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旅蒙商.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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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走西口的“西口”

流行于晋、蒙、陕、冀交界处的二人台剧种中，有一出最富有代表性的剧目就是“走西口”。该剧的剧情叙述了新婚不久的太春玉莲夫妻，迫于生计，丈夫不得不出口外谋生而忍痛别离的故事。剧中那依依恋眷的表演和撕心裂肺的唱腔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除戏剧“走西口”外，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走西口也有相传。那么走西口的“西口”到底是指何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泛指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既然“西口”是戏剧所叙，就不一定在“实”字上加以考证，清代山西遭年馑绝非一次两次，大批饥民外出谋生也就不会只走一条路。那么，走西口的“西口”就可以理解为山西西部沿黄河北上直至大同北郊晋蒙接壤的各条道路。

二、概指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西口”是指秦晋两地到内蒙甚至宁夏一带的各个通道关口。他们的依据是，既然剧中有“坐船,（你要）坐船舱，你（千万）莫要坐船头，要小心（哪个）河上风摆浪，把哥哥你摆在河里头”的唱词，那么走西口的途中必定有坐船渡河的地方。而黄土高原唯一可撑船摆渡的河就是黄河。照此分析，走西口的通道口就是在河曲、保德范围之内的大路小道为妥。

三、特指说。这里对“西口”的特指，就是指山西北部的杀虎口。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走西口的现象由来已久。从明末开始直至清代以及民国年间从未间断。彼时的杀虎口正是闻名遐迩的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行人熙熙攘攘，有香车宝马的达官贵人，但更多的是破帽缕衣外出谋生的贫民百姓和创业的铮铮汉子。当时号称塞北两大口的就是张家口（东口）和杀虎口（西口）。“东口”、“西口”最原始的叫法出自民间，较早的官方文字表述则是出自《清史稿》一书。这样，官方、民间都认可了“西口”就是杀虎口。另外，当年杀虎口校场沟西侧大路旁开设旅店者甚多。如有“崞县店”、“忻州店”、“代州店”、“晋泰店”、“岭前店”、“府南店”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客店在解放初期尚有残破的房舍院落存在。以客店的名字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地方出口外的行人众多，他们都愿意投宿于同乡店中歇脚，这也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事。若再以“走西口”这出戏剧溯源则可知，二人台这个剧种最初是由民间山曲小调发展到“打土滩”，而后，才逐渐演化为一个剧种的。笔者儿时曾听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的二人台老艺人刘银威说过，他小时候其师傅口传过山曲形式的“老走西口”。其中就有“走到杀虎口，碰到（一个）旧朋友，他把我留在家里头，喝了顿糠糊糊”“走到石匣子沟，两腿肿了个粗，受苦人不怕（它）腿肿粗，就怕强人（来）把命收”等唱词。综上所述，在认定“西口”的几种说法中，“泛指说”、“概指说”都显得较为空洞不具体，其中又有某些猜测的随意性存在。综合民间、官方、文艺戏曲、现实遗迹等情况来作全面的分析就可确定，走西口的“西口”就是杀虎口无疑。

