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自由下的隐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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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海边有比鲨鱼更可怕的东西。”这是1890年出现在报纸上的一句话，“就是那帮业余摄影爱好者。”19世纪，可以手持拍照的相机问世了，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从此以后，沙滩上晒日光浴的人们过上了“提心吊胆”的日子。

一个多世纪之后，业余摄影再一次惹来了麻烦事。现在，在很多国家都有专门用来监控道路和城市的闭路监视系统，人们本已对此习以为常，但随着相机变得越来越小，数据存储成本不断降低，拍摄照片最多的却是个人。

已经有1万多人体验了谷歌眼镜的原型产品，它穿戴如眼镜，实际上却是一部微缩的电脑，谷歌的目标就是用这个架在鼻梁上的小玩意儿取代智能手机的所有功能。在这个可折叠的眼镜框上，既有相机，又有显示屏，更便于使用者拍照、发送信息、上网搜索。

眼镜这样的设计并不一定会成功，不过更巨大的变革已经开始冒头。俄罗斯是个保险诈骗猖獗的国度，现在至少有100万辆车已经配备了行车摄像设备，可以拍下道路前方发生的一切情况。在美国，警员的制服上被安上了视频摄像头，拍下他们与公众互动过程中的一言一行。爱猫族现在可以给猫咪戴上领结摄像头，无论猫咪怎么游走，主人心里再也不会没着没落。

无处不在的拍摄和记录确实做出了很多贡献。医生给脑部受过伤害的病人提供相机，不时地回看过去的影像可以帮助他们恢复记忆。行车记录仪可以解决保险争端，并鼓励人们安全驾驶。警察的摄像头既可以先灭了无理取闹者的威风，又能监督警员，不能虐待嫌疑人。一个英国士兵不久前被证实谋杀了一名受伤的阿富汗人，他的所作所为都被战友头盔上的摄像头拍了下了。视频拍摄的广泛使用也给经验丰富的医生和工程师们带来了好处，他们不仅可以用这些素材培养接班人，还可以在一些纠纷中帮自己脱困。

乐观者看到了更长远的好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携带行动跟踪设备，戴在手腕上或者放在兜里，监测他们的运动效果和睡眠形态；摄像头的利用会更加高效，或许也会用来跟踪记录佩戴者的每日食谱。当穿戴者不幸成为某个事故或者罪案的受害者时，这种“个人黑匣子”会记录下当时的画面。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被这样的未来图景震撼。完美的数字记忆也有可能是一种痛苦，苦涩与甜蜜都以无损的格式保存下来，这又何必呢？

更大的担忧来自于那些站在镜头前的人，而非镜头后面的拍摄者。在学校霸凌事件中，欺凌者用手机拍下过程，借此持续羞辱受害者；网络上开始充斥着在公共场所偷拍的女性照片，可穿戴摄像头可以让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变得更加容易。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不断成熟和完善的人脸识别技术，它可以让商家或者政府从网络上数十亿的图片中提取个人信息。相机与每一个地方都在快速地结合，在酒吧、街道、办公室，现在人脑袋上也能戴一个，配合社交网络或其他服务提供商开发的算法，这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也是个危险的信号。无论何时，你的活动都能被跟踪，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也能马上知道你是谁，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你能逃多远？

总的来说，技术的发展总是喜闻乐见的事情，人们并没有太多恐惧，这是因为它牵扯着更深层次的推动力，那就是自由。自由当然包含隐私权：如果你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在案，自由也大打折扣。

一种方法是禁止某些设备的使用。奥地利就禁止使用行车记录仪，如果司机拍摄行车状况，有可能面临13400美元的罚款。但是禁止使用又剥夺了人们获得便利的权利，社会的自然选择或许会发展出更好的规则，来约束何地、如何使用技术，就好像我们解决19世纪的“沙滩危机”一样。

就目前来看，企业对这个问题还比较谨慎。谷歌禁止其眼镜使用脸部识别的App，而且它的摄像头也被定制为只能拍摄短视频。日本的数码相机制造商也保证，他们的产品每拍一张照片都会发出快门声。

随着相机变得越来越无孔不入，势必需要新的法律来规范。政府应该规定，只能在对公众明确有益的情况下，才有权使用脸部识别技术，比如说识别银行劫匪。如果使用识别技术的是企业或者陌生人，那对被识别者来说，他至少应该拥有一个选项，不让识别信息自动呈现。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个人数据，Facebook和谷歌应该强制性地建立更高安全标准的默认隐私设定（这一设定也可应使用者要求降低）。

硅谷强调技术自由的伟力，通常情况下，这是对的。但一个设备给予某人的自由，在有些时候，恰恰会剥夺另一个人的自由。现在就该采取行动，否则，一眨眼，隐私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