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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重庆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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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重庆,你最看重什么?”

这是“凤凰网”去年做的一项调查。32%的投资者回答:眼光卓越且高效运作的政府。

高效政府,正成为一种重庆魅力。

一个西部城市,竟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评选的“2011中国十大高效政府排行榜”中,仅列香港、台北、深圳、广州、北京之后,位居第六。

它的高效密码是什么?

政府“瘦身”

2007年4月21日,另一只“靴子”落下。

“那个政策终于颁布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顾问白志礼一脸兴奋。

这一天,他等了数年。

十年前,第一只“靴子”落下――重庆启动了行政层级“瘦身”。

刚直辖时,重庆行政层级为“省―地(市)―区县―区公所―乡镇”五级。“我下基层调研,经常听到民众埋怨,政策在基层变了味,资金被上级截留……”白志礼说。

这是“婆婆”过多落下的病根。

市委、市政府决定“消肿”。按照中央的部署,重庆撤销了三个地市级机构和107个区公所,将行政层级减少为“市―区县―乡镇”三级。

“行政效率立马大大提高,市里的决策能够很快一竿子插到底,上级资金直接落实到区县、乡镇,避免了雁过拔毛。”时任城口县委书记米绍林说。

这场改革,让研究行政体制的白志礼无比惊喜,他开始仰头等待第二只“靴子”――推行政企、政社、政事分开。

“在中国,一些行业协会和社会团体,不仅成了政府主管部门养闲人的机构,而且成了他们的钱袋子,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被民众称为‘二政府’。”白志礼说。

重庆也有此乱象,民众抱怨纷纷,所以白志礼盼着第二只“靴子”。

一年过去了,不见动静。两年过去了,没有声响……白志礼心里弥漫失落感。

可就在此时,那只“靴子”轰然落地――重庆颁布了《关于党政机关与行业协会脱钩改革的意见》和《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政社分离改革的实施方案》。

党政机关与200多家中介组织、600多家行业协会、3000多个社会团体脱钩。“民众的巴掌响了。”白志礼说。

两次“瘦身”,不仅每年可节约100亿元行政经费,行政效率更是因此前进了一大步。

简政放权

2007年初,石云中决定将他的三张食品有限公司挪个窝。

“我想开始新征程。”他眼里闪着光。

可很快,石云中眼中的神采就黯淡了――两年半过去,花费近百万元,搬迁手续却只办了一半。

“还让不让我活了。”石云中心里窝火。

石云中并不知道,此时,时任南川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唐昌栋接到了一项任务:梳理行政审批项目。

“发现了很多‘过期货’、‘越权货’、‘叠加货’。”仔细一梳理,唐昌栋吓了一大跳。

该撤的撤,该并的并――最终,152项审批程序被“腰斩”。“累计压缩审批时限达2186个工作日,简单换算,拯救出了六年时间。”唐昌栋说。

2009年6月28日,正在愤怒中的石云中接到了唐昌栋的电话。

“仅用了12天,剩余手续全部办结。”石云中笑了。

石云中的经历正是重庆简政放权的缩影。

政府“瘦身”后,另一个问题很快凸显。“有人申办民办学校,竟盖了259个公章。更有市级部门把作废公章又捡回来盖,几乎把一家货运公司逼上绝路。”一位干部举例。

一插到底的管理模式,让市政府直接管理的单位增多,管理权过于集中,不仅管不过来,而且也管不好。

市委、市政府当机立断,实施大刀阔斧的简政放权。

简政――取消近1300项行政审批权限。放权――向各区县下放170余项行政管理权限。

“现在引进项目,一周就能办好审批。”江津区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刘铸说,“这个速度,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重庆效率,由“自行车”过渡到“摩托车”。

创新管理

“我都想关门了。”2007年,吴刚很烦。他的小面馆,一周内接受了三个监管部门的“检阅”。

“一家食品企业,有28个监管部门,每个部门来一次,就有28次。”吴刚眼里喷着火,“你查一下,他查一下,让人难以招架。”

职能交叉结出的恶果,不仅是重复执法,还有互相推诿。

“九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十个部门管不住一个网吧,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行政工作。”时任副市长谢小军说。

如何破局?

