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本土文化的多维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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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湘文化是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双重渊源而形成的交互文化。湖湘“本土文化”并非独立产生、存在的文化，而是由本土和外来多种区域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没有一个离开交互文化而独立存在的本土文化。因此，湖湘文化探源就是要从地域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多维地探讨湖湘文化的渊源。

【关键词】湖湘文化；交互文化；本土文化；楚文化；苗蛮文化

Multi-dimensional Source Exploring of Hu-xiang Local Culture

ZHU Han-min

( Yuelu Academy, HunanUniversity, Changsha410082, China)

[Abstract] Hu-xiang local culture is an interactive culture from dual influence of local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Hu-xiang local culture is not an independently-produced existing culture, but a result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various regional cultures.From this point, a local culture which is depart frominteractive cultures cannot exist independently. So , the source exploring of hu-xiang local culture would conduct a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from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s.

[Key Words] Hu-xiang Culture; Interactive Culture; Local Culture; Chu Culture; Miao-man Culture

我们在论述湖湘文化的来源时，强调其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双重来源及交互文化结构。 为了进一步证明湖湘文化来源的多维性及交互文化结构，我们还可以对所谓的湖湘“本土文化”作一步探索。我们会发现，如果往前溯源，所谓湖湘“本土文化”并非完全是土生土长的文化，而同样也是这种区域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离开交互文化而独立存在的“本土文化”。

一

首先从楚文化说起。人们在讨论湖南政区内湖湘文化的形成及源头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楚文化。作为春秋战国时代最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楚文化确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或者从广义的湖湘文化来说，楚文化是湖湘文化历史演变的早期形态。楚文化的空间范围很大，正如史书所载：“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 早在春秋中晚期，楚人已经进入湖南地区，但是，将洞庭、苍梧列入楚国的行政区，则是到了战国时期。

但是，楚文化本来是一种交互文化的产物，是来之于黄河流域 姓楚族文化与长江流域中游苗蛮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张正明先生认为：“ 姓楚族人源于黄河下游的祝融部落集团，庶姓楚族人源于长江中游的三苗部落集团，彼此由联结而融合，实为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相涵化。” 所以，楚文化的探源，一方面，可以追溯到黄河流域下游的祝融部落的文化源头，那是楚文化的主要源头。到了西周早期，“楚之祖封于周”，使得楚的先祖熊绎正式纳入西周的政治体系之中。楚人经过“筚路蓝缕，以处草莽”的经营开拓，逐渐发展成为比较强盛的封国，并且创建、发展出了辉煌的楚文化。另一方面，楚文化的源头存在于南方土著的苗蛮文化之中，作为北方方国之一的楚国在其南迁的过程中，不断汲收、融合南蛮之地的土著文化，这样，使得楚文化建构出一种“西周时非夏非夷，春秋时亦夏亦夷” 的特殊的区域文化。楚王熊渠甚至还以“我蛮夷也”自居，更是由于楚文化确是大量融汇了南方蛮夷文化。由于楚国将湖南纳入其版图更晚一些，故而湖南地区所形成的楚文化，包含着更多的湖南土著的苗蛮文化。

由此可见，作为建构湖湘文化的本土资源的楚文化，其实本身亦是春秋战国时代区域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楚文化本身就包含着北方的中原文化与南方的苗蛮文化的双重文化源头。或许，人们会进一步追问，在楚文化系统中，哪一种文化占主导地位呢？或者说哪一种文化是源而另一种文化则只是流呢？一些学者主张从楚族的源流说明楚文化的源流，认为楚文化“有介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间的主源，即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风的原始农业文化，它左右着楚文化的发展方向”，故而主张“楚文化的主源可推到祝融，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为楚文化了。” 亦有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南方地区源远流长的三苗、南蛮、百越文化才是楚文化的源头，而楚族的部族文化则只是流。特别是讨论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地区的地域文化时，坚持外来的楚族文化是支流，而湖湘地区本土的三苗文化、南蛮文化、扬越文化才是主流文化。 我们认为，从“交互文化圈”的理论框架来看，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应该均是楚文化的源头，至于哪一种文化是主流、哪一种是支流则取决于对楚文化结构中哪一层面、哪个角度来看。在楚文化体系中，可以分为以楚贵族、精英人物为主体的文化群体与以楚庶族、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文化群体。前者的文化主流受中原文化影响很深，因为无论是从族裔血脉，还是从文化传统来看，他们更多地受到祝融部落文化、西周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后者则受本土文化影响更深，因为他们的族裔血脉、文化传统主要来之于本土的苗蛮部族。

二

其实，不仅仅是作为本土文化的楚文化是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结果，我们进一步探究还会发现，在楚文化系统中作为本土文化之流的苗蛮文化本身，亦不可能置身于“交互文化圈”之外，即也是区域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

