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贻弓电影的民族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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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第四代电影的杰出代表，吴贻弓电影既继承和借鉴了中国古典审美经验，又从民族传统艺术包括诗歌、戏曲和绘画中吸取了大量的艺术精华，借以拓展电影艺术发展道路，导演的内心体验和个人情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和彰显，凸显出极富个性的民族审美特征。

关键词：吴贻弓 电影艺术 民族审美特征 艺术手法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的复兴时代，中国电影第四代的悄然崛起和第五代的横空出世，将一种来自西方的现代艺术镌刻在中国文化艺术的丰碑上。像其他种类的中国艺术一样，中国电影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充分继承了民族审美经验与传统艺术的精华，逐渐形成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电影艺术的民族特色，又称电影艺术的民族性，指的是体现在电影作品中的民族生活特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艺术表现形式所形成的特色，它是一个民族电影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电影艺术的民族特色不仅表现在内容方面，更表现在艺术形式和审美风格上。例如美国西部片是极富美国特色的类型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则具有法国的民族特色。而中国新时期电影，深深根植于民族生活的土壤，富有深刻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艺术表现手法和审美特征方面，注重从我国传统艺术美学中吸取养分，体现了比较鲜明的民族特征。

1980年的《巴山夜雨》和1982年的《城南旧事》接踵而出，是中国新时期电影叙事革命的两声春雷，不仅将吴贻弓推向了中国电影的前台，更是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电影时代，中国电影逐渐摆脱传统电影的束缚，开始迈向现代电影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第四代登上历史舞台之际，中国电影艺术发展正处于一片茫然。作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张暖忻与理论家李陀1979年在《电影艺术》杂志发表《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①，历史性地成为第四代电影人的艺术宣言，该文从理论上阐明了电影语言革新的必要性，为当时电影在艺术上的创新实践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发展方向。于是，从1979年的《小花》和《苦恼人的笑》开始，之后相继出现了张暖忻的《沙鸥》与《青春祭》、吴贻弓的《城南旧事》、胡炳榴的《乡音》、吴天明的《老井》等一大批出色作品，为当时的影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吴贻弓进入新时期后重执导筒即身处这样一个艺术大变革时期，他在努力实现“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同时，深受民族传统艺术熏陶，其电影作品渗透出浓厚的民族艺术传统和风格特征。作为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吴贻弓的电影作品重视个人情感表现和道德话语呈现，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美学和现代视听语言的完美结合，形成了富有个性的审美特征。

自1960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到1997年，吴贻弓一共执导了15部影片。他的影片数量并不庞大，虽然题材内容堪称多样，但是艺术取向和审美风格比较一致。从题材内容方面来看，1979年的短片《我们的小花猫》是“”后重返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初试之作，通过描述老教授、孩子康康与小花猫的细腻故事，将人与物的遭遇相结合来表现知识分子的命运；1980年的《巴山夜雨》由吴永刚任总导演，吴贻弓任执导导演，以温情和诗意控诉“”，是新时期反思电影的代表作之一；1982年的《城南旧事》以散文化叙事塑造老北京形象，抒发“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是中国式散文电影的杰作；1984年的《姐姐》记录荒原大漠和生存绝境，其主题构思和空间造型都极具实验意味，但是由于创作条件的限制以致艺术上并不很成功；1985年的《流亡大学》表现颠沛流离的知识分子的战地流亡经历，显得中规中矩；1987年的《少爷的磨难》尝试喜剧风格，只具有类型突破的意义。吴贻弓的三部后期作品――1990年的《月随人归》、1991年的《阙里人家》和1997年的《海之魂》，大体上都属于“主旋律电影”，虽然加重了情节和故事，但依然像前期作品一样注重意境和民族传统韵味。尤其是《阙里人家》对民族传统文化心脏――曲阜孔庙的形象展现，体现出吴贻弓一贯具有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特征。

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和艺术精神十分丰富，其发展历程漫长，具体来说，吴贻弓电影的民族审美特征表现如下：

第一，借鉴中国美学强调美与善统一的思想，注重电影艺术的审美韵味与人道精神的统一。《巴山夜雨》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里展现数位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和受伤的心扉。影片如同许多刚刚走出“”阴影的文艺作品一样，主要以知识分子的苦难象征民族的苦难。但是片中没有一个坏人，虽然抨击罪恶却十分温暖，它通过大量中近景运用、情绪镜头的反复出现以及象征物象的数次特写，酿造了深邃和隽永的艺术格调，从中可以看出“美”与“善”统一的审美思想。又如《城南旧事》，以小英子探看的眼睛穿起了三个零散的情节段落，她的目光充满了善意与悲悯――在常人眼中的疯子和小偷身上，她感到了人间的至情至爱。而这种浓厚的人间温情和人道精神与由人、景、光、声、色所组成的优美画面和诗意韵味高妙融合，成就了一部情感浓郁、形式恬淡、风格简约的散文电影。

第二，借鉴中国美学的概念和范畴，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中国传统美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概念、范畴，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经验，如情景交融、意境、意象、虚实相生、含蓄美等。吴贻弓从小就浸染在民族传统文艺中，受过良好的艺术教育，在尊重电影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传统审美思想，形成了鲜明的特征。吴贻弓电影多借鉴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段，营造出具有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的意境。王国维说：“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②在《人间词话》中又指出：“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③由此可以看出，景与情是意境的主要内容，意境是情与景、意与境的统一。影片《巴山夜雨》借用了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夜雨寄北》的意境，以“夜雨”和“却话”作为影像叙事的基调和色彩，没有紧张曲折的情节纠葛与浓墨重彩的复杂性格，只有一艘客轮、一间舱房和一群失意落寞的船客。影片大量运用中近景镜头和情绪段落的衔接，优美的三峡风光与人物形象和谐对应，平实恬淡而意境深远。《城南旧事》借用古典诗词分阕方法，将情节系统划分成三段，非常吻合儿童记忆的心理特点，即不连贯与片段式的，一个个人物的遭际，像流星和过客一般，在小英子的生活中出现了又消失，流淌出淡淡的凄凉意蕴。影片精心编织出了诗意的世界，儿童眼中所见所感与“骊歌”的旋律相交融，在朴素中执著地表达着怀旧与乡愁，带有浓郁的东方韵味。

