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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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了。

早晨的太阳辉映着山谷,一个热闹的山间小镇渐次苏醒:板房区餐馆、超市、五金店、美发店、宾馆、网吧、茶馆、酒馆开始营业;街道两边卖菜的、卖豆腐的、卖肉的、卖烧饼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很多人家的屋檐下都挂着红黑的腊肉,一派生活气息。

晚上,映秀镇上会响起震耳欲聋的音乐声。男男女女跳起“锅庄”――那是当地人特有的一种舞蹈。

然而,在这日渐繁荣的背后,地震带给映秀人的悲情,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心头盘桓萦绕。

生活在继续;而活着的人们,注定将在回忆与现实的尘世间徘徊。

映秀公墓 向着阳光

映秀镇区,渔子溪村脚下,有一块向阳的缓坡。往年的三四月份,山坡上会开满黄灿灿的油菜花。如今,这块地方已成为埋葬地震遇难者的公墓。

近一年来,每天清晨,64岁的马福羊和年长他四岁的胡建国,从灾区板房扛着扫帚,步行300米来到公墓。作为这里的守护人,他们除了清扫现场,还常在日落之时将散落四处的纸钱归拢,一并焚烧。

在那场大地震中,镇上成堆的遇难者遗体必须掩埋。这片向阳的山坡成了最佳选择。

震后第四天,从废墟中挖出的遗体,被陆续抬上山坡。四个抬着一个尸袋,里面装着两个孩子,依次放入坑内。

这片向阳的缓坡,顺着等高线被凿成三道长坑,4米深、3米宽、150米长。一层尸体,一层石灰,消毒;再一层尸体,再一层石灰……总共六层,三个长坑全都填满。后来,大坑后面又挖出零零散散的小坑,填埋新的遗体。

再后来,镇上不再大规模挖人,这个坑就封上了。能证实身份的做了登记;大多数难以辨认,无名无姓地埋下。

“映秀电厂的职工在中间。学生娃娃在最上头,至少有200多个。”马福羊微微顿了一顿,补充道:“我的孙女也可能在里面。”

马福羊有个大家庭,三个儿子在阿坝州铝厂打零工,九个孙辈,还有两个曾孙。地震时他在茂县做厨师,历经十多天才从雅安方向绕道赶回家,却再也见不到孙女马月红的笑靥。

另一守墓人胡建国,有一个11岁的孙子胡正军也葬在这里。

很多游人都会好奇地问一句,这里到底埋了多少遇难者的遗体?有说8000人,有说3000人,马福羊知道的是2000多人。

听到有人称公墓为“万人坑”,胡建国会严肃地纠正:“那是外头人乱喊,我们都叫公墓!”

2008年6月25日,马福羊与胡建国正式来此值班。这是映秀镇的公益岗位,每月工资550元。他们的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两人分头把村委办公室到公墓、公墓到公路的区域打扫干净,定期清理祭奠品,拣净公墓里的垃圾。

“真的惨!”守墓人马福羊皱着眉头,回忆着清明节的场景。

清明前后,山坡前的树枝上,挂满了羌藏特有的经幡。数千亡灵,就这样挤挤挨挨共眠于三条长坑中。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自己的亲人被埋在哪里,就着大概的位置在坑前矗起一块碑。有的甚至只能用木牌或枝桠代替。

清明时,一个年轻人进了公墓,绕着三条长坑一圈一圈地跑,一声一声地喊着“妈”,最后在坡前一边哭一边捶地:“妈,你在哪儿嘛?你咋个死了我都不晓得你埋在哪儿嘛?”

