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民俗的风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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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着生于斯、长于斯、啼于斯、歌于斯的总角记忆和缱绻乡情，我一直对抒写关中，特别是故乡渭北高原一带风土民俗的文字格外留意。自己也差强人意地写过一些。这大概也就是《左传》上所说的那种“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的情愫吧。
故乡风高土厚之淳朴，民俗歌谣之优美，乐善仗义之慷慨，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往往被赞为一块古风犹存的土地。从唐代韩琮《骆谷晚望》诗中“秦川如画渭如丝”的诗句到清代李声振《百戏竹枝词》中“耳热歌呼土语真，那须叩缶说先秦”对秦腔的美誉，都让人读了对关中不禁萌生一种思慕向往之情。近些年来，抒写关中风情民俗的诗文也时有所见，真情实写，读了令人心动的篇章固然也有，但真能够像鲁迅先生所反映故乡浙东一带风土民情那样的深情文字尚少。有些对关中风情一知半解、落笔即见硬伤的文字，更是让人读了啼笑皆非。还有一种专以调侃为能事的玩艺，每以外人奚落三秦百姓的所谓“陕西十大怪”做文章，就更是不足为训了。不是说陕西人在生活中没有不雅之举措，而是说不应扭曲夸大并以此尽出陕西人的洋相。毕竟一方水土，一方风俗嘛。前几年我意外地在书店发现一册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小品集，所编选的均是“五四”以来一些前辈大师所写的随笔小品。其中在《谈风情》一组内，有一篇题为《媳妇生活》的小品，作者就是我们的乡贤、已故的著名爱国人士李敷仁。这篇小品倒是将我们关中人们耳熟能详的旧时媳妇生活写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既有扑面的乡风土语，又略含书卷气韵，端的是入情入理，大雅大俗。我敢说，没有对民俗精湛的研究和丰富的生活阅历，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记得我当时读了后的那种快意和折服感，几乎难于言表，怕只有像当年坡对韩愈一篇精品佩服得五体投地，极而言之的那句话“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差可比拟。很可惜时下像这样深谙关中风情又极富学养的散文小品已不多见了。
没想到这次应邀为袁品生的散文集《绣花鞋》作序，却又让我无形中领略了一次纯净而又质朴的关中风土民习。在她的这些身边事、乡亲情、家常语的娓娓絮叨中，我仿佛又回到了久违的故园热土，徜徉在杂花盛开的阡陌小径上，得以一览五光十色的田园风光，聆听家长里短的乡村夜话。品生的散文除少数的篇章外，居多的都是抒写一个村子——礼泉县桥北村的情和景、人和事。但就是在这区区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她仍通过自己朴素而又缜密的文字，由远及近，或详或略，向世人展现出生命的无限丰盈和美好。类似这样写乡情、写童年的散文，此前我也见到过一些，但像她如此集中地写一个村子，又写得很有情彩的并不多。于是便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位名叫胡安·鲁尔福的拉丁美洲作家。这位作家谈到他的创作时曾深有感触地说：“跟我写的有关景物是我童年时代的土地……是我生活过的那个村庄给了我写作的气氛。”又说：“我童年时代的人物是朴实的，他们的表达方式也是朴实的。”他对这些人物既很熟悉又非常怀念，因此，在他写来也就胸有成竹，十分得心应手。品生显然也没有辜负桥北村浓郁的乡情氛围对自己的熏陶和滋养，从而使她笔下“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父母、与命运顽强抗争的三寡妇、无师自通的巧木匠姑父、饲养员本娃叔等，无不写得栩栩如生，声欬可闻。有的读着催人泪下，有的读着叫人叹惋不止。她的这一类文字，多是不加粉饰地家常絮语式的白描，却缘于发自肺腑，仍然让人感到真真切切、朴朴素素。这种看似平易实则清通的写法，不正是明朝邱濬的那首诗所说的“吐语操持不用奇，风行水上茧抽丝。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吗？