“西口”关联旅蒙晋商

晋商的形成起始于明代，鼎盛于清朝，消沉于民国，这是历史的真实。不管是山西南部的所谓“岭前班子”，还是北部的“岭后班子”，多是先瞄准了“口外”为发迹之地，然后才凭辛劳、凭才智逐步发展壮大，形成由松散到集约的贸易网络。出口外的人，一开始并非完全是商人。扛长工、打短工的农人，甚至流落街头的无产者比比皆是。他们只是为了谋生糊口，才不得以出口外。口外经济落后，当时还根本谈不上工商业的兴盛。但是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商贸发展的潜力就越大。西口以北的地带占尽了这方面的天时与地利优势。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士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选择了一个“走”字。比如创业于黄河滩上的乔桂丛(祁县人)仅凭几亩黄芥起家就造就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佳话；再比如提篮小卖的王相卿（太谷人）、张杰（祁县人），史大学（祁县人）等，从杀虎口以随军贸易为开始，成立了“吉盛堂”从而奠定了横跨亚欧大陆著名商号“大盛魁”的基石；还有离家出走的李金（杀虎口人），以寻觅到一条不为人知的商道而立功后成就了一生的事业；更有“大盛魁”初盛期的经理秦钺（杀虎口人）以其机敏和睿智争取到凭“龙票”贸易的资格，使该商号的发展如日中天……。这些晋商中的成功者，初时仅因杀虎口有马市、有衙门、有驻军，加之地处交通要道、商贸发达、市场活跃而本着“纱帽下面养穷人”的古训，在强于他处的此地生活。但是，随着眼界的开阔和形势的变迁，他们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以钱赚钱”比“以力赚钱”活泛的体会越来越深刻，于是，便抛弃了对一时一地的依附感，“站”在杀虎口，对漠北地区进行了一番“观察”后，才抱着成功的信念毅然走出了西口大道进行创业乃至成功。繁浩的史料、当地的古迹、晋商后裔的追述，都翔实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如此看来，说“西口”杀虎口是旅蒙晋商的孕育地之一实不为过。

旅蒙晋商的发展要素

晋商的发展看似偶然，其实都有其必然的要素存在。抛开宏观的“地利天时”不讲，单就其自身的努力而言，给后人留下的启迪也是多而又多的。古人今人往往以羡慕的眼光感叹的语言赞颂晋商的富有，赞叹之词也每每凝聚在成功者的头上，对他们创业的艰辛，除文艺作品渲染外，很少有人去研究探求。至于拥出西口走向边陲乃至欧洲的“淘金者”有多少人客死异乡，又有多少人被戈壁流沙隐姓埋名，这恐怕是既无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了。可能只有那些倚门北望、孑伴孤灯、念夫盼子、苦苦煎熬的贤妻良母们略有所知罢。当年一个个旅蒙晋商初时都是以“拉骆驼”、“顶房子”、“生跑和熟运”走草地过戈壁，出入旗县苏木，历尽千辛万苦，才有了起步，有了发展，有了规模和成就。“走前营（乌里雅苏台）”、“走后营（科布多）”、“走大库伦（乌兰巴托）”、“走恰路（恰克图）”的晋商莫不如此。就连蜚声华夏的商界巨号“元盛德”、“天义德”、“大盛魁”的创业也未脱得过这条必由之路。他们从岭后雁朔及岭前府南诸地，硬是用双腿走出了“中路”、“西路”两条旅蒙大道。个中劳苦，只有亲历者可知。一般商号为追求发财的希冀都在柜内供奉“财神爷”，旅蒙巨号“大盛魁”则不然。该号后院的“财神”中供的是一条扁担和两个箩筐，且每有新伙入柜时必然要对扁担箩筐进行膜拜。尽管该号拥资巨万(传说该号的元宝一个挨一个可以从大库伦铺到北京城)，但每到大年初一，通号上下要喝一顿稀粥，以念当初创业举步之维艰。从这两件小事可以看出旅蒙晋商先辈们的用心良苦。他们让后继者牢记创业的不易和以“辛”为是的重要。所以，旅蒙晋商的发展与起步，首当其冲体现了一个“辛”字。

晋商得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正确地把握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他们不论在肩挑驮背流动贸易时，还是在形成国内外贸易网络后，都能以“义”致“利”。即恪守高尚的商贸信誉，把“诚信”二字作为行为准则，做到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从不以蒙牧民的憨直厚道而存有欺诈之心。不管春秋四季，凡有预约的业务，任其路途遥远风阻雨挡，准时践约的规则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放心。另如：卖一副“喀蹬”时即先言明：穿梭于大库伦到恰克图包跑一次来回而不会烂，如烂，则另外赔送一双，以此保证货物的质量。还有把一位住宿未归客商的一驮银子不昧而作为借贷资本计入“万金帐”，直至该号倒闭时本利分文未动以及每遇国难即有捐金义举的等等史实，都是赢得漠北蒙疆乃至欧洲的辽阔市场的重要原因。“大盛魁”第三任经理秦钺说的好“无利不成市，无义不成人。大盛魁的发达兴盛，全赖之利义双顾……”。这同一些不讲诚信唯利是图的不屑商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义”字对旅蒙晋商的发展壮大，始终在起着指导性的积极作用。

