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还是成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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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天府依然
除了赈灾的横幅，成都已经看不到关于地震的太多细节，至少在市区，帐篷已经不见踪影。地震改变四川，但成都人正努力地按照以往的步调生活下去，他们相信，先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5月12日下午两点，郑力正在自己新开张的茶园里和茶客闲话家常，有人抱怨他的酒水单做得太粗糙了，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本来没打算开张，还在装修的时候，就有人非进来喝茶不可，他只好去找了个店面现打印了几张“很庸俗”的酒水单，对方听了大笑。笑容还在脸上，整个院子突然开始剧烈地震动，玻璃门似乎要爆裂开来，每个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出于本能地向外逃窜，“没遇过这种场面，太恐怖了”。
3分钟后，一切归于平静，惊魂未定的郑力和服务员一起回到茶园，打算关门走人。但最让他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茶客们跟着他走了回来，又坐在院子里开始品茶，好像刚才发生的只是一个刺激的插曲，大家又在太阳下开始闲话家常。有看过灾难片的人开始猜测这是地震，旁边的人也来了兴趣，纷纷加入讨论，眉飞色舞。随后，铭刻在众人记忆中的场面出现了：一个掏耳朵的人走进了茶园招揽生意，郑力大惊失色：“你不怕地震的时候掏穿人家的耳朵?”对方摇摇头，“我的手很稳”。满园子的人顿时呆住，随即是哄堂大笑。“只有成都人才会这样，在其他地方，你想象不到地震的时候，还有这种事情发生。”郑力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仍然觉得很不真实，但它确实发生了。
成都不会变
“我后来想，当时的轻松状态，可能是因为大家还不知道汶川的情况，不知道灾难这么严重。”第二天，茶园里归于平静，再没有客人前来，郑力认真地准备暂时停业，但茶园的门最终还是没有关上：两个老太太堵住了门，希望能住进来。“我们住的是楼房，太危险了。我们能不能住在茶园里躲过这段时间，给你300元作为报酬?”郑力想了想，让服务员开门迎客，凡是有附近的居民要求住在这里，来者不拒。此例一开，人数最多的时候，这间位于宽巷子的“花间”茶园里横七竖八地睡了30来号人。
在与郑力的茶园两街之隔的景巷子里，王羽在地震的第二天照样装修他的餐厅和酒吧，余震还很频繁，但“该做的事情还要做”。工人们对此也没意见，和他一起在工地里敲打起来。后来他们发现，巷子里也没有停工。
台州人王羽来成都已经12年，当时他在国外做纺织品生意，计划来成都建厂，来了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之前他对成都的唯一印象来自父亲，“他是搞文艺演出的，来成都表演过。回去之后跟我说，这城市和杭州真像。”王羽到了成都之后开始专心做餐饮和酒店生意，无聊时就一个人在街上走一天，“走路是一种思考的方式，在成都，允许你这么慢悠悠地思考。”
地震也没有改变成都人不紧不慢的生活状态，救人的时候动作迅速，一旦回到自己的世界里，保持了几千年的生活习性还是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余震频繁的那几天，宽巷子里喝酒吃饭的人堆满了整条街，而这条街上的店铺甚至都还没有正式营业。有外地人看了很愤怒，但王羽认为这是可贵的一面：“灾难已经发生了，你能做的就是尽快回到平常的生活轨道中。照顾好自己才有资格去帮助别人。”
唯一的混乱发生在5月19日晚上，听到广播说有强烈余震的市民，不敢再住在家里，纷纷走上街头，整个城市陷于瘫痪，但一切都只维持了几个小时，到凌晨3点，终于有人因为“等得不耐烦”而毅然回家了。
王羽把成都在地震期间的变化比喻成一场车祸：“就好像一个人，以为车祸把自己撞残了，但发现其实并非如此。他可以很快恢复健康和信心，去过原来的生活。成都就是这个人，他正在很努力地回到以前的轨道中。”
我变了
6月3日的成都，除了赈灾的横幅，已经看不到关于地震的太多细节，至少在市区，帐篷已经不见踪影，餐馆和酒楼的生意开始好转。但5月26日，温泉走出火车站的时候，人们还都睡在大街上。
