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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衡:电影艺术绝无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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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机会走近左衡的人来说,他的眼神,比之他的各种社会身份――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部副主任、电影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更容易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中国电影学术和评论界的青年代表,左衡有着一些老派知识分子的情怀和风骨,这点可从他说话向来直接,不会拐弯抹角,更不会刻意逢迎上看出来。左衡还以爱说实话、敢说真话而著称,甚至他用“乌鸦”来自嘲自己:“做乌鸦不做喜鹊,这是我做人的一点坚持。”

近年来左衡活跃于各大高校的讲台上,曾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年度“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之一。而公众对他的了解,则更多是集中在电视荧屏上,作为点评嘉宾,他经常在CCTV电影频道《佳片有约》栏目露面,他独到的、具有鲜明知识分子立场的点评,获得了许多观众的认可。

而说起他与电影的缘分,则要追溯到30年前。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黄金期。不仅是老百姓可以看到原来看不到的各国电影,而且中国电影创作也百花齐放。受到大环境的熏陶,左衡从小就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直到研究生阶段,才终于进入了一直喜爱的电影世界,搞起了学术研究。如今,作为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副研究员,他还在贵州省帮助当地政府做电影方面的发展工作。

左衡说自己这20年,是从“书呆子”到“教书匠”的转变,并进入到中国电影产业的观察和评论领域。爱之深,责之切,他说自己对中国电影现状和未来发展感到忧心忡忡,心里只有“着急”两个字,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所以说话语速很快。

在对中国电影的看法上,他是一个谨慎悲观论者,认为中国电影真正强大,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

三月底,北京,左衡接受了《中国青年》杂志记者的独家专访。

中国需要尽快形成自己的类型片模式

《中国青年》:最近热映的国产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被媒体认为是确立了中国都市爱情喜剧的类型片,这也让人们对“类型片”这一话题的兴趣又提升了,你怎么看?

左衡:所谓类型片,往往有超越个别或个体之上的含义。好莱坞用几十年的时间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各种电影类型,它的审美和情感价值取向,一般都符合社会主流的观念,从而可以不断复制,这是好莱坞繁荣的基础。所以今天的中国电影行业要走向全面繁荣,也需要尽快形成自己的类型片模式,也就是自己的主流审美趣味和价值观。

《北京遇上西雅图》实际上也借鉴了美国和韩国的一些电影元素,还算不上是完全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类型片。直到今天,只有武侠片是国际上公认的属于中国的类型片,在外国观众看来,华语电影除武侠片外没有其他纯中国特点的类型片。这些年来,我们都认识到中国需要发展类型片,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关键是中国的电影工业还处在一个比较低水平的阶段,甚至还不能说是工业,而更接近于“手工业”,它靠的不是大工业化、精细分工的模式,而是小团队的作坊模式。比如成龙、吴宇森、冯小刚等,在创作时都要靠自己的班子,而不是依托于个人色彩不那么显著的工业化制作体系。相比之下,好莱坞电影工业是一个近乎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大多数情况下,包括导演在内的核心主创人员只有几个,其他各个环节、工序上具体人员可以变化,但都能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分工非常细。随便举个例子,精良的好莱坞影片,其主要人物的台词是要由多位编剧分别来写,而且往往要写若干遍。而在中国,一部电影的编剧如果有6个人已经算是很多了。

对于普通观众,有一个对比中美电影成熟程度的笨办法,也是很直观的办法,就是看片尾字幕,美国电影的片尾演职人员表半天都走不完,为了让你耐心看完,甚至在最后还加个“彩蛋”。而大多数中国电影的演职人员表一会儿就完了。

其实,我们回过头去对比一下80年代的中美电影,会发现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差距。中美电影的差距就是在这30年里拉开的,当然这也是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霸权的过程。

期待重新展现出汉唐精神的那个中国

《中国青年》:现在电影界内外,都在热议电影分级制的话题,你怎么看?

左衡:电影分级制是电影文化发达国家在多年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种有效的生产和传播模式。从长远来看,我国采用分级制势在必行。分级制可以真正对电影产业健康发展起到规范作用,包括有效保护未成年人。有了分级制,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如果电影发行商和影院有违规违法、打球的做法,就可以由司法和执法部门来处理,这样就能厘清权力的边界。但在给电影立法上,我们国家因为多方面的原因,还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青年》: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国的电影想要实现兴盛,该如何去做?

左衡:电影是时代和社会的缩影,它反映出当前文化的整体发育水平。中国本身有很丰富的文化资源,比如在叙事方法上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遗产,像《左传》《史记》这些史书讲一个人物、一件事情,是把人放在一个中国文化独有的时空关系和宇宙观里边去。这样的资源对华语电影的创作者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但现在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些,更不用说了解、理解和化用,因为对于今天大多数电影创作者来说,文言文本身已经变成一种障碍,这很可悲。

现在一提起中国文化,可能大家最容易联想到的是明清,但我认为真正的中国大气象,还是在汉唐。宋明实际上已经进入中国古典文化的末期。汉唐那种兼容并蓄、开放包容,才是中国文化里最值得我们今天传承的精神。比如,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大兴于中国,这不但有思维方式的原因,还有文化心态。据说禅宗初祖达摩就认为,中国更具大乘根性。我认为,李安最新的作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就具备这样一种“大乘”气象,它的主人公是印度少年,制作出品是美国好莱坞的,但骨子里却是要消泯种族国家宗教等等界限。李安没有强调要打破这些界限,但他自然而然地就迈过去了。这种宽厚的心胸、淡然的心境,很像汉唐人对外来宗教种族的态度。可惜,到现在,华语电影人中只有李安在国际电影舞台上做到了这一点,而我们还在把“中国特色”当紧箍咒,画地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