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艺术家:韩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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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涛是一个无论是用三言两语还是长篇阔论都很难概括的艺术家，办学校、开画廊、策展、拍电影、搞摄影、玩极限……他把这每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都做得在意料之外；他的艺术非此即彼，永远无法向中庸妥协；他顽固执拗的坚持，又让他在封禁中找到了适存的境地；他孤独地在实验领域探索，又获得了小众却稳固的力量；他深陷于社会的局限中又放浪于形骸之外，在艺术中怡然自得游刃有余……
30出头的韩涛操着一口山东方言向我介绍他的经历：他小学时画了一条从老鼠洞钻出来的蛇，因为老师的一句“你画画很有天赋”，从此便毫不迟疑的走上绘画之路。真正接受专业学习是从初中开始。他曾在鲁迅美术学院学油画，毕业后他并没有经历过大多数艺术家的辛酸与艰难历程。当其他艺术家都在等着自己的画被卖掉的时候，他就和几个当教师的高中同学租了间房办起了考前培训班，自己当上了老板。就是靠这样的收入来支持他拍电影、绘画以及生活。2005年他就拿着赚得的钱在798开了画廊“平民电影空间”，而后他因在工作室承接了北京第二届同性恋电影节等活动而受阻，之后搬进了现在宋庄的工作室，2006年在宋庄小堡新艺术区创建“平民电影资料馆”。现在对于798的印象，他说了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当艺术家在的时候这地方就火了，然后艺术家走了，这地方就商业了。”
韩涛为自己设计了工作室和画廊，同时也收藏了高氏兄弟、艾未未、李娃克、奉家丽、伊灵、王家增等6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参观了他收藏和展出的作品后，韩涛递给我一本厚厚的画册，囊括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他非常关注社会和时事，善于捕捉温情抑或奇异的事件。因此这些作品中大多都充斥着古怪的氛围和浓郁的政治色彩，这样的题材对于韩涛在北京举办个展受到限制，但同时又吸引了另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如高氏兄弟就成为了韩涛在国内最大的藏家，收藏了他的大量作品。他是个偏执的艺术家，不断的对新想法进行探索和实验，在这个人人都想逃避现世的年代，韩涛的做法更像是“大隐于市”，这也许就是他自己的哲学。
对话Conversation
《当代艺术》：你的每一个系列的作品都会用相同的色调，之前的作品能看出主题，但是这次的主题并不明显，这个系列的主题是什么?
韩涛：新系列中的每一幅作品并没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贯穿其中，但每一幅画都有一个故事，只是这些故事是独立的，它们之间并没有联系。我的创作是贯穿在生活过程的每个事件中的，任何一件可能会让我感到敏感或让我想要去记录它的事情我就会想到创作。我不喜欢符号性的东西，不会去画一个特定的形象，然后无限制的复制它，或者去选一个既定的主题，像写一篇命题作文一样。创作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当代艺术》：这些画背后都是怎样的故事?什么样的故事才会让你有想创作的冲动?
韩涛：什么样的故事都有可能会激发我记录它的欲望，因为我们并没有生活在真空中，身边有很多事情发生，感触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比如新画《一车草》是我对在798看到的一辆停靠在路边载着青草的自行车的写实；那个拿着盲人棍的孕妇，是对现在很多人的状态的描述：一种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迷茫状态；《母亲的嫁妆》是个过去用的暖瓶，我妈妈说当年她唯一的嫁妆就是这样一个暖瓶，我就觉得，嗯，值得记录；而《艺术家的象》是一个摄影师拍的作品经过处理以后的样子，我去掉了它的背景然后在其中加入了属于自己的成分。这幅画取名中国的寓言故事《瞎子摸象》，主要是反映了在我的视角中，国内艺术家就如同瞎子摸象一样的状态：我们国家并没有像西方一样形成艺术链，比如收藏系统、美术馆系统、画廊系统并没有建构完善。
《当代艺术》：你欣赏的画家是?在你的作品中有所借鉴吗?
