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问题的教育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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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教育部“减负万里行・第2季”活动拉开了帷幕。如今，“减负”已成为一个获得持续性关注的话题。但是，多年来人们对于“减负”问题的讨论较多地源自一种经验视角，鲜有教育学专业视角的介入，即关注教师和家长对儿童学习负担的直接影响，从而造成人们对“减负”问题的理解陷入一种怪圈。一方面，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似乎愈“减”愈“重”；另一方面对“减负”问题的理解也愈加远离其本质。在此，我们基于教育学专业视域重新检讨“减负”问题，尝试寻找一种新的解决思路。

学习何以成为负担

对孩子来说，学习是其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种生活。而教师的教学与父母的教养对于孩子学习生活品质很有影响，学生负担也多从这些方面产生。

一、教师之教：迷失在“方法”中

课堂教学无疑是儿童学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的教学水平深刻地影响着儿童对基础教育课程的理解程度。这里是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对于课堂教学探索的自述。

1.充分发挥音乐的作用，创设情境。《会走路的树》这一课的教学过程中，导入时，给学生播放包含有鸟叫声、流水声的优美音乐，一下子让孩子进入了故事发生的幽深的树林里。

2.组织表演，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在《会走路的树》这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我让学生将小鸟与小驯鹿见面的情景进行了表演，孩子们都兴味盎然，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3.巧用绘画，增添课堂情趣。在《会走路的树》这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我用小鸟和驯鹿的简笔画，代替了文字板书，使学生更直观、更易于理解。

首先，我们肯定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对于课堂教学改革的探索与热情。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教育学困惑：这还是语文课吗？在此，我们看到音乐、表演和绘画，但是，语文在哪里？

语文的学科价值在于教会孩子正确使用国文母语。在帮助孩子形成基本文化素养方面，语文学科承担着不同于音乐、表演、绘画的特殊教育责任。在上述教学活动中，教师虽然着力于通过音乐、表演与绘画的形式来让语文课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让课堂“动”起来，但是，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语文学科性质特点，对于如何形成小学生语言能力素养缺乏整体教学考虑。例如，教师用简笔画代替文字板书。对于二年级的小学生来说，正确书写汉字的能力尚在形成过程中，教师仅仅考虑了学生的接受兴趣，却忘记了语文学科教育的内涵实质――国文母语的使用。这或许是教学问题的症结所在，即课堂热闹，但学生的学科素养却被打折扣了。现实的中小学课堂教学中，类似的教改课可能每天都在发生着。

在实践中，很多教师习惯于关注教的形式，即“如何教”，而对教学的内容“是什么”缺乏深入研究，并逐渐丧失了对于本学科原初性知识的追问，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专业成长中的“内涵性缺失”。这种缺失的具体表现：“语文课”被老师讲成“历史课”或“ 思政课”，“散文”被老师讲成“说明文”。这些教师缺乏追问学科内涵实质的专业自觉，对于学科本质与学生素养的内在联系缺乏足够的、深刻的认识，却热衷于在教学方法、教学形式等方面下功夫。其实，课堂上那些所谓调动学生兴趣的教学方法，如果脱离学科本质，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为了保证学习效果，一些教师只能凭借课后大量的习题训练来片面强化学生对于知识的熟悉程度，这或许是导致学生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曾高度关注学生的学习负担问题，他说：“许多教师认为，主要的罪过是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不完善，以及个别学科塞进了过多的次要的、多余的教材。这一切确实都是事实，但是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尚不在此。罪过的根源要在教学过程本身去找。”

二、家长之教：一厢情愿的“育才计划”

如今，很多家长热衷于给孩子报名参加各类兴趣班、特长班、加强班，挤掉了孩子几乎全部的课余时间。但是，有多少孩子的课余学习是出于自己真正的爱好呢？又有多少父母真正了解孩子的兴趣所在呢？意大利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曾说，在与儿童打交道的过程中，成年人会慢慢变得自私自利，或者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与孩子有关的一切，结果只能使他们之间的误解越积越多。

基于教育学视域，人是自然的产物，发展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教育活动之所以能够造就不同规格的人，其内在依据在于人有“发展”的能力。而作为自然产物的人，其发展能力是一种自然的赋予，而绝不是教育的结果。诚然，不同的教育可以“促进”“延缓”“阻止”人的发展，甚至可以改变发展的方向，但它绝不可能“创造”或“制造”发展。这是教育必须正视的前提。因此，教育的价值，或者说教育的标准，就是看它创造孩子继续发展的愿望到什么程度，看它为实现这种愿望提供的方法到什么程度。

