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解“影子银行”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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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创造了“影子银行”一词，用以描述那些能够创造类似货币的信贷，并挤垮和影响传统银行体系的非银行机构。

四年后，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向二十国集团（G20）提交了监管影子银行体系的初步建议。上个月，FSB出版了《全球影子银行监管报告》，指出2011年全球影子银行的规模已从2002年的26万亿美元上升到67万亿美元，约为全球金融中介机构总规模的25%。

其中，美国、欧元区和英国占54万亿美元，是全球影子银行总资产的80.6%。

将这一体系称为 “影子银行”，实际上也不太恰当，因为这会成为一些监管者声称看不到它们的借口。但FSB将其定义为“涉及除常规银行系统以外的实体与活动的信贷中介”，这实际上包括我们人人都能看到的所有金融机构，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受到监管。

全球监管机构后来才意识到，这些机构本身具有风险，其风险源自与银行体系的关联性。它们帮助银行避免监管，导致体系内杠杆和风险的不断积累。

危机前，受过高等理论训练、以模型为导向的银行家和监管者们的通病是，他们假设看不见的就不存在，无法衡量的就不重要。而危机发生后的一个共识是，金融体系所受的重创，可以通过增加资本来解决。

如果系统整体杠杆过度，即使将银行体系的资本增加到风险加权资产的17%-18%（达到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也是不够的。2007年-2009年，美国房地产市场下跌18.7%，财富损失达7.5万亿美元，将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股票市场财富的损失达GDP的45%。系统整体的财富损失由银行体系的负债承担，而这些负债高达GDP的75.9%。一些银行破产也就不难理解。

在欧洲，金融总资产占GDP的比例在2010年达到551%，成为全球最高，其中银行资产占比为274.3%。对于财政债务达到GDP的100%的欧元区国家，如果将利率提高到6%，这些国家的负债就会在12年内翻一番，达到GDP的200%，显然不可持续。显然，银行体系应去资本化，由政府做这些体系的后盾。这正是欧洲央行（ECB）使用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保证整个系统具有流动性的原因。

正如《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不断提醒我们的，不要关注平均值，要关注尾部风险和系统的整体情况。将个体风险分配到风险资产上，再将资产分摊到这些风险上的做法完全忽略了一个假设，即我们不考虑不确定性（无法测量的风险）以及个体资产、银行和环境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因此，如果只是在边际上增加风险权重和风险资本而不看整体环境的变化，就好比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移动甲板，无法改变最终结果。

全球金融体系整体上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首先，根据布鲁金斯研究院上个月关于金融结构的会议，银行体系在危机后甚至变得更为集中（在危机前已高度集中）；第二，根据FSB数据显示，影子银行体系规模已增长到比危机前还大的程度；第三，由于银行同业拆借批发市场的失灵，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通过非传统货币政策，实际上已取代了银行体系，成为流动性的第一提供者，甚至是按揭市场的支持者。

目前，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达3万亿美元，并承诺会根据非传统政策目标的需要而增加，现在这些政策目标还包括失业水平。

问题在于，非传统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仍是不确定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实际收益归金融市场所有且并非平均分配，储蓄者和养老金投保人首当其冲地承担了对借贷者的补贴。日本已有十年以上尝试使用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历史。

在这一全球背景下，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关注实体经济：促进贸易增长和就业，并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例如提供更多的养老金，扶持作为创新、创造就业岗位和社会稳定主力军的中小企业。

对影子银行的担忧，就像我们是应该担心幽灵，还是担心告诉我们要担心幽灵的人。我的担心是，讲故事的人会做或不会做什么。现在最大的风险不是商业风险，而是监管和货币政策的风险。比如，我们应当警惕量化宽松政策，因为它无法达成其做出的承诺。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