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范文大全 > 正文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几个法律问题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几个法律问题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为一种司法救济制度,不仅有利于正确处理刑事案件,同时有利于保证公民和国家、集体财产不受侵害。在我国,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价值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在此分析了附带民事诉讼的价值,并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也主张将共同犯罪中的在逃犯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共同被告,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

关键词:附带民事诉讼;价值;精神损害赔偿;在逃犯;共同被告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我国法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就是指人民法院在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根据被害人等提出的赔偿诉讼请求,附带解决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而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的诉讼活动。从本质上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仍属于解决民事权利争议,主要解决刑事案件中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故应受民事法律调整,在实体上具有独立性,在程序上受到民事诉讼法的许多规定制约,因此,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1]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笔者在此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自设立之初,就引起法学界的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有人主张废除该制度,实行刑民分离。[2]但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其存在的价值,不能因在实施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轻易废除,而要不断地对其行完善,使其价值得到实现。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的价值

“在国家司法资源相对稀缺的前提下,只有将有效的司法资源进行合理地配置,才能达到既不损害公共目标的实现,又能提高审判活动经济的最佳效果”。[3]用经济效益理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活动进行衡量,其有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的价值。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节省法院方面的费用支出,节约审判人员的精力及时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由一个合议庭合并审理,法院在审理被告人犯罪行为的同时审理由犯罪行为导致民事赔偿问题。从而避免了分别审理产生的调查和审理上的重复,即节省了法院的费用开支,也节约了审判人员的精力及时间,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2.节约原告的诉讼成本,最大限度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首先,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主张自己的权利,必须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时间收集证据。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行为的举证由公诉机关承担。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行为与侵权行为是同一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公诉机关在收集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的同时,也同时证明了侵权行为,从而减轻了原告收集证据的压力,节约了原告因收集证据而花费的人力、物力及时间。其次,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收取诉讼费,这项规定减轻了原告的经济压力,更有助于保障经济困难的受害人的诉讼权利。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施能使受害者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国家运用公权力惩罚犯罪的同时 ,被害人可以借助国家机关有效的侦查手段获取证据,及时提讼,必要的情况下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从而使国家、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而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如果没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当国家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财产遭受犯罪侵害时,只能等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因时间拖得太久,既不利于被害人收集证据,也有可能导致被告人或承担责任的人隐匿、转移财产。同时由于被告人已判刑,对赔偿持消极的态度,影响赔偿。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正确处理案件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将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合并进行审理,首先有利于查明案情,分清责任,正确解决民事赔偿问题。由于处于前位的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更为严格,因此将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也更为准确,有助于维护司法权威。其次,有利于法官根据被告人的赔偿态度,全面考虑犯罪情节,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的时候,将被告人的赔偿态度作为其悔罪表现的情节充分考虑,无疑具有积极意义。”[4]我国刑法规定,被告人认罪、悔罪的态度和表现是决定从轻处罚的一个酌定情节,是决定是否适用缓刑、减刑和假释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根据被告人的赔偿态度酌情考虑对其判处的刑罚,一方面能使被害人的利益得以及时实现,另一方面,可以达到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

二、侵害他人人身权的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1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此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不包含精神损害赔偿。此种否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极大争议,有学者认为,此司法解释忠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合理的。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解释不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质,也与我国的民事制度不统一。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刑诉法及其解释及我国民事法律相关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的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理由如下:

(一)保证刑事法律规范与民事精神赔偿制度互相衔接、协调一致的需要

我国《刑诉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这就明确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问题,不仅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还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侵害他人人身权的赔偿中包含了精神损害赔偿。《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这一规定虽然对涉及“四权”方面的精神赔偿予以确认,但范围过窄。为此,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2010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对于该条应当这样理解,由于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益或财产权益的,在追究侵害者的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可以追究他的侵权责任。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结合该法第四条的规定,应当理解为:如果犯罪行为人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则该犯罪行为人应承担的侵权责任不仅包括财产赔偿责任,而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我国民事法律明确规定了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害人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再结合《刑诉解释》第一百条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法律,我们不难看出,由于犯罪行为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应当包含精神损害赔偿。

