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海 从影三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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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建海的工作轨迹中，不难看出他的三段式发展脉络：广电部电影局――中影集团――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

这位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的电影人不但在电影策划界名声响亮，其关于电影研究的理论功底更是许多圈内人无法与之相比的――曾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电影理论及评论文章30余万字。

从2006年8月至今任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董事、总经理的许建海注重“文以载道”，他要用电影讲授“能够让观众接受的‘道’”。“绝不能片面机械地把经济效益理解为拳头加枕头，把社会效益理解为空洞的说教。凡是社会效益好的作品，必然会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凡是经济效益不好的作品也难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学哲学的电影人

许建海说直到现在，父母对他最大的影响是：本分，老老实实做人，脚踏实地做事。“父亲1941年参加八路军，他们没有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事，就是日常生活中对我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点点滴滴地渗透式的影响。直到现在给我性格上最深层次意识上的影响就是：朴实、诚恳对待任何一个人和事。”

现在，合作伙伴还会对许建海开玩笑说，“你不太适合坐这样一个位置，既不奸诈又不狡猾。”与别的公司合作时，他除了考虑其任职公司的利益外，还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利益的平衡。“因为合作是双方的，你不能只想自己合适了，应该是共赢。”朋友会“指责”他这样不合乎现在的潮流，他颇无奈地解释：没办法，这已经是打了40年的烙印了。

1988年，许建海进入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工作，主要工作是“审查剧本，联系协调制片厂，随时了解他们创作生产的状况”。读过许多中外哲学类书籍的许建海，比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对人生和生命思考得更多，比同龄人也深沉些，因此，刚开始到机关工作时，对于工作中的琐碎、枯燥也会感觉乏味。不过，他没有为此苦恼太久，天生的适应能力和倔强劲儿让他不断调整思维，让自己脚踏实地，埋首工作。他从那些看似单调的日常工作中汲取知识，不断观察，总结工作中的得失，不停拓展人际关系，提高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把这些用心血汗水换来的宝贵经验储存进人生阅历的仓库。

当时，所有的电影制片厂都有“文学部”，负责组织、管理剧本，许建海则负责监督审阅制片厂的这些剧本。在“审片小组”(现称“审查委员会”)工作期间，许建海因工作关系读了大量剧本，“整个办公室墙角堆的全是剧本”。“那时候产量低，最高产量也就是每年150多部。而且，那时候的生产不太均衡，基本上都是影片完成后集中到年底送审。”因此，每年的9月至12月，许建海每天都要看大量的电影(国产片和进口片)，“最多时一天看6部电影，上午、下午和晚上各两部”。

“那时的电影业格局和现在很不同，基本上没有民营电影公司，全国范围来说参与电影制作的民营公司应该不到10家。”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全国共有16家故事片厂。在计划经济指标管理的年代，这16家片厂拥有电影局每年下达的故事片指标。“现在电影业门槛已经降低很多了，只要有资金都可以拍。”许建海感慨道，“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从完全的事业化到逐步开始向产业转化，其间风风雨雨，人们在思想观念、行动准备等各个方面都经历了一次长时期的变革。这个转变是长期的，产业化的路子要走好也必然会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毕竟，理论上解决了的问题，在实践中也需要不断摸索。”

在电影局的这段工作经历对许建海以后的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对全国的电影创作生产的总体状况、发展、沿革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只有在这样一个部门、岗位才可能有这种机会，这有助于我以后分析问题时会站在全局的位置看。第二，我在电影局10年，参与了包括《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审查规定》的起草、修订，因此，对电影管理方面的法律政策比较熟悉。”许建海说，“直到现在，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时刻牢记“牛顿定律”

关于许建海与法律结缘的事还有一件曾轰动全国并影响至今的案例。

一次，许建海在重庆与广电局的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重庆的朋友聊到当天参加的一个普法考试案例分析题，大家开始争执这道题目的答案。这时，许建海一位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对大家说：“还争什么，当事人就在这儿，直接问他吧!”大家顺着他的目光看向许建海，无比惊讶。

原来，1992年10月，许建海以笔名“非也”在《中国电影周报》发表评论文章《不只是说方义华》。该文以方义华创作的部分电影为例，评论了作者认为的当时我国主旋律电影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缺陷，提醒人们予以关注。方义华认为此文的内容侵犯了其名誉权，遂向法院，结果原告在一审法院被判败诉。这是建国以来因文艺批评而引发的第一次诉讼，至今还是各大高校法学院民法课关于“名誉权”的经典案例。