文化品位渗透到商业行为之中后，对商务活动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且随着业务量的增加，人员的交往，自身发展的公关需要，“文”必将“化”入商务，商务也必将以“文”而“化”。如意识不到这些，商务也就谈不到大发展。晋商能驰骋神州数百余年，其原因之一就是注重对文化的汲取。大型商号的一些精明经理，常把一个个文化人才聘为门客，专司对本号的生产销售、市场动向作及时的预测分析。在日积月累的影响中，决策者们变为“儒商”的也大有人在。商业竞争对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的竞争对抗。“重商轻文必不能久”这条道理在旅蒙晋商“元盛德”、“天义德”等字号被“大盛魁”吞并便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天、元等商号比“大盛魁”建号早，资本也雄厚得多，但他们不接纳文化人才，单纯以商养商，墨守成规，未能与时俱进（这里不以大的环境潮流为讨论），所以最终败倒在竞争对手之下。王安业（杀虎口人）等人在蒙地前营街一度落魄，但他悟得文化对商贸的作用时，便以座腔娱乐起家，终于转败为胜闯出了一片天地。“大盛魁”的先生王用贞（榆次人）以一幅飘逸游刃“九边第一泉”的匾额悬挂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大召前“玉泉井”旁，此举顿时不仅使“大盛魁”商号声振四方，而且对蒙族的封闭经卷文化、宗教交流也起到了改进和促进作用。以反面教训而言，“大盛魁”末任经理段履庄（平遥人）无不辛酸地说过“‘大盛魁’历经二百八十多年，如今毁在我的手里，我是大盛魁的罪人!悔不听有识之士的衷言，而今却于事无补”。段本人因刚愎自用难辨贤愚，最后竟死于置慢性药酒的所谓外国朋友之手。所以，“文”“商”不应对立，文化可因商务而平添色彩，商务可因文化而生机延绵。文化素养和商务活动能够相济共赢，这便是儒商存在的意义所在。就这种意义而言，“文”对晋商当年能以商业、手工业、服务业、金融业等“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而达到海内最富，是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由是观之，“辛”“义”“文”确实是晋商成帮、成号、成功壮大的几大要素。

历史与现实可以对话

晋商经明清到民国，其足迹几乎遍布全国乃至海外，期间，全省城镇甚至乡下都有经营内容不一、经营规模不等的商号产生和存在。“山西人会理财”的认可正是由此而来。现在，我们对晋商的分布、演变、化合、经营、收益、分配、制度、用人、公关、文化等等进行全面的研究，绝不是发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探索他的精神精髓所在。比如，晋商由“个”成“帮”，发展的基本点是什么?其由极盛到衰落的致命点在哪里？在现时的市场大潮中，人们对晋商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然而，侧重于成功者的辉煌居多，挖掘内在因素者偏少。我们不应以业务内容、地理位置、规模大小、影响深远、盛衰变化为限，把眼光盯在几个“院”或“号”上，而应对晋商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深入他的本质，触摸他的灵魂，赞扬他的精神，诠释他的变化。比如对当年境内的商贸重地杀虎口、渍口镇等地方，更有必要进行一番重点的、细致而又系统的研究。以区域、路线进行纵横考察，以“以古鉴今，资政育人”为目的，籍以做到“古为今用”，从而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轨迹，及时而准确地捕捉历史契机，从晋商的生灭、盛衰、兴替中入手，条分缕析，洞幽触微来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先进文化的建设。

（题图为大盛魁在内蒙的总柜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