除了祭奠者,来的最多的是游人。谈及此,马福羊心情复杂:“有时候,看到有人在这里有说有笑,合影留念,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又说,来的人多,“有了经济,映秀镇才有希望。”

闲谈间,又一群游客点完香火,默默伫立一刻,转身离开。几页未燃尽的纸钱,随着山风飘散。马福羊背着手走上前,俯下身,将纸钱放进火堆,看着它们在火焰中蜷曲化烬。

4月最艳色的油菜花,散落在三道土丘间。坟头的风车迎着灿烂的阳光翻动。

生与死,似乎就此为界――坡下300米开外的映秀镇板房区,人流熙攘。

马元江奇迹生还后

清明节,映秀湾发电厂职工马元江来到公墓,为长眠于此的同事们点燃香火。

在与饥渴、伤痛、连绵不断的幻觉相伴178个小时22分钟后,2008年5月20日零时50分,马元江被救援人员抬出映秀湾发电厂七层办公楼的废墟。他是在废墟中坚持时间最长的“5・12”大地震幸存者之一。

听到爸爸终于获救的消息,他年仅四岁的女儿萌萌立即画了一幅画,画上有飞机、轮船和医生、。

在废墟下面时,马元江曾和同事虞锦华直接交流。他们互相鼓励、彼此提醒、轮流休息,谈家庭、爱人和孩子。震后第148个小时,虞锦华以现场截肢的代价,先于马元江被救出废墟时,马元江向她交待:“如果我不幸遇难,你将来多指导帮助我女儿,让她能够自食其力,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2008年5月20日当天,马元江被送抵重庆新桥医院。左前臂挤压伤伴缺血性坏死、左臂锁骨末端骨折、全身多部位地震挤压伤结痂、头部左侧头皮坏死……在随后的六个月,他先后接受了截肢和头皮扩张手术,并经历了一系列严格的恢复训练。其间,他不得不忍受截肢后刻骨铭心的幻觉痛和残肢痛,哪怕将手臂抬高一厘米也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2008年12月9日,马元江走出医院大门。他的第一站,是去感谢营救他的上海消防官兵和志愿者尹春龙。

十天后,马元江重返映秀。尽管已无数次看到相关图片,当踏上这片土地,直面垮塌的山体和混沌的废墟时,他的心头仍猛然一颤。

他重返映秀,并不仅仅为了缅怀、悼念。这一天,映秀湾电站第一台机组恢复生产。身为发电部副主任的他要开始工作。自1996年从成都水力发电学校毕业后,他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

“我喜欢第一线的工作。”刚刚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技术人才的马元江,依旧在之前的岗位上工作,“一切照旧。上映秀,下厂房,和地震前的工作没什么两样。”

马元江伸出他的左手。现在他有一只全新的左手。乍一看来,除了肤色较右手更浅,并无两样。这只由世界华裔骨科协会提供的义肢,可以完成开合、拿捏等简单动作,还可以360度旋转。

对那些与地震相关的话题,马元江并不避讳。“医院的心理干预介入得相当及时,我个人感觉心理上没什么问题,晚上也不会做噩梦,面对这些事、回忆那些经历,都很坦然。”

被深埋废墟七天七夜滴水未进仍能活下来,七个月后便能一切如旧地回归正常生活,“我真的感觉自己很幸运。对自己的恢复状态,我很满意。”

曾和他一起深埋在办公楼废墟中的五名获救同事中,虞锦华仍在医院疗养。马元江等待着她的康复,以了却两人深埋在废墟下时的一个心愿――“要去都江堰喝夜啤”。这个心愿非常渺小,但在当时,却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生的渴望。

走出阴影

早上6点多,映秀中心镇上的“食为天”板房餐馆已经满座。餐馆的服务员、42岁的中滩堡村村民姚先群微微瘸着腿,在几张餐桌间来回奔走,盛稀饭,上包子,夹泡菜。一声“算账”的吆喝,把她拽到了最角落的圆桌旁。

“你们不要吵,等我慢慢算。我这个脑壳在地震受过刺激的,你们一闹我就算不清楚咯!”姚先群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对客人说,然后收钱收拾桌子,动作麻利。

早餐高峰期过去,姚先群端着一大盆碗筷,晃晃悠悠走向厨房后面的水池,“其实我从来没干过这些活。可是有啥子办法?总要想个办法生活下去嘛。”