“我这基本上是一球。”时隔多年后，许建海总结到。

在电影局和中国电影集团工作期间，许建海曾多次在《人民日报》《电影通讯》等报刊上撰文对电影局提出的“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进行深刻的阐述。

“中国历史上向来注重‘文以载道’。对‘文以载道’可以有不同的评价。褒也好，贬也罢，没有不‘载道’的‘文’却是事实。‘载道’的目的是要让受众能够接受‘道’。关键是载什么道和如何载道?内容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内容出了问题，倾向上有了偏差，那么，经济效益越好，作品的不良影响就越大。这种情况必须千方百计加以避免。”

从1988年至2003年出任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影视策划部主任之前，许建海都是担任副职，他从这几易岗位中，找到了百变不离其宗的“横梁”――在坚持中修正，在修正中坚持。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做好副职，干好正事，为他人谋“稻梁”是一件既有成就感又幸福的事。

2006年，许建海与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时的同学――紫禁城影业前任总经理张强，偶然谈起“跳槽”的事，张强对他“洗脑”：紫禁城虽然小，但是这是一个可以独立运作的平台。“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我也愿意来尝试一下。”许建海左思右想，一番权衡后决定答应张强的“邀约”。“糊里糊涂地就这么来了。”他微笑着调侃自己。

短短四年时间里，他不敢停歇脚步，珍惜机会，在这个更自由的平台实践自己对于“电影”的理解和感悟。

2008年，北京奥运。规模最大的一部奥运题材主流大片，也是北京奥组委担任总监制的唯一一部向奥运会献礼的电影作品――《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于5月中旬热映。这是许建海入主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主抓的一部力作。

2009年11月6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支部原第一书记沈浩去世。12月8日，许建海接到电影局电话通知，让他派人跟随中央新闻媒体采访团到小岗村。“当时并不清楚什么情况，问电影局，他们也回答‘不清楚’，只说是有关部门点名要紫禁城影业去人。”在电影业几十年的从业经验让许建海直觉认为“紫禁城是该团唯一一家制片公司应该是要做电影，否则应该都是媒体去”。于是，许建海派了一名“既懂创作，又懂生产”的工作人员去当地进行6天的调查，收集了一些关于沈浩的资料。

“其实讲起来我还是感觉有些惭愧，沈浩去世后，我在电视上看过新闻报道，但是并没有更多深入了解。”许建海说这部影片不同于以往他们制作的电影，这次不是他们主动去寻找这个题材。“这次情况与以前很不同，以前是我们想做一部片子后再去取得上级领导的支持，这次是从上而下的，是任务。”对许建海来说，如何在规定时间内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是他考虑最多的问题。

“从常规创作角度来看，这么短的时间来完成这部片子(《第一书记》)并不符合创作规律。应该是先沉淀一段时间，对沈浩有更多的了解后，再用相当的一段时间用心体验后再开始创作。”

2010年1月8日，相关部门就此事召开首次协调会，确定由紫禁城公司负责制作该片，并且于7月1日前完成。

《第一书记》真正开始创作始于1月19日，选编剧、导演、演员。许建海和几个剧组工作人员“把春节搭进去了”，“任务很重，大家压力很大”，好几个方案都推倒后重建，“前后起码有20稿”。直到3月28日剧组开赴小岗村时剧本还没完全定稿，精益求精的剧组人员直到拍戏期间还在修改剧本。

谈到对该片的期望，许建海说期望该剧“能给像沈浩年龄层的机关干部一些重要启示”。

许建海透露紫禁城影业近期还有一些项目正在积极筹划中――筹拍电影《辛亥革命》，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另外一部重要作品是根据姜戎的同名小说《狼图腾》改编拍摄的电影，将邀请国内知名编剧和好莱坞著名编剧共同担纲剧本创作。

每次取得骄人成绩后，许建海都会给自己“泼冷水”。“我们就好像在电梯上，升高得太快了，须提防头晕眼花栽跟斗呀!尤其是在目的地到了，电梯停住的刹那，我们千万要依照牛顿的运动定律做，那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