温泉登上了从青岛开往成都的火车后才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要去灾区参加救援，父母当时就慌了，他才22岁，况且学校也要考试了。火车上大部分都是赶着回乡的四川人，温泉周围坐着德阳人、绵竹人，他们操着椒盐普通话对温泉说，要回去把震垮的房子修起来，然后一脸平静的沉默。火车到西安的时候，遇到了一次余震，一车人也不惊慌，有人嘀咕，原来地震是这样的。
除了服兵役的两年时间，温泉从来没有长时间离开过青岛。2004年，他从所在的沈阳部队复原，又回到了家乡读大学，生活平淡。这个穿着绿色志愿者服的小伙子不爱说话，谈起地震就忍不住想哭，他在电视上看到救援部队开进四川，觉得自己没有理由缺席，“我也是军人，应该到前线去”。但去前线的愿望没有达成，他被志愿者中心分配到了一间公司协助筹款活动，在成都待了一个礼拜，他住在廉价旅馆里，带来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同事劝他想办法先解决生计问题，他也计划去找份工作，“好长时间地留在成都”。
王俊辉是温泉被分配公司的员工，地震第二天晚上，他就运送医务人员去了汉旺镇，“离开绵竹市区五六公里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一栋完整的房子，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战争。”看到灾区群众，他也不敢轻易找人说话，怕触动别人的痛楚，反倒是灾区群众更愿意找他们说话。“在那种情况下，你可以感觉到灾难对人的摧残。一个幸存者对我说，他看着自己的房子倒下来，他嫂子向他奔跑，但突然之间，人就被压在瓦砾下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很平静，把自己带血的双手拿给我看，我很想和他一起去挖那片废墟。”
1982年出生的王俊辉对自己的评价是“地震之前对很多事都漠然”，但地震之后，他认为自己学会了重新看待身边的事物。“人们都说80后是物质化的一代人，这句话放在以前是对的，但灾难之后，所有人都会改变。”王俊辉计划继续负责向灾区运送物资，他认为自己能够长期坚持下来。
谁需要变
“5・12”之后，最早进入震区的是民间力量。“5・12”当晚，玩无线电的漆奕和背着各自的设备去了西沿线和成都无线电协会的20余辆车会合，他们原本的目的地是都江堰，但随着灾情的进展，大家决定兵分两路，前往绵竹和什邡，两个地方的通讯都已经中断。在军方通讯车未到和移动电话基站还没有修复的时候，只有他们能够第一时间重建灾区和成都的联系，并把灾情发往全国。
因为两人都是短波玩家，根据短波的越距特点，没法直接联系成都，他们第一个联系上的是台湾一名发烧友，再把灾区情况从台湾发回成都。“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现场，知道灾区需要什么，是止血绷带还是起重机。”随着大量无线电爱好者进入灾区，物资需求被准确地传达至全国，而震区恢复常规通讯，要到5月14日以后。漆奕和他的朋友为救援黄金时间抢到了最宝贵的两天。
刘丹也是成都无线电协会的成员，因为没有车，他只能留在后方调度各种社会力量，几天内“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他希望这次地震能改变人们对无线电爱好者的看法：“目前，整个四川的无线电会员才几千人，如果能多些，在地震中起到的作用会更大。但实际上，这个群体很弱势，不被理解。”
漆奕也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地震后需要改变：“现代人对网络、手机这样的高科技产品太依赖了，但它们恰恰是最脆弱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系统就报废了。反而是一些看起来原始的物品能在灾难中挽救你的生命，哪怕只有一个手电筒，只要你会摩斯密码，也会为自己找到生路，但这些很重要的因素都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少了，我们变得有点退化，这是必须改变的。”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地震之后，参加无线电协会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这是一件好事，日本那么小的国家，也有100多万个私人电台，在国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可以最先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