在楚文化南下之前，湖南地区的本土文化是苗蛮文化。但从现存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追述来看，苗蛮文化亦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文化，其文化源头仍然可以追溯到湖南以外的地区，或者说，也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所谓苗蛮文化，是三苗文化、南蛮文化的简称。“三苗”又称“有苗”，是尧舜时代居住于中国南方的氏族部落，据《战国策·魏策》所引吴起语：“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水在其南，衡山在其北。”《通典》亦载：“潭州古三苗之地。” 可见，湖南与湖北、江西等省一样，均是古三苗部落居住之地。三苗曾受到舜帝的征伐，古代文献早有“舜征有苗而死” 的记载。另如《史记》所载，舜“南巡守，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继“三苗”之后的夏商周时期，湖南的本土文化又称之为南蛮文化。当时，中原王朝将南方各种部族统称之为南蛮，故而有“南蛮、东夷、北狄、西戎” 之说，其实，南蛮部族就是三苗部族的后人。由于三苗在受到尧、舜、禹的征伐而瓦解，其后人重新聚集并形成为南方强大的部落联盟时，又称之为“荆蛮”、“南蛮”。可见，三苗与南蛮有着族裔关系与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故而可以统称之为“苗蛮文化”。

然而，苗蛮文化也不是湖南地区自然生长的文化，它同时也是上古时期因战争及经济原因引发部族大规模迁徙而产生的交互文化。三苗部落的族裔关系与文化传统来之于黄河流域下游的九黎部落，九黎部落的首领就是炎、黄二帝时代的蚩尤。据《尚书·吕刑》载：“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孔安国传云：“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孔颖达“疏”引郑玄语：“苗民，即九黎之后。” 另外，《尚书正义》引《国语·楚语》亦云：“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 这些历史文献记载了上古重要的史实：一方面，湖南、湖北等地的三苗部落系以蚩尤为代表的九黎部落之后；另一方面，三苗部落继承了九黎部落的文化传统，即所谓“习蚩尤之恶”、“复九黎之德”。这一点，正如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所说，“九黎乱德，家为巫史，民神同位”，而又说“三苗乱德，民神杂扰”，反映九黎、三苗在文化上的传承关系。由于九黎部落及相关的文化均不是湖湘地域的本土特产，而是来之于黄河流域下游一带，故而对湖湘之地而言，苗蛮文化的源头也是外来的。据史料记载，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最初主要活动于以少昊为首的东夷部落的区域，即今日的山东乃至河南一带。蚩尤的九黎部落还与炎帝部落之间发生战争，大败炎帝。但是，蚩尤的九黎部落在以后与黄帝部落的战争中却失败。《史记·五帝本纪》云：“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蚩尤的九黎部落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开始向南方大规模迁徙，并成为三苗部落的主体。这就是所谓“苗民即九黎之后”的由来。三苗是由蚩尤部落的族裔组合而成，这一点，在三苗后代的苗族的传说、习俗及古歌中还能得到充分体现。譬如，一些地方的苗族传说就是以蚩尤为古苗民的首领，湘西苗族祭祀的古苗首领名“剖尤”其实就是蚩尤。

黄河下游的九黎文化因迁徙而演变为长江中游的苗蛮文化，一方面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南方文化的交流、传播，“三苗复九黎之德”即体现出这种部族文化的传承关系；另一方面亦体现出南下的九黎文化在迁徙后与南方其他部族文化的交互作用，从而产生文化的演变。事实上，南下的九黎部落演变为后来的三苗部落，再演变成南蛮部落，就是一个在“交互文化”作用下不断汲收南方本土文化的演变过程。三苗文化、南蛮文化是一个不同于原来九黎文化的新的文化类型，夏商周时期将东夷、南蛮并列，显然是因为它们已经是不同的部族文化类型。当然，九黎部落南下时，地处长江流域中游的湖南原居民文化状况如何，不可能在文献上有确切的记载。但是，从距今5000年到2000多年前之间，关于湖湘地域中所发生的由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因交流互动而形成的地域文化的演变，却在大量的考古学材料中获得证实。

三

文献记载的蚩尤、炎帝、黄帝、三苗、南蛮、舜帝的相互交战及文化交流等只是一种历史传说，但这些传说应该是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据的。所以，区域之间发生的交互文化不仅发生在上述文献记载的传说中，亦存在于当代考古学所建构的知识谱系之中。受考古材料、研究程度的限制，我们还不能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部族文化作出具体的对应比较，但是从大的文化历史脉络中则可以明显发现，区域文化交互作用是如何制约着湖湘地域上古时期文化的建构。我们可以从楚文化期、苗蛮文化期的时间序列寻求考古文化的对应关系，从考古文化系谱中说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二重文化源头对湖湘地域文化的建构。