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市级行政机关整合执法资源实施执法联动改革试点的决定》――整合执法力量,在城管、交通、农业等领域推行综合执法。比如,把路政、运政、稽征、高速公路、港航等五项执法权从五个部门中剥离出来,交由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统管。

“五合一后,重复罚款没有了。”驾驶员李勇说。

更重要的是,每百万车公里事故率由2.2%降到0.3%以下。

尝到综合执法的甜头后,市政府随即“得寸进尺”,推出了大部制改革――将多个部门合并重组,重构“大交通”、“大农业”等行政管理体制。

2006年,潼南县大坝村党支部书记朱席武来到县农办,求解蔬菜基地资金执行情况。农办说:“你去找扶贫办。”扶贫办说:“你去问蔬菜办。”蔬菜办说:“你还是去找农办。”

四处碰壁,朱席武只好扭头回家了。

大部制改革后,朱席武又去农业部门求解。“跑一个部门,就把事情办妥了。”朱席武说。

大部制改革将一个领域的行政决策和综合执法统一起来,整个行政管理体系一下就顺了。

转型“服务”

“你知道微政务吗?”

“我正在上面逛呢。”

1月17日,类似对话在QQ上蔓延。

这一天,聚合32家市级部门及区县政府的政务微博集群平台――“重庆微政务”开通。

“上面什么都有。”网友“飞鸟”说。“是不是哟?”网友“渝风堂”不信。

“飞鸟”立马传了一个网址给“渝风堂”。

“果然无所不包,连‘石黄隧道有车抛锚,通行吃力’这样的信息都有。”“渝风堂”彻底折服。

“重庆微政务”正是重庆构建政务公开体系的缩影。

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决策前广泛征求意见;公共事业投入、征地补偿、涉农补贴等实行全面公开……一条条举措,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政务公开体系。

“这让我们知道了政府在想什么、干什么、干得如何。”“飞鸟”说。

政务公开仅是重庆打造服务型政府迈出的第一步。

2010年1月28日,渝北区行政审批服务大厅。

市民李蔷迈进大厅,不到20分钟,他笑嘻嘻地出来了,手里捧着开办公司所需的全部手续。

市级部门建立一个窗口对外工作平台,区县建立一站式行政审批服务大厅,乡镇建立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建立便民服务代办点――打造四级政务服务网络,这是第二步。

2010年1月,开县整合建设、交通、国土等部门的招投标资源,建立了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原来一些招投标项目有暗箱操作、围标等情况,现在有了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我可以放心竞争了。”商人王洪感叹。

在市级和区县层面,建立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这是第三步。

连环三步,走出了一个服务型政府。

勤政风暴

2007年4月23日,清晨,小雨纷飞。

一辆北泉牌中巴车,从渝北区开往北碚区。行至长生桥路段时,中巴车撞坏护栏,冲下大桥。

26人死亡,6人受伤。

2007年4月30日,市政府启动行政首长问责制。

北碚区交通局原局长胡江、重庆交运集团原总经理胡国武等人被处理。

管理权下放,使区县政府拥有了发展经济的灵活性,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难题:如何保证区县部门依法正确行使权力?

一番酝酿后,市政府出台了《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政府部门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将被追究责任。

随后五年中,100多名领导干部被问责,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惰政、怠政问题”。

2007年6月8日,涪陵区效能投诉中心会议室。

“请大家看一部很有意思的片子。”区领导说。

光影闪动间,有人羞愧地低下了头――一些干部收受礼物、上班时间上网炒股等违纪违规行为被曝光。

2007年,在市政府督促下,市级部门和区县政府建立了行政效能投诉中心――干部如有吃拿卡要、敷衍塞责等行为,将被处理。

机关干部工作作风为之焕然一新。

2009年7月24日,北碚区执政为民服务发展测评大会拉开大幕。

“把测评权交给群众,让群众当‘组织部长’。”区领导说。

台下,群众掌声如雷。

群众一打分,16名科级干部“下课”。

干部考核引入群众测评,让机关干部再也不敢懈怠。

一支高效能队伍在“三管齐下”中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