品生还有些散文写出了时代变迁、人生沉浮，有着一种岁月沧桑、浮世多艰的意味。如《最后一座百年老屋》，面对着一栋旧时王谢，燕去梁空的老屋，她竟不惜花了那么多的笔墨，根根筋筋，仔细求索，最后终于为我们揭开了一部熠熠闪光的族谱。《从秀才到烈士》和《五姨妈王观政》，又地地道道是两篇声情并茂的革命回忆录，不仅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也堪称地方党史中的两份弥足珍贵的史料。而那篇《未曾谋面的公公》，虽是在述说着一段家庭痛史，却语调并不低沉，字里行间反而流露出一种义正辞严的不平和正气。条分缕析，持之有故，反映了品生在写带有思辨性之类的文章时，也是笔墨从容、有理有节的。还有好几篇在我看来近乎杂文的篇章，诸如《眼见小》、《姓氏其实并不重要》、《也说家》等，也可以视为她亦能驾驭这类“笑谈真理”文字的佐证。
品生作为一个女性，其最大特点也就是她对一切事物的观察，对人情世态的感受，有着超过普通男性的细致入微的敏感和颖悟。加之她又具有很强的记忆力，因之写到许多民情风俗时都能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像她在《童年游戏小记》中所写的童年时代的各种游戏，其滚瓜烂熟的程度，俨然就是一个擅长此道的小姑娘的行家传艺；那么，在《过年》中所写的烙面及其制作等情事，熟稔得又俨然是一位聪惠的巧媳妇的现身说法。品生确实不愧为一个心灵手巧的女性，她能在丈夫的帮助下，将一个非常逼仄、仅能容身的小房间，收拾和调整得那么妥贴、“窝耶”（请容许我在这里也使用一句关中土语），不能不叫人为之羡慕感佩。所以，读她的《陋室》一文时，我就自然联想到高僧志公的一则《斑鸠偈语》来：“人道斑鸠拙，我道斑鸠巧。一根两根柴，便是家缘了。”
以上所言，就是我大体读了这册《绣花鞋》散文后的一些直感。但如果仅此也就未免多少有点过誉之嫌了。尽管我对品生的散文总的印象不错，但也还是发现了某些不足之处。概括地说，也就是两点：一点是个别篇章打磨不够，缺少必要的剪裁。细致是够细致了，却易于流为琐屑。再一点是品生的散文很注意吸纳方言土语，这原本是个优点，凡恰到好处的引用，也确实增强了文章的乡土味。但有些却过于冷僻生涩，就不免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影响了阅读的顺畅。如《听来的故事》最后结尾处所引的那首同志们取笑老苗的打油诗：“孈女婿看丈母娘，带了两个大沙瓤，一路走、一路藏，西瓜疒及了没人尝。”多么幽默诙谐，可四句诗里连用了两个十分陌生的方言土字，便意趣减半了（如前者的“孈”改为“傻”，后者的“疒及”改为“馊”多好）。中国有两句成语，做事和作文都用得上，那就是适可而止和过犹不及，即老百姓所谓的：“少一锉不成，多一锉毁器。”由此可见写散文必须要注意疏密有度；同样，对方言土语的使用亦应有所节制。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无妨实话实说，连笔者自己也往往把握不好这个“度”，动辄兴来率尔操觚，信马由缰，一发不可收拾，每篇都写得盆溢钵满，对明显的累赘，也不忍心割爱。也难怪，“文章是自己的好”，这是历来文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普遍心态，要推敲和斧正就只能另请高明了。感念及此，郑板桥与韩生镐论文时所作的那一副著名的联语便不期然地落在我的笔端：“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前人曾将此联语刻石并作跋云：“板桥先生蕴书卷之秀，发于政治笔墨，此其一事也。”今天，作为共有同好的文友，我愿与品生同志以此联语为座铭而同策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