期货和证券市场原始积累的私募和大户,少数精英步入正轨成为近两年渐成气候的PE主体,其余则继续留在二级和一级半市场,通过积累起来的商业关系和人脉资源,逐渐具备了迅速调动大规模资金的实力,他们是影响证券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力量,技术地说就是价格指数白噪音的来源。

第二,类似于温州炒房团和山西煤老板等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经过多年的经营逐渐积累和汇集了大量现金,随着中小企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实业资本陆陆续续退出生产领域进入商品投机和金融投资领域,这一部分资金更加偏好具有实物特征的投机,虽然主观上期望长期稳定的回报但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更甚更深。这类游资也需要细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血缘”之间还没有迅速融合的机制。他们的操作手法和内在形式貌似原始,无非囤积和抬会儿,但对实体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冲击更加直接。这是需要引导的资金,或是引入正规的金融投资渠道比如REIT,或是帮助他们重回实业领域,复活为中小企业群。因为这部分游资承担的投机风险最大,即便谨慎小心仍会有大批资金随时遭遇灭顶之灾,与其漫长的积累时期相比,投机损失之快之大是行外人无法了解的。

第三,大型企业集团或投融资平台走产融结合的发展道路,当然他们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中长期项目,但其现金调度产生的短期管理需求必然寻找短期资金投资场所,国内债券市场发展滞后,致使很多大规模的现金借助于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渠道汇入游资行列。一旦尝到了甜头,他们就会重复地联络游资渠道,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块财务利润来源。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深刻地影响了各国经济,各家央行在2009年几乎毫无例外地放松了银根。银行贷款也必须小心地挑选可靠的企业,所以大型企业集团获得的现金流入空前丰沛而实体经济的复苏是缓慢的不确定的,大规模企业并购从来不是随手拈来、一蹴而就的,盲目乐观的实业投资必然吃苦头,于是游离于实体经济外表的现金流给游资壮大了不少声色。全国各地的地王一茬一茬的,当然不是小资本支撑的,好在他们一般与政府政策保持基本一致,不会直接冲击日用消费品市场。

第四,国际游资是我们一直十分警惕也必须保持十分警惕的风险源,因其自由自在、独来独往的“外资”身份,“神龙见首不见尾”,世界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很难直接调控国际游资,当然也从未放松对国际游资的监视,包括学者和研究人员,都会经常关注外汇储备与国际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差额问题。外资入境,第一是因为购买了咱们的商品,商品出口外汇入境;第二就是外商直接投资,“支援我国经济建设”,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到中国来投资办厂。两者相加之和如果跟国家外汇储备总的变动额之间存在巨大差额,就是国际游资在活动。国际游资进来并非为了长期投资,必然寻找短期机会,造成相关市场的价格水平大起大落,同时也必然影响汇率波动。汇率涉及国际贸易规模、国际贸易地位、国际贸易条件,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有能力的政府不可袖手旁观的事情。中国因为还没有完全放开汇率和资本项目流动,所以干预起来比别的国家条件好一些,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游刃有余;另外,围绕中国的国际游资也都或多或少有些中国基因,彼此了解、心照不宣。纯粹的“洋血统”外资因为纯粹看好中国新兴市场的利润前景而进来投机的也大有人在,但不是主体。主体或者是中国红利溢出形成的资本积淀,或者是跳过龙门的中国资本,或者干脆就是穿着马甲儿的中国资本,总之都有些中国基因,当然也可能裹挟着一些小规模的零散的国际游资。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特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国的经济周期有自己的特点,这给外资提供了很好的投机窗口,这在我们的经济政策比较幼稚的时候甚至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互补作用,但游资本质上惟利是图,与国民福利、政府政策及其经济职能不相容。

土地资本化进程和公共风险

众所周知我们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当中,城市化是大家的期望,乡下人大都愿意变成城里人,很多年轻人希望去大都市发展。这个阶段也是一个土地的资本化阶段,原来的荒郊野岭一夜之间被规划为高档住宅区,这块土地的价格就会从几乎等于零到大幅度的不断上升,我们知道这个升值过程不是一家独占的,土地会反复倒手,价格会越倒越高。土地资源或者通俗地说“地皮”,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相对于一般商品,土地及其相关商品的价值大得多,房地产行业最看重的就是“地段、地段”。当然除了住宅用地,很多其他用途的土地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以及基础设施用地。城市化将我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一切都在变,转眼间就是沧海桑田。

社科院专家在探讨2009年天量贷款哪儿去了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个地方:土地市场。货币的基本职能是媒介商品交易,所以货币供给必须与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总产品量即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一定比例,否则必然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去年我国GDP增长不到10%而货币增长将近30%,可是我们没看见20%的通货膨胀率,原因是地方政府为了刺激本地经济大规模释放了“地根”。土地资本化过程在历史上在别的国家发生时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最著名的当属英国羊吃人。

土地资本化的概念是与公共风险紧密相关的,忽视其中的风险就是历史的罪人。与土地以及其他资源类商品相关的交易,要求规模空前的金融支持。在正规金融组织和金融秩序完善之前,游资就会大量涌现,此起彼伏,千变万化。在邻人一夜暴富的示范下,在天下惶惶的通胀预期中,更多的储蓄资金甚至生产周转资金都有加盟游资的冲动。现在回头看,国内市场几乎所有的游资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染指土地或其他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这也解释了游资得以生存和壮大的经济利润源泉。游资本身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同时也给社会生活制造了无谓的风险,但是他们是这个阶段的滋生物,他们存在,就在我们身边制造出海市蜃楼般的幻景。对此普通的储蓄型中小投资者,不必参与但不可不防,尤其是游资冲击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的时候,如果有必要应该呼吁社会和政府援助。保护自身利益的关键是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要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待到尘埃落定,一切都会恢复本来面目。

(作者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