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教育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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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汉著名教育家王充，提倡胎教之法，重视人的天资禀赋、父母遗传、社会遭遇等成长因素，崇尚变善之教，认为人的善恶取决于后天的教育环境。王充的这些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 王充 教育思想 《论衡》
王充，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他六岁开始识字，八岁出入于学堂。青年时期到京都学习，拜扶风班彪为师。常游洛阳书市，一见所卖之书，辄能记诵。后来回到故里，一面聚徒讲学，一面著书立说。王充“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于户牖墙壁各置刀笔，以便随时著述。其主要著作有《讥俗》、《节义》、《政论》、《论衡》、《养生》等，他的教育思想与学说，主要反映在《论衡》一书中。
一、提倡胎教之法
王充《论衡·命义篇》提出人有“三性”之说：“有正，有随，有遭。正者，禀五常之性也；随者，随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恶物象之故也。”首先告诉大家，把握人生的正确发展方向，其前提条件是禀持仁、义、礼、智、信等品性。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地将自己培养锻炼成五种品性俱备的优秀人才。其次说明，父母的基因是要遗传给子女的。希望所有为人父母者，为了子孙后代健康成长之大计，一定要对自己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如一言一行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符合家庭教育要求等。再次警告人们，不能被名利等所诱惑，不能接触丑恶的环境、沾染不良习俗。从正面说来，每个人都有营造良好社会教育环境的责任。
王充提出“三性”之说，与下文提出“胎教之法”联系紧密。所谓人应“禀五常之性”，说穿了就是胎儿就应该“禀五常之性”；所谓“随父母之性”，更是直接要求父母应该遗传给胎儿以良好的脾气、禀性；所谓禁止“遭得恶物象”，就是要求为胎儿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总而言之，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教育工作者，要懂得“三性”之说，宣传或做好胎教工作。
胎教工作应该注意什么事项？《论衡·命义篇》指出：“喑聋跛盲，气遭胎伤，故受性狂悖。”所揭示的事实是：一些孩子天生残疾，或是哑巴、或是聋子、或是瘸子、或是瞎子，其原因在于受孕之时元气受损，或成胎之时残缺，出生之后，与正常的孩子相比，显得生性疯癫。言外之意：胎教的最基础环节，即应该注意的事项是：保证孕妇元气旺盛，胎儿不受损伤，要让孕妇尤其胎儿接受良好教育环境的影响。
《论衡·命义篇》举出例证：“羊舌食我（杨食我）初生之时，声似豺狼，长大性恶，被祸而死。在母身时，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类是也。”原来，晋平公强迫叔向娶夏姬的女儿为妻，生子杨食我。杨食我刚出生，叔向之母前来探望。走到堂前，听见孩子的哭声就原路返回。她说：“是豺狼之声啊！狼子野心，不是这个孩子，将来就没有毁掉羊舌氏家族的人了。”后来，杨食我陷入晋国大夫祁盈的家庭纠纷，其纠纷又演变为朝廷君臣之间的争斗。最终，晋顷公灭掉祁盈、杨食我两大家族。其中，叔向之母根据婴儿哭声，便判断其有狼子野心，显然是一种偏见。当初，她就极力反对儿子娶夏姬之女为妻。其实，杨食我毁掉羊舌氏家族，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无德无行，助纣为虐，外在因素是晋顷公、祁盈的残暴不仁。然而，王充的妙在从遗传学的角度，特别强调杨食我“在母身时”，母亲的恶劣品性就遗传给他。还从其父叔向是晋国开明的政治家、杨食我却大逆不道的角度观察，指出杨食我类似贤君尧、舜的不肖之子丹朱、商均。王充追究的深层缘由是：杨食我之所以无德，在于其母夏姬之女无德，甚至夏姬之女无德，又在于夏姬无德。夏姬何许人也？她同时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君臣通奸，导致一系列恶果：其子夏征舒箭杀陈灵公，楚庄王趁机吞并陈国、在栗门之外车裂夏征舒、孔宁与仪行父逃亡楚国。后来她嫁给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餂之战，她便与其子黑要通奸。最终申公诬臣与她定计，双双潜入晋国。传统观念认为：夏姬是典型的荒淫无度、败坏人伦的女人。王充以史实为据，谆谆告诫人们：以夏姬的恶劣行品遗传给女儿，再传给外孙杨食我为反面教材，不能把自己的恶劣品行遗传给下一代，必须努力培养高尚的情操。客观上激励前辈为晚辈、教育者为受教育者做出样板，永远遵循正确的人生轨道。
《论衡·命义篇》推出胎教之法：“故《礼》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视，非正声耳不听。”王充认为，《礼记》等典籍提出的胎教之法，是值得提倡的，人们必须重视周围环境对胎儿的影响，也必须注意生活细节，从一点一滴做起。只有这样，胎儿才能正常发育，为其人生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
