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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室印”拾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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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室”,是古代文人读书论著、吟诗挥笔的居室。为斋室镌刻的印章。谓之“斋室印”,多见于书画、版本和简札上。最早见于记载的斋室,大概是三国时曹克的“遂志之量”:最早的一枚斋室印则是唐代大臣。自此蔚成风气,一般读书人都起个斋室名儿,镌刻一枚斋室印章,充作文玩,沿袭至今而不衰。

斋室的命名,颇有兴味可究。古人对它的取名,寄托的本意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修身养性、以为戒勉。如李泌的“端居室”,是演绎《周礼》中“居天下之大端”一语而成,告诫自己要作个刚直正派之人。宋代书家吴琚的“遐思堂”,源出《左传》中“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强调加强自我修养,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再如,何香凝老人的“双清楼”;红学家冯其庸的“宽堂”。前者抒心迹双清之志;后者借以“志高天亦窄,心广堂自宽”而抒怀言志。

又有以物寓义,陶冶情趣:或以金石书画而得名。历来松、竹、梅是高风亮节的象征,古人遂以此寓其斋室,表明心迹。如元代书法家赵孟俯的“松雪斋”、元代名画家王冕的“梅花屋”、清代著名文学家朱彝尊以其别号书为室名“竹”等皆是。北宋书画家米芾珍藏有著名的晋代法帖,名其斋堂为“宝晋斋”。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一生集有古代玺印一万枚。斋名就称为“万印楼”。耐人寻味的是,清代收藏家沈韵初,梦寐以求小蓬莱阁汉石经残字,就请好友赵之谦先镌刻了“汉石经室”一印供赏:嗣后沈氏经历沧桑终于获得汉石经,使“汉石经印”名实相符,堪称斋室印中的一桩奇闻轶事,

也有些斋室名目,是用以记录某种遭遇或特定典故的。宋代大儒苏轼谪贬黄州寓居临皋亭,在亭的东坡建一堂屋,巧逢下雪之辰竣工,因而取名“东坡雪堂”;闻名于世,“东坡居士”的大号即由此而来。司马光的“莹照楼”典出于晋代车胤的萤光照读。据传,清代诗人龚自珍当时获得一枚稀有的汉玉印。鸟虫书的印文被释为“婕妤妾赵”四个字,认定是汉代宫妃赵飞燕的用印,便立即建起了“宝燕阁”;忙了一阵,殊不知印文中的第四字当释为“蛸”。风马牛不相及,两者之间毫无关系,啼笑皆非,竟成为斋室印的笑话一宗!藏书家周春,因得宋刻本《陶渊明诗集》、《礼札》而喜,将书室定为“礼陶斋”,后把《礼札》舍弃,遂改书室为“宝陶斋”,继之又忍痛割爱《陶渊明集》,终而定名为“梦陶斋”。类此随书集散而易斋名的轶闻,在史籍中一时传为趣谈。

还有激励自我,发愤苫学,以自勉、自警的。南宋名词人张孝祥,一生抄录诗书达六千卷,因此治印“手抄六千卷楼”,作为斋室印。明末文人张溥每见好书妙文。必妙录之,并反复熟读七遍,使之融会贯通后,随将抄稿焚毁,故而锈刻一枚名曰:“七焚斋”室印,以志其攻书之法。近代学者章钰的“四当堂”斋室印,其寓意是:“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愤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足见其藏书癖与读书迷的形象。《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曾把寓所的一间小斋,命名为“抱残守缺斋”,并治印而自赏。这都属于这一类型。

除上所述,在古人拥有不少的斋室印中,属于炫耀家珍一类的当数,乾隆皇帝弘历,他占有了晋代大书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殉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有了这三件稀世之珍,故颜其斋室为“三希堂”。并留下一枚:“三希堂精鉴玺”御印,足可佐证。古文字学有吴大潋。曾获古代将军印二十八枚,怡然以“二十八将军印斋”额其室。饶有趣味的是,他先后镌过洋洋洒洒长达十四个字的“五十八譬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等二十八个斋室印章,为古今之冠。但斋室印往往是不存在斋室,而只有印章的。明代学者文徵明,曾为自己的居处取过“友山草房”、“玉磐山舍”、“玉兰堂”、“安处斋”、“停云馆”、“悟言室”等等许多雅称,其实,正如其所言:“我之书屋多起造于印上”。这样看来,这些印章只能说是文人遣兴的“文学中品”罢了。

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作家也给自己的斋室取名治印。如“绿林书屋”(鲁迅),因“正人君子”诬贬鲁迅先生为“学匪”,故他以此名反讥之。“羿楼”(柳亚子),典出于《淮南子・后羿射日篇》,羿为古代神话中的射日英雄,“日”即指当时日寇。反映主人抗日时的理想与意愿。“无倦苦斋”(钱君陶),由于主人仰慕无闷(赵之谦之号)、倦叟(黄牧甫之号)、苦铁(吴昌硕之号)三大艺术大师,故把三人别号之首字连缀在一起,并取《战国策》中“无倦劳之苦”一语,遂自刻斋印,以寄托治学之寓意。“犹博奕斋”(朱自清),表明自己研究学问跟有些人喜欢赌博、下棋一样兴味浓厚。“寄萍堂”(齐白石),国画大师白石老人在年近半百时,已五次运游天下,因厌倦其到处漂寄的生活,遂将自己的新居取此名。《未厌居》(叶圣陶),一卷在手,其乐无穷。读来如见其人,寓取“学而不厌”之意,这恐怕是出于毕生好学的偏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