早先,姚先群的丈夫在岷江上和人合伙开了个砂场,她就在砂场干活,帮忙筛砂、运砂。

2007年的一天,姚先群突然晕倒在了砂场上。送到医院一检查,是肠梗塞,后来又恶化成肠坏死。一年之内,连着动了四次大手术。后来,她不能再做体力活,就在一家塑料袋厂找了份轻松的工作。

地震时,丈夫在漩口中学帮忙修旗台,她在厂里上班。正要跑出厂房门口,一块横梁掉下来,砸在了腿上。同事刨了一下午,把她救了出来,平放在一块板子上。

夜深,丈夫终于找人把她吊下山坡。地震第三天,她被直升机送到成都抢救。伤口已严重感染,医生要截肢,姚先群说什么也不愿意:“情愿死,我都不愿意残。要是锯了腿,我就完全是老公、儿女的负担了,还不如直接死了。”

2008年5月底,姚先群从成都转移到广州,继续恢复治疗。她的丈夫也跟着到了广州,对她进行全方位的护理。

有一天她想吃苹果,听着丈夫小声嘟囔了一句,于是大哭开来,招来一帮护士。姚先群边哭边嚷:“他不要我了,他嫌弃我了!”护士们都劝。她丈夫委屈地说:“我没有说什么呀,这么多年什么灾都过来了,怎么可能不要你呢?”这是他们夫妻生活中惟一的一次吵架。

尽管有很多心理医生在指导,她还是走不出地震的阴影。她说,在广东时,经常睡醒一睁开眼,就看见天旋地转。她死死拉着病床沿,大喊救命,“又地震了,又地震了!”护士们都笑话她,她自己也觉得很好笑。

2008年10月,她从广州回到映秀,每天拄着拐杖走进走出,很是不便。没想到有一天坐在家里,外面一个重型车路过,震得桌子微微晃,她大喊一声“地震啦”,扔了拐杖,一只脚一下就跳过门槛,蹦到了平地上。

恢复了几个月,她开始为生活发愁。女儿有白癜风,不愿意在外面抛头露面。女儿的自卑感也折磨着姚先群,“无论如何,也要筹钱把她手术动了,让她快快乐乐过日子。”

儿子初中毕业,去广州念职高要好大一笔钱;家里的房子要修,虽然政府有补贴,自己也得筹一笔钱。于是,她来到镇上的饭店打工,端盘子洗碗,一个月800元。

女儿说她这是不要命,但她执意出来干活,“闲着也是闲着,劳动着、锻炼着,心里也安稳。”

房子没了,砂场没了,但一家人都在。“我们这些踏踏实实的人,一辈子就这样,遇到什么灾,都能挺过来。劳动赚钱,饿不死。”

两代重组之家

老黄爬上自家的废墟,指着这头,又指向那头:“从那边到这边都是我家的房子,34米长,14米深。现在,啥子都没得了。”

老黄的家在映秀小学废墟边上,对面是映秀湾发电厂的厂房和办公楼。地震前,他有个幸福殷实的家。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旁,一溜五间平房,除了自住,还租给在映秀搞工程的外地人,每年光房租就收入1万多元。他还有辆二手小车,在映秀、都江堰、卧龙间跑车拉客;老伴开了间小卖铺,卖孩子们喜欢的零食、玩具和文具;儿子小黄开大货车,儿媳在家带小孩,一儿一女。一家人其乐融融。

地震中,老黄的家崩塌了:老伴、儿媳遇难,三层楼和五间平房……还有安逸的日子。

如今,老黄和小黄相继有了新的另一半,家里干干净净,两个小孩活蹦乱跳――家重新起来了,生活似乎正在回复到从前。但过往的日子注定是回不来了。

52岁的老黄,是映秀镇中滩堡村小河边小组的村民。矮个头、瘦身材、略黑的皮肤、小脑袋,不多的头发依然乌黑。老黄很爱笑,一张口就笑,露出两颗金属牙。

老黄现在的工作是守护映秀小学废墟,防止有人偷割钢筋。一天一夜挣60元钱。镇里计划将那一带弄成地震遗址。

老黄现在的妻子45岁,画着淡妆,皮肤白皙,面如满月。她是青城山脚下都江堰市大观镇的人,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她中意老黄“能吃苦,不打麻将,不赌牌”。