随后，该文将胎教与后天教育两者结合起来论述，从中显示两者的密切联系：“及长，置以贤师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贤不肖在此时矣。受气时，母不谨慎，心妄虑邪，则子长大，狂悖不善，形体丑恶。素女对黄帝陈五女之法，非徒伤父母之身，乃又贼男女之性。”可怜天下父母心，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品学兼优，成为栋梁之材。王充抓住所有父母的这种心理，给他们指出使子女成材的正确方向，那便是拜良师，学习君臣父子之道。现在看来，就是让子女跟优秀教师学做学问之道、做人之道。
二、主张强化人的变善之教
人出生之后，相继进入童年、少年、青年时期，这是人们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针对这一阶段，《论衡·率性篇》重点提出变善之教的战略，也就是强化人的思想转化工作。首先断言：人分善恶，然后指出，通过多种教育方式，一些恶人可以使之变善，接着引出名言：“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依据名言，《论衡·率性篇》继续运用比喻说法，把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孩子比喻为练丝，说他的品性或善或恶，是经过一个循序渐进地受环境感化的过程的。其间，恰如用蓝、丹等染料染练丝、使之或变青或变赤那样，一旦变成青色或赤色，也就成为练丝的真正颜色，与它的本色也就毫无二致。同样，这个孩子受到环境感化，其本质属性也就确立下来：“十五之子其犹丝也，其有所渐化为善恶，犹蓝、丹之染练丝，使之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无异。”其中包含的事实及重要观点是：青少年的性格是单纯、天真的，他们进入最容易接受教育的人生阶段。全社会为他们营造什么样的环境、施加怎样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这决定着他们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大问题。这就要求每个家庭、每位家长、每个学校、每位教育工作者都要针对青少年可塑性强的特点，以正面引导为主，以批评教育为辅，尤其要把一些正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观望者，及时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争取使绝大多数的青少年健康成长，将来成为建设国家的主力军。
从反面说，一些青少年本来完全可以成为善良的人，然而，或者家庭抛弃之，家长给予的是负面影响，或者置身于肮脏的环境之中，沾染上不良的社会习俗，他们变成品行不端的人。正因如此，《论衡·率性篇》提到两位古人的深刻反思：“是故杨子哭歧道，墨子哭练丝也。”并结合荀子《劝学》的说法指出：“蓬生麻间，不扶而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缁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运用生动的比喻，提示两方面事实：青少年既可由善变恶，又可由恶变善。暗含的结论仍然是：教育工作的成败，决定着青少年的善恶。
《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是说，不学而能的七种性情，全然是天生的。与之相对，人们所接受的教育，又全然是后天的。往往引起大家争论的问题是：决定一个人善恶的因素，是先天的性情，还是后天的教育？王充认为是后者。他在《论衡·率性篇》举出正面例证：“王良登车，马不罢驽；尧舜为政，民无狂愚。”先以善御者王良能使马不疲惫、不驽钝之事为喻，再过渡到尧、舜善于施政，百姓安分守己的事实。其中不但包含着后天教育起决定作用的结论，而且暗示：当政者引导百姓走什么路、做什么人，关乎国家的命运。他又举出正反两方面事实：“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十分清楚，都是同样的百姓，然而“圣主之民如彼，恶主之民如此”。两相对比，包含的结论同样是：后天教育决定一切。当然，从中提出一条重要原则：当政者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否则，无法教育好百姓，无法治理好国家。推此以论，每位教师要做到身教重于言教，一举一动都值得学生取法。论述至此，《论衡·率性篇》推出中心论点：“竟在化不在性也。”即最终是后天的教育而不是先天的性情，决定一个人的善恶。我们从中得到启发，即所谓变善之教，必须注重舆论导向，宣传英雄模范人物事迹，抓好典型，以先进带动后进。《论衡·率性篇》继续指出：“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而鄙夫宽。徒闻风名，犹或变节，况亲接形，而相敦告乎！”依据史料，伯夷、叔齐是“谦让”的典型，他们纷纷让出孤竹国君之位。又是坚持原则与勇于牺牲的典型，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柳下惠是有操行男子的典型，他与一女共坐一夜，未曾。针对这些典型人物，王充揭示宣传其事迹所达到的效果，那便是使一些人由恶变善，或者说使之改变气节。然而，他仅仅是以这种效果为铺垫，重点在于突出另外的效果：朝夕相处，耳提面命地施加教育，更能使一些人迅速由恶变善。这样便重新强调了中心论点：后天教育决定人的善恶。
三、主张推行终身学习制度