韩涛：很多艺术家都是我欣赏的，我曾看了毕沙罗(法国印象派大师)的传记、画册，对他做了一番研究，我的新作中《毕沙罗庞图瓦兹风景》其实就是毕沙罗的一幅画的再创造，我以我的方式，去掉了风景里的人物，唯独留下了篱笆这个元素，那是一幅向他致敬的作品。
《当代艺术》：好像大多艺术家都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他们都不太去关注政治，而你以前的作品大都“很政治”，为什么?
韩涛：我关注事件。从上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中你会发现，每个时期的社会事件是不同的，每个年代反映出的问题也是不同的。我特别关注时事，因为政治离你并不遥远，你就生活在政治中，因此根本脱离不了这个话题。你也是要为你的生活去斗争的，不食人间烟火那不是艺术家，只能算是个避世的人，但绝不能说不谙世事就增加了他成为艺术家的可能。
《当代艺术》：你的作品以往会有一些暴力的场景，或者像新作系列一样色彩鲜明，很注重视觉的冲击吗?还是感受的传达?
韩涛：我的创作需要一段时间去思考。比如最近画的这些画，我想画的是我的感受。就像做行为一样，行为艺术家就像个修行者，他在做行为艺术的时候和观者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观者并没有这种体验，所以对这件事情的感悟和了解并不如那么深刻。对于我作品中暴力的色彩，我并不是注重暴力行为本身的一种表现，而是想通过这种呈现去思考人为什么要施暴。我不是活动家，有时候我只是事件的记录者，我感受到了旁观者的无力感，把这个事实呈现出来，其实也是这种无力感的呈现。而这种直陈的方式恰好就成为了社会禁忌话题。
《当代艺术》：你经常因为作品“不人流”或者触碰社会禁忌而没法展览，或者受到其他各种各样的限制，你有考虑过更“入流”一些吗?
韩涛：不可能。我不能根据别人的嗜好来找自己的定位，也不可能什么流行我就画什么。有些东西，不考虑市场反而更好。在创作的时候如果我考虑创作出来的东西好不好卖的话，这样的作品成不了艺术品。艺术品在艺术家的工作室(在创造的时候)是艺术品，一旦出了工作室就是商品。商品有商品的运作模式，艺术品有艺术品的运作模式，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有人会说画画是为了好卖，当然每个人多少都有这种心理，但我敢说每个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要卖掉的问题，还是在想怎样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是艺术家最重要的东西。
《当代艺术》：看了你的画册，觉得你以前的画和现在的画无论从风格还是主题都有很明显的变化，你有这种感觉吗?
韩涛：不但有变化，而且变化很大。人都会经历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关注的点也有很大差别。年轻时简单，不会想太多有深度的问题。关注点都是从自身出发，比如性，所以那时的作品中总有的体态。后来慢慢沉淀，从身体出发开始将身体上的感知转变成内心的思考，一种由个体到公共思考，我开始越来越关注公众事物而不是聚焦在自己身上。
《当代艺术》：你有自己的画廊，自己也策划展览吗?都展的什么样的艺术家的作品?
韩涛：我07年在山东省博物馆策划了一个展览“呼吸”，策划这次展览用了两年时间。这个展览是对我的老家山东当代艺术发展史的一个梳理和归纳。我临来北京的心愿就是要策划这样一个展览。每个人当确定一件事的时候就在心里埋下了一块石头，一定要将它搬掉，不然这块石头就越来越重。于是07年我最终搬掉了这块石头然后进京。在我的画廊展出的也大多是一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今天你看到的正在展的就是我比较欣赏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
《当代艺术》：你拍电影是作为画画以外的个人兴趣爱好还是已经有一定规模或者成为职业了?你创作的电影也跟你的画一样政治色彩浓郁吗?
韩涛：我很喜欢电影，从小就喜欢。拍电影和画画都是一直相伴的事情，基本是穿行。2008年我参加了香港电影节，也参加过慕尼黑电影节，我很喜欢那样的氛围，感受也挺多。现在拍的大多是剧情电影，1999年开始拍纪录片，剧情片是2002年开始拍的。去年一年没画画就在改剧本。最近的一部剧情片是06年的《往事并不如烟》，由于涉及到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些敏感话题而没法公映，我的电影不一定和政治有关，但有很实验的成分。我很喜欢法国导演戈达尔的电影，他的作品也很政治，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对我影响很大，如果有机会你从《往事并不如烟》就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