小黄的新媳妇也是青城山那边的,老黄媳妇介绍的。两人见了一面,事情就定了。没几天,新媳妇就过来了,新媳妇个子不高,瓜子脸,有点腼腆,看上去20出头,但实际上有30岁了,比小黄大三岁,离过婚。

老黄一定要拉上《财经》记者一起吃晚饭。腌菜蒸腊肉、蒜苔炒肉、扣肉、炒莴笋、川北粉,还有一大盆酸菜粉丝汤。

老黄承认现在的家和睦,很开心,街坊四邻都羡慕。但他说:“以前的家比现在更好,以前更开心。”

和当地许多重组家庭一样,老黄和现在的妻子没领结婚证,据说妻子的哥哥拿走了户口本。

小黄没有父亲老黄那样爱说爱笑。“17岁恋爱,20岁结婚,21岁干事业,26岁家破人亡。”他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

地震前,尽管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小黄依然不谙世事。每月3000元都不够花。他说,那时他经常去都江堰,住几百元的宾馆,吃馆子,哪里好吃到哪里吃。

地震时,小黄正在镇里的工地上拉沙。他撂下车,朝映秀幼儿园狂奔。到了幼儿园,两个孩子已经被人掏出来了,没想到还活着。

小黄又跑向家里,家里的房子已经全塌了,喊了几声母亲和妻子,没有一点回音。

小黄和新媳妇也没领证。“三年后再领证,她当初是答应的。”小黄很认真地说,脸上浮现出决绝的神情。小黄忘不了前妻,他们结婚六年没吵过嘴。

《财经》记者再次去老黄家时,老黄倒起了苦水,说现在的妻子不如以前的老婆勤快,天天睡到九十点钟才起来,不怎么做事,还一天打两次麻将。

“我原来跑车,现在不想再挣钱了。用青春挣钱的时候过去了,我已经挣不动了。现在全家人就靠儿子一个人。”老黄有些伤感。

临近中午,去工地上拉砂的小黄回来了,两个孩子也从幼儿园回来了。小黄的新媳妇忙着给两个孩子洗澡、换衣服。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做饭?”老黄说着,有些气呼呼地走进厨房,淘米、洗菜,手里的盆磕得叮当响。这时,老黄的妻子不知从哪里进来,嚷了一句:“你急啥子?”然后开始帮着做饭。

小黄站在外面的窝棚里,有些不满地盯着厨房。

或许,这才是这个两代人的重组家庭生活的全部真实。

“再孕妈妈”

尚兴平脸色有些苍白,个子不高,挺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有些吃力。

这不是32岁的她第一次怀孕。去年那场大地震,夺走了她的两个儿子。

尚兴平家住映秀镇张家坪村核桃坪组,在镇子东南边的半山上。丈夫王家荣比她大两岁。地震前,尚兴平在家喂猪、种菜,王家荣打零工。

尚兴平的大儿子王欢11岁,小儿子王跃9岁。“我当时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就希望孩子带着欢欢乐乐来,希望孩子健康活泼。”尚兴平说。

王欢读四年级,他们班大概有44人,活下来的只有11人;小娃儿王跃在二年级,班上20多个孩子死了。

王跃性格内向,胆小,特别乖。每次去学校前,都要跟妈妈亲热:妈妈,亲亲抱抱。大儿子王欢连尸首都没找到,小儿子王跃后来埋在了鱼子溪的遇难者公墓。

2008年9月,映秀小学开学后,十几个家长和县教育局长对话。文弱的尚兴平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映秀中学(即漩口中学)死了多少学生?第二,映秀小学死了多少学生?第三,映秀幼儿园死了多少娃娃?