(二)贯彻民事法律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基本精神的需要

从法理上讲,犯罪也是一种侵权行为,且比民事侵权性质要严重得多。在民法规定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对于犯罪这种严重的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显然更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由于侵犯了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且触犯了刑法,因而依法应予以刑罚处罚。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又同时使被害人人格尊严受损,名誉降低,或迎接未来生活的信心受挫,或丧失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从而精神上遭受极度痛苦,乃至影响未来的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根据刑法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甚至根据案情判决赔偿被害人的有关物质损失,这些尚不足以抚慰被害人。在许多刑事案件中,如、侮辱、诽谤等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远远大于一般的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如果法律对较轻的民事侵权尚且规定受害人可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对因犯罪行为受到伤害的受害者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则在情理之中。

三、追加在逃犯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共同被告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我国法律对追加在逃共犯(本文所指在逃犯是指刑事拘留在逃和批捕在逃)为共同被告未作明确规定。在逃共犯能否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审判实践中一直争议不休,分歧较大,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将在逃犯列为附带民事诉讼共同被告人,公告送达附带民事诉状及开庭传票,缺席判决他们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在逃犯不是适格的附带民事诉讼共同被告人。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即追加在逃共犯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共同被告人。理由如下:

(一)符合我国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之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各连带人对债权人承担全部的债务,从而更好的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因此,从民事的角度而言,共同犯罪中的各犯罪嫌疑人属于共同侵权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他们都是适格的被告,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在逃而失去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资格。因此,法院应当追加在逃犯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公告送达附带民事诉状及开庭传票,缺席判决他们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相反,如果把在逃犯和在案犯的民事赔偿分开判决,由于是共同侵权,法院判决时便无法恰当的分担各侵权人的责任,在逃共犯归案后又做出了民事赔偿的判决,对于两个独立的判决,无法合并执行,此时,客观上斩断了各侵权人的连带责任,对被害人是不利的。

(二)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

刑事诉讼涉及公民人身权益,其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这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民事诉讼属私人之间的权利纠纷,诉讼规则应定位为“高度盖然性”[5]或“证据优势”[6]证明标准,保证效率。因此,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只要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在逃共犯确实参与了共同侵权行为,就应该可以追究其民事责任。事实上,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犯罪嫌疑,也不可能对其刑事拘留拘或批捕。诉讼制度以公正和效益为两大基本价值取向。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任何人不经审判不得认定为有罪,但在民事诉讼方面则只要有足够的证据,就可以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共犯在逃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不能由被害人来承担在逃共犯恶意逃避制裁所引起的不利后果。

(三)有利于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不追加在逃共犯为共同被告,如果在案犯赔偿能力有限,那么,由于共同犯罪行为导致的被害人的合法利益的损害就得不到及时、全面的赔偿。因此,为了使被害人尽快得到全面的民事赔偿,笔者认为,法院应当追加在逃共犯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共同被告,判决他们对被害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被责任。具体操作是,首先在案犯在其赔偿能力范围内进行赔偿,在逃犯有财产的,其财产应赔偿剩余的部分。如果在案犯有足够的赔偿能力,法院应判决其应与在逃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案犯作为连带责任的承担者,应先对被害人进行全面的赔偿。对于在逃犯应承担的赔偿部分,等在逃犯归案后,再由法院根据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具体的份额,对先赔偿者给予补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对刑事被害人能够及时赔偿等价值,因此不仅不能废除,而且应当加以完善。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排除刑事侵权精神损失赔偿请求不妥,与我国的刑事及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有冲突,应加以修改,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包含精神损害赔偿。另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做出相应的解释,将共同犯罪中在逃犯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共同被告。这样即有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也有利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彰显。

注释:

[1]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54页。

[2]付真真:《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废止》,都市家教,2009.5

[3]李文健:《刑事诉讼效率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61

[4]郑高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122页。[5]毕玉谦:《举证责任分配体系之构建》,《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

[6]毕玉谦:《举证责任分配体系之构建》,《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肖衡. 张高彬:《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与实践》,《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11月。

[2]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3]肖建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冲突与协调》,《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4]周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效的依附性》,《法学杂志》,2001年第6期。

[5]潘红军 徐宗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嘉兴学院学报》第15卷第5期。

[6]张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合理性探讨》,刊于2002年《法律适用》第6期。

[7]奚玮 叶良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法理反思》,刊于(中国民商法律网)2002年12月2日。

[8]扬琳:《附带民事诉讼应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刊于1999年《法学天地》第2期。

[9]庄乾龙:《对若干问题的疑问》,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12月。

[10]毕玉谦:《举证责任分配体系之构建》,《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

(作者通讯地址: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