关于“减负”问题的教育学解题思路

当我们去寻找一种教育学的解题思路，让“减负”问题回归教育学的专业判断时，有必要重新理解教师之教与父母之育。

一、教师之教的艺术

什么样的教能够使学生终身受益，或许来自学生的判断比教师的判断更可靠。著名作家梁实秋先生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回忆曾教他国文的徐先生：

徐先生讲国文之前，先介绍作者，之后，朗诵全文一遍。这一篇朗诵可很有意思……他把文字里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给宣泄出来了。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是已经理会到原文意义的一半了。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朗朗上口，那却是真的。

徐先生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页整页地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地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但是，他郑重地给我解释一会，他说：“你拿了去细细地体味，你的原文是软趴趴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来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我仔细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在这删削之间见出他的功夫。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

通过这一教学故事，我们对于语文课的学科内涵性质可以有一个质感的理解。先看朗读，这应被视为语文老师最见功底、也最显才情的事。老师读得好，学生就把老师看成是作者了，语文教学也因此成功了一半。再看看老师修改学生作文，他改作文的本事不在别处，而在“删”，看似简单的勾抹，却蕴含着教育智慧，这里不是轻易否定学生的写作，而是帮助学生清楚地看清自己的写作意图。上述语文教学案例涉及学生三方面语文素养的形成：读准字音，理解课文，写作。老师一旦让学生真正明白了，就是素质养成了，也就终身受益了。一个真正清楚明白的学生，他又何需大量机械的作业呢？

以此为参照对比现行的中小学教学，一些老师的教学似乎离学科性质太远了，这或许正是教师专业内涵性缺失的表现。其实，教师要立足于基础教育课程中的特定学科，自觉地引导学生在一定方向上形成某种学科素养，而不是轻易放弃学科教育的使命。我国著名语文教育家夏尊先生曾在几所中学任过国文科教员（现在称“语文教师”）。他既不盲目听从课程标准的要求，也不轻易迷信国文教本，而是始终保持对国文学科性质特点的清醒理解。夏先生曾明确反对“教师和学生常常硬把印成的文选或‘国文课本’当作国文，把其余的一切摈斥于‘国文’之外”。在夏先生看来，“中学校的国文科的内容不是什么《古文观止》，什么《中国国文教本》，也不是教师所发的油印的文选讲义，所命的课题，所批改的文卷；乃是整个的对于本国文字的阅读与写作的教养”。从理解学科教育内涵，坚实学科教育使命的角度看，今天的语文教师或许能够从中获取重要的启迪。

其实对于“减负”，苏霍姆林斯基早就给出过真诚的建议：想克服负担过重现象，就得使学生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在他看来，学生的自由时间来自课堂：明智的、善于思考的教师能给学生赢得自由时间，而教会儿童利用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是靠口头解释（年龄小的孩子还不懂这些解释），而是要靠组织活动，靠示范，靠集体劳动，适当引导学生去接近爱好的发源地。为此，他所在学校设有两个“难题室”，一个是物理和技术方面的，另一个是生物和农学技术方面的。这两个工作室的管理者是高年级学生，面向全校学生开放。学生们课余时间来到这里，或独立工作，或合作研究，从而使这里成为学生智力爱好的发源地，教师也因此成为同儿童命运密切相关的人。

二、父母的育子艺术

真正的家教不是送孩子参加多少个特长班或者盯着孩子做各类功课，而在于家庭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影响，关键是家长自身的人文素养与自觉意识，身教重于言教。

著名学者费孝通在回忆父亲给自己影响时写道：我的父亲……回家期间忙于写视察报告……我的两位哥哥的任务是做校对，一人念原文，一人对抄本。我因为年纪小，只配在旁陪坐。这也许是我父亲有意教我们这几个孩子怎样认真写作的方法。我哥哥后来自己写文章时，字迹清楚，反复审读的习惯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在旁边听他们校对，对我也有教育，我后来喜欢写文章，写调查报告，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费孝通的父亲没有给孩子讲大道理，而是带着孩子们一起做事。对于儿童来说，与父母一起完成一项事情，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快乐时光。当然，父母爱孩子不仅在于具体地指导孩子完成一项工作，与孩子分享闲暇时光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家教。对于孩子来说，家教首先是一种精神氛围的感染。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

所以，教师和家长作为孩子命运最直接相关的人，非常有必要保持清醒的教育智慧，不要让过多无价值的课业占据孩子的时间和心灵。童年只有一次，作为与孩子命运相关的教师和家长，必须坚守教育学立场，把童年还给孩子。

参考文献（略）

本论文系2012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资助项目（NCET-12-06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