前两个问题局长答不上来,说幼儿园只死了两个孩子。家长们很气愤。局长不知怎么笑了一下。有个家长气不过,打了局长一拳,结果被拘留了一天。

尚兴平说:“我们以前抱怨学校的危房,也有气。现在也不追究了,没能力追了。”

两个生龙活虎的孩子没了。好在尚兴平还年轻,她又怀孕了,预产期是2009年6月中旬。正在孕育的新生命,让她和丈夫都感到一些安慰。

尚兴平家的房子垮掉了,现在和其他村民一起住在板房里。张家坪村集体建房的工程已经开工,这也让她看到了希望。

尚兴平不知道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但她和丈夫都希望是个女儿。他们说,要是女儿,长大后只需要准备嫁妆;如果是儿子,将来还要给他修房、娶亲。那时,他们的年龄大了,没有能力修房。

和都江堰市、北川县等地震灾区一样,映秀镇有很多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家庭选择了再次生育。计划生育部门和妇幼保健院等,在为这些家庭提供支持。

“映秀母亲”

“这个是我女儿画的,好看吧?”中滩堡村村民邓汉蓉专心致志地绣着一幅儿童画。

邓汉蓉是“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映秀社会工作站”(下称映秀工作站)开设的“映秀母亲”妇女小组刺绣项目成员。前不久,她们七名妇女代表去了贵州凯里,参观苗族、侗族刺绣项目,学习当地妇女刺绣技术和管理经验。

映秀工作站设在临河的板房区,其中有一间板房是“映秀母亲”活动室。妇女小组的成员常常在这里,交流刺绣。每件绣品由刺绣者介绍成本,大家评议后确定价格。如果社工觉得价钱合理,刺绣者会当场收到这笔钱。

邓汉蓉参加这个活动纯属偶然。地震后,邓汉蓉的母亲无事可做,绣起了花。没想到社工收购了母亲的作品,一幅画给了80元。之后,邓汉蓉天天跟着母亲学绣花。她的第一幅作品居然“卖”了160元。

社工康进说,先期收购妇女作品的资金是他们四处募集的。大地震一周年时,邓汉蓉她们的作品将被运到广州参加拍卖。如拍卖成功,所得将作为“映秀母亲”活动基金。

康进希望“映秀母亲”将来发展成为一个刺绣坊,妇女们可以向游客出售自己的绣品。妇女小组现在有96名妇女,以后不愿继续刺绣的人可以利用“映秀母亲”基金,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映秀母亲”是从灾后心理支持项目中衍生出来的。社工康进和同事们在对丧子母亲进行“哀伤辅导”时,看见一位母亲把儿子生前的儿童画绣了下来,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心理疏导方式。

于是,社工们把一些母亲召集起来,让她们绣画。社工们会出钱收购绣品,让她们贴补家用。渐渐地,舒缓情绪的因素弱了,生计因素突出了。

让康进印象深刻的,是妇女小组的一次自发行动。

映秀是重建物资和人员前往汶川、茂县等地的必经之地。都汶公路通车后,映秀路段一直很拥堵。有一次下大雨,又逢车祸,整整堵了四天。一些村民在公路沿线卖高价盒饭。

妇女小组的成员知道后很愤怒,她们觉得这是在发“国难财”。于是,她们连续两天给司机们免费送去自己做的饭菜。

免费送饭不是社工们组织的,完全是这些“映秀母亲”的自发之举。妇女小组的很多成员也为自己高兴,觉得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妇女小组的成员们除了切磋刺绣技艺,也开始热衷其他集体活动。2009年5月1日,映秀镇举行“锅庄”舞蹈大赛,不女小组的成员都参与其中。她们会定期不定期地开会讨论各种问题。

社工康进说,“映秀母亲”项目不仅帮助她们开展生计培训,还鼓励她们壮大起来后,参与更多的事务,包括维护自己权益等。在康进看来,这些过程中就包含着对映秀妇女公民意识的启蒙,以及潜移默化的能力建设。

因为地震有了知名度,映秀与山外的距离越来越短。加之羌族的刺绣很漂亮,妇女们有信心将羌绣发展起来,重建家园,重建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