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故地两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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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归“故里”兰州：66年前的十里店

尽管城固和兰州为我幼年记忆之源，居留陕、甘八年之久的这个“抗战时期”，也正是我生命最初形成的时段。这是多么重要的人生起点：人类灾难，国家大难，生存于艰困的大西北！然而，其后几经周折，那一段重要经历竟然离我远去，我后来似乎人为地将“我的幼年”起点定位在开始具有连续性记忆的南京了。此次余姚行确定后，才像今年初一样，开始考虑如何安排其他顺访之地。这才想到何不计划一次西北游？兰州遂在我的预期中逐日成为“已被现实化了的”目的地。此行的定位当然只是“个人旅游”，学术访问并非必需，但万万没有想到，开始的一小步，竟然发展为其后的一大步：开拓了另一次的“精神故土游”，认识到我原来也是“西北人”，“黄河人”。八年居于斯，长于斯，还不能以西北人自居吗？此行只在兰州，更具体的目标则是十里店，家父李蒸参与创建的西北师范学院旧址，附近的黄河以及土房宿舍后的大片枣树林（今日必已不存在了）。具体的记忆虽已荡然无存，模糊性记忆则有：城内水西门送水马车的丁当声，黄河边的羊皮筏和巨型水车，土墙外壁上涂画的防狼白灰圈，以及晚间月下游戏时对邻家小女孩可能到来的期盼。至于师院附小和课堂模样，则绝无半点印象。我在十里店附小上学到三年级，应当说，是黄河边的十里店开启了我的生命记忆之链，而我竟如此长久地将其深埋于心底，几近遗忘。当飞机降落在中川机场时，播音员告之“兰州到了”。此时我才突然进入“角色”，意识到岂非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归”？虽然已经是归来迟矣。

自2日学校派车接机至6日派车送机，四 日间无时无刻不在校领导的“关照”之中，出乎意料，也出乎期待。由于有去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演“敬而远之”的经历，本人对西北师范大学并无任何“关照”的期待。然而四天下来才渐渐体会到：在西北师大校园，我已摆脱不掉与家父的关联性了。即使“京师大学堂”脉绪多舛，而与师大历史上任职最久的家父，在教育精神上最为相通者仍然是曾被陈立夫予以降格的“西北师院”，而非今日之北京师范大学。原因无他，后者因地缘关系深染了各时期的政治色彩，历史形象塑造中也充满了学术势力争夺的因素。对比之下，今日西北师大师生对家父于艰苦条件下创校的往事，则充满着真挚的感念，以至于难免有“移情于子”之意，反而令我有承担不起之感了。父亲一生最后15年与我朝夕相处，对我之“我行我素”听之任之，遂成就了我学术上的特立独行。我于父亲故世36年后偶然重访其创学之地，突然浸入师生、领导对其赞誉有加的热情表白之中。尽管今日物欲横流，人们心底仍然对教育理想怀有崇敬之心。校院领导和三院师生对我的关照和热情，还流露出西北人的耿直和朴实心态。抵兰州前，托出版社先行寄达两套五种本人最近著译；返京后并将存留的百余本80年代版的本人著译书分送三个学院，以供研究生使用。正由于父亲为我的20年独立“文、史、哲研究”提供了长期“资助”，我才能有条件在新时期为中国、为人类人文理论事业做出一己贡献。现在，我也亲自来到师大图书馆前与父亲的塑像、题词合影，并向父亲致意。顺便一提，在参观完校史馆被馆长要求题词时，我才突然陷入另一尴尬境地：既怯于当众露书法之丑，又一时找不到恰当题词。大概足足耽误了大家好几十秒时间，才勉强凑出四个字“源远流长”。当大家齐声鼓掌“称赞”之时，我则确知那只意味着让大家跟着我松了一口气：“总算交了差！”

在师大文史学院、外语学院、政法学院分别做的三次讲演（有关仁学儒学、西方文艺理论、西方哲学）均济济一堂，虽然其间必有“创校校长之子”的号召力因素，而学生提问素质之高，丝毫不逊于京、沪高校。从其提问内容看，互联网时代实已将地域差别拉平，边远地区师生对现当代人文理论讯息的掌握，原来能够如此跟进。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些学生落落大方地自动走到台前致意和提问，其认真和礼貌明显与大都会曾遇到的一些“油滑学子”的心态有别。兰州两日最后的晚间一讲在兰州大学，由文学院和外语学院共同主持，学生的积极和踊跃一如师大，会后一些学生围住讲台不去，令我饱受“西北风”的温暖，而竟不觉自忖到：今后人文学术应自西北始乎？因为，人文学术生命之“根”在于致良知，在于诚学，而非在于变相商业化的资料性炒作，有其心，方能有其实。这哪里是今日大都会随处可见的“学术十里洋场”内能够产生的呢？

重要的不是知识积累了多少，而是学人的心志状态如何。人文学术最忌“油滑”二字。西北民风朴实，正是治学最佳的主观条件之一。兰大讲演间一学生提问转向“今日我等该如何做”的实际性问题，同学们竟然接以热烈掌声。我于是答称：同学们是期待我作为讲演人能够对此给予较具体的回答吧？同学们又是一阵掌声回应。然而“只善辩难不善诱导”的我，答复似乎并不切题。其实我的意思是：人人可以做到“尽其在我”及“学为己”，绝不可依赖客观条件及与他人攀比。攀比之风胜炽，足证世风浮薄，读书人反其道立志而行，岂非正在此时？何时何代真正读书种子不是逆势而动的呢？

此次南北两周行，讲题始于阳明学之仁学致良知，终于人文科学理论必以主体伦理学为基础之主张。兰州位于两山一水之中，气势雄伟，自有其人杰地灵之资，父亲抗战期间经营西北教育，也许确实遗留下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种子。

重入华家岭：70年前记住的途中地名，我为“西北人”

返国前曾与兰州联系人商量如何度过学术活动后的最后一日，最终选择了去定西山间贫脊农村。此想法却引起师大接待方的犹豫，因为山区路远途艰，有安全方面的顾虑。我正在思忖如何说服院长同意此计划时，突然听到联系人说出“华家岭”三字，并知悉待访的农村正是位于华家岭山坳内，不禁说出“如是，则必得有此行矣”，所附加理由是：此为70年前随学校由城固搬迁至兰州时所经之地，大概也正是乘坐的卡车翻车之地（恕我地理无知，至少在我的记忆中，翻车与华家岭的崎岖山路有所联系；而我始终对四五岁时的那次翻车事故有所记忆），所以我才牢记住了这个含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名字：华家岭（奇怪的是我在以前写的幼年回忆中竟然未想起这个名字，直到此次由这位来自华家岭、曾在华家岭山区任教多年的老师口中偶然说出来）。原来是华家岭“故地”！行程于是排定。院方只好安排了有经验的司机和办公室主任同行，以成就我重温“华家岭之梦”。这样就有了来回400公里的华家岭山路行。如果学校特意将对我的“照顾”和“老院长”联系起来，倒也可将此次华家岭行视作1941年那次学校西迁故事片段的忆旧之旅。黄土高原上的重山深谷，遂成为此次学术两周行之真正高潮：重归苍凉壮伟的华家岭怀抱！我深埋在记忆中的重山峻岭的名字，竟于迟暮之年重现于现实中了。生于北平的我，原来先已是“西北人”，然后才是“浙东人”，是生命血液里已兼有“东西”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