第三，向传统文艺探胜求宝，充分吸收和消化各门传统艺术的创作经验，丰富现代电影的艺术手段。

首先，吴贻弓电影艺术受到古典戏曲的浸润，追求写意与神似的原则。古典戏曲艺术重写意、求神似，吴贻弓对此是仰慕而倾心的，由此，他大胆地用情绪来组合电影元素，以人物的主观情绪和情感作为电影生成的基本出发点，这如同戏曲艺术“景随人移”的表现手法。以情绪来衬托影片的哲理与意蕴，虽有一个个情节在游动，但只是情绪的“审美物象”，形成了“形散神不散”的艺术风貌，因此可称之为“散文电影”。《城南旧事》就是以儿童的情绪，来串联和演绎一种带着“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的艺术故事，并以此统率了三段互不关联的情节板块，秀贞、妞儿、小偷、宋妈也在这样一种情绪和感受中被照亮了，而且一些情节也写意化了，妞儿母女相会到底是真是假，只有留待观众的审美想象了。

其次，电影借鉴并运用了中国传统山水画。吴贻弓拍摄影片好用“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④的白描手法，捕捉人物心灵深处的真实冲突，因而在色彩和影调的处理上，对淡雅灵逸的中国写意山水画情有独钟。《城南旧事》以灰色、褐色为主调，灰暗中带有点点亮色，比如风沙迷漫中偶露着红枫、嫩绿等有着生气的色彩，偶尔穿插着些许跳跃流动的辅助色彩，比如孩子身上的衣裳亮色、庙会上民间玩具与装饰品的斑斓色彩，以此寓意着当时的社会黑暗中，仍有不灭的美好心灵，视觉构图宛如一幅冷色调的水彩画。又如《姐姐》里长城上空冉冉升起的太阳，《流亡大学》里最后欢呼跳跃的全景，《阙里人家》中望父台父子的远望，等等，都达到了一种借景抒情、虚实相生的审美效果。

再次，电影频繁运用重复手法，这是对古典诗歌表现手法的继承与借鉴。“重复”又称复沓、重言、重辞、重章，是古典诗歌经常运用的抒情手法。重复手法的运用，可以加强语势，增强语言节奏感，抒发强烈的感情。吴贻弓在《城南旧事》中对重复手法进行了“极致”的运用，使影片在整体艺术效果上产生了重叠复沓的形式美，具有“复调”的审美韵味。《城南旧事》中艺术的重复包括景的重复、音乐音响的重复、节奏的重复、叙述上的重复等，各种细节和场景以及音乐的重复累积逐渐蕴蓄了丰富的情感力量，对于人物塑造和情感抒发产生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音乐的重复，影片中8段音乐有7段都是“骊歌”的旋律，不仅是一种听觉的重复，更是情感和节奏的重复，只不过演奏的乐器稍微变化了一下。由李叔同填词的“骊歌”倾诉着哀哀的离别之情，曾经风行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其表达的迷惘惆怅之情很能代表当时青少年的感伤心绪，具有浓重的历史感和时代感。“骊歌”的一次次奏响，将原本零散的故事和细节段落进行了“情绪”上的连缀和贯穿，使得影片的结构变得更为圆满了。

与此前中国电影的第三代和之后的第五代不一样，第四代导演以抒情作为其艺术突破口，既继承和借鉴了中国古典审美经验，又从民族传统艺术包括诗歌、绘画和戏曲中吸取了大量的艺术精华，借以拓展电影艺术发展道路，导演的内心体验和个人情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和彰显。第四代电影人从小就受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传统抒情手段和艺术表现原则成为他们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正如学者冯果指出：“把西方现代电影语言和中国古典诗词抒情手段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第四代’电影人独特的‘抒情电影’语言。”⑤吴贻弓在《城南旧事》导演总结中，自称这种“抒情电影”为“散文式电影”⑥。散文式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种重要影片形态，主要指的是第四代导演的一部分具有纪实美学和散文诗情的影片。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电影是散文化形态占主导地位的电影，它标志着中国电影突破了传统戏剧式电影而进入现代电影的范畴，从而与世界电影趋向一致。比如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胡炳榴导演的《乡情》、《乡音》与《乡民》三部曲，凌子风导演的《边城》，郭宝昌导演的《雾界》以及张暖忻导演的《青春祭》等。这种散文式电影突出情感传递、淡化情节故事、削弱因果联系、追求散点式叙述，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一方面可以通过“形散神不散”的结构，从容细致地抒感，另一方面又充分地表达了人道主义精神。民族传统艺术精神在这一批影片中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彰显。

当然，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精神对后代艺术家的深刻影响，决不仅仅表现在艺术手法和修辞手段的层面上，还有许多属于精神内涵层面的范畴。对于艺术而言，内容和形式本来就是互为一体、相辅相成的，吴贻弓对民族传统艺术的借鉴和继承，不只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写意传神的美学传统，不只是追求空灵与虚静的意境和韵味，而是在整体上表现了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特征。

注 释：

①丁亚平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②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③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鲁迅：《作文秘诀》，《鲁迅杂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⑤冯果：《当代中国电影的艺术困境》，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⑥吴贻弓：《对“散文式电影”的探求》，《电影导演的探索（第三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单位：咸宁学院人文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