首先我们从考古学文化中考察湖南地区楚文化的形成。楚文化开始进入湖南地区是春秋中后期，而将湖南地区完全纳入楚文化区则是战国时期。在楚文化进入到洞庭湖以南的地域之前，这里早就存在着年代久远的本土部族传统。譬如，有考古学者在研究商周时期湘江流域考古学文化时指出：“地方文化传统在楚文化进驻本地之前一直是湘江流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主体因素，在樟树塘类遗存、山门脚类遗存、费家河文化、炭河里文化和春秋墓葬遗存中，地方传统完全起主导作用。”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后期，由于楚人大规模南下，从而引起湖南地区文化形态的重大变化。所以，湖南地区所出土的战国时期墓葬所体现的文化均为典型的楚文化。值得指出的是，湖南地区的战国楚墓，一方面非常典型体现出楚文化的形态与风貌，从出土的楚简帛文献到工艺美术，从其表达的宗教观念到艺术精神，均达到楚文化中思想、艺术的高峰。但是，另一方面，湖南出土的战国楚墓及楚文物中，又一直有着自己的本土传统，正如前引之书所说：“即使是在楚文化控制的战国时期，地方文化传统仍以一定的形式存在，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许多湖南的楚墓既是楚文化的主导，但又参杂着本土蛮越的风俗传统。甚至到了秦汉时期，许多墓葬中仍然保留着先秦时期蛮夷文化传统，其实它们就是“楚文化入驻之前湘江流域的土著文化传统在秦汉时期的延续情况” 。

其次，我们再看看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前期，在时间上大约是距今5000年到2000多年前，也就是苗蛮文化时期，这段时期湖南的考古文化仍然体现出不同区域部族文化交流互动的特点。苗蛮文化并非许多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一种土生土长的草根文化，它同样是多种文化不断交汇、融合的结果。特别是在洞庭湖东岸区、湘资流域的下游区，这些地方由于方便与其他区域的文化交流，故而有多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同时存在于此，体现出不同文化传统交流、融汇的特点。学者们在研究了商周时期湘江流域不同的考古文化遗址时就发现：“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和制约关系是考古学文化存在的前提与发展动力。从文化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湘江流域整个商周时期诸考古学文化中主要存在以下三大类不同的文化传统，即：本地文化传统、中原文化传统及周边地区传统。其中中原文化传统包含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等，周边地区文化传统主要有湘西北及鄂西地区、鄂东及赣北地区、赣南及岭南地区同时期文化和楚文化、吴越文化等。” 由于地理条件不同，故而各种文化传统的分布也不一样。位于北区的湘江流域考古文化比南区更易于接受中原文化，故而与中原地区同期的商周文化有较强的相似性；同时，北区的考古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演变节奏同步，而位于南区的湘江流域考古文化虽然也在不断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相对而言其接受的时间要晚、慢一些，而且其本地文化传统体现得更为突出。这些考古文化的分析证明了所谓的苗蛮文化期的湖南亦是深刻受到中原文化及其他地域文化影响的事实，表现了交互文化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其三，如果我们要再进一步追溯湖南地区考古文化，将时间追溯到距今1万年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证明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湖南地区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文化遗址，如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石门皂市下层文化遗址、长沙南托大塘遗址、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安乡汤家岗遗址等等，均是新石器文化遗址，时间跨度为距今9000~5000年。考古学家对这些考古文化作谱系结构分析时发现，“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 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均属南方系统，它们与北方文化系统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但是，大约在距今5000前后，这种二元谱系被打破，“北方系统的屈家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基本上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传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 到了距今4400左右，出现了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湖南已经挖掘出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100多处，从考古文化谱系来看，它们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体现出北方考古文化的强势影响。所以，考古学家认为，湖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演变，均“不是湘江流域自身文化传统的自然演进，相反，来自外部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 湖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与文献记载上古时期源于黄河流域的蚩尤九黎部落南下，并成为南方苗蛮文化的主体这一说法相互映证。

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肯定本土文化在文化交流互动中的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它们所产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距今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由于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优越，从现在的考古材料来看，其农耕文明的起步要早一些，相对而言文明发展得更早一些。根据文化流动性总是自高流向低的文化流动法则，地处长江流域的湖湘地域文化在交流互动中，可能流出会更多一些。这段时期的代表性文化遗址，在黄河流域是仰韶文化，而在长江流域则为屈家岭文化。对这两大文化遗址的研究可以发现，南北文化之间是不断交流互动的，仰韶文化影响了屈家岭文化，同样，屈家岭文化也影响了仰韶文化。但由于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起源更早，故而屈家岭文化更多地影响了仰韶文化。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仰韶文化后期同它南方邻境江汉之间的屈家岭文化的关系，也表现为自南而北的影响要多于自北而南的影响。”他进一步指出，在此期间内，我国民族文化关系上发生的一个大变化，就是“以东南方诸原始文化集中影响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为主。” 但是，到了距今4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末期和青铜时代初期，即进入到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文明发展得更快更成熟，地域文化的交流互动方向发生了根本性逆转，黄河流域的文明自北向南的影响成为主流，这段时期湖南的考古学遗址基本上体现出受北方龙山文化影响的特征。当然，长江流域中游的龙山文化遗址在体现外来影响的同时，又体现出一些不同于北方龙山文化的本土特色。而且，这种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区域文化形态，不仅大大地丰富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尤其是这种南北文化的融合会生长出一些新的文化要素来，有益于整体文化的发展。

上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充分证明了湖湘地区的文化建构是在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完成的，故而其文化源头是多元的。在很多时候，外来文化甚至成为地域文化的主要源头，决定着地域文化的具体形态和历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