王充认为，人们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不论成胎之时、出生之后，也不论童年、少年、青年还是中年、壮年、老年，人生各个阶段都要接受教育，也就是学习。在《论衡·知量篇》里，他反复论述学习的重要性与不学的危害性。在他看来，人的本质特点就是学习，学习必须伴随终生，必须活到老，学到老。《论衡·知量篇》指出：“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宝器。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虽欲勿用，贤君岂舍诸？”以宝器的加工过程为喻，说明通过学习的方式，才能获得或拥有一切。更在于说明：经过学习，变成实用性人才，这样的人才，贤明君主不舍弃，必定大有用武之地。
《论衡·知量篇》举例说：“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孙武、阖庐是实用性的军事人才，只要通晓或学习他们的兵法，并灵活地运用之，就能以战则胜。其中暗含的结论是：学习，是胜任本职工作的基石，是可以接受任何挑战的法宝。《论衡·知量篇》又从反面指出：“不晓什伯（十百）之阵，不知击刺之术者，强使之军，军覆师败，无其法也。”即不懂千变万化的作战阵容，不懂战略战术，派这样的人指挥战斗，必然导致全军覆没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由不学军事理论造成的，是由不学无术造成的。
《论衡·知量篇》推出反面比喻：“夫人之不学，犹谷未成粟，米未为饭也。”所喻之意是：不学习，百无一用。该文推出的正面比喻是：“简练于学，成熟于师，身之有益，犹谷成饭，食之生肌腴也。”
四、提出学以致用的原则，推崇求实创新型人才
王充在《论衡·超奇篇》里提出，人分五等：俗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并说明等级：“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庸俗之人如何？《论衡·别通篇》说：“无篇章之业，不知是非，其为闭暗甚矣！此则土木之人，耳目俱足，无闻见也。”其本质特点就是愚昧无知，其原因在于没有接受教育。其他四等人的本质特点，《论衡·超奇篇》均作出解释：“能说一经者为儒生。”现在看来，儒生只能讲解一门专业知识，低劣者照本宣科，优秀者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通人不仅仅“胸中怀百家之言”，而且“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这就是说，通人的标准是：能把学到的广博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能解决实际问题。“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文人一方面博观而约取，吮吸经典著作的养料，另一方面厚积而薄发，创作出应用性的公文等，在实践中表现出杰出的才干。“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所谓“精思”，指精思独悟，具备创新性思维。所谓“著文”，指著书立说，有重大发明创造，类似今天最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论衡·别通篇》说，鸿儒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顶尖人才。
五、称赞学与问结合的方法
王充在提出终身学习论的同时，倡导学与问结合的方法。在他看来，学习本身就包含学与问两个方面。他在《论衡·实知篇》里指出：“以今论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虑能见也；不可知之事，不学不问不能知也。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虽大无难；不可知之事，厉心学问，虽小无易。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王充认为，可知之事，只要开动脑筋就能认识它。不可知之事，包括未知之事或难题，要靠学与问破解它。借助学与问，能够做到“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论衡·实知篇》说得好：“以今而见古，以此而知来，千岁之前，万岁之后，无以异也。追观上古，探察来世。”这就要求莘莘学子，既学又问，闻一知二，举一反三，发现并掌握某些客观规律。王充在这里虽然断然否定了“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论调，从反面强调了“不学不成，不问不知”的观点，但是随后又从正反两方面重申：“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由此可见，王充的基本教育理念是：教育工作的核心，在于引导受教育者学好学与问的方法，形成学与问的习惯。
《论衡·实知篇》最后指出：“故夫难知之事，学问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问之学之，不能晓也。”即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有些事物，人们是无法靠学与问而认识的。事实正是如此，就拿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来说，就存在着人们永远也认识不了的事物。无疑，王充既反对先知先觉论，又反对一切皆可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