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杂文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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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一个国家或人类的一个时代弊端多多、腐败成疾，文学中竟无杂文，文艺手法中亦无讽刺与批判的锋芒，那么只能说明两个问题――要么是人类集体的麻木不仁，自暴自弃了；要么是那个国家对文学、文艺、文化实行着严厉的专制。

杂文是社会病的诊断仪，好比胃镜、X光透视机、核磁共振机，其功能是发现病灶所在。但治疗，却须靠“专科医生”们经过会诊，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案。杂文是扎向社会之痈的刺，起“引脓”的作用。

故杂文非是中国文学的独有现象，国外老早也有的。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契科夫的《一个小官吏之死》、《变色龙》。俄国的、欧洲的诗人们的某些讽刺诗、批判诗，也完全可以说是诗性的杂文，或“杂文诗”。

杂文又如鲁迅所言的那种“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中国的唐代，文学现象中少见杂文风格浸染。史称大唐为“盛世”，诗也罢，散文也罢。表达现实关注的内容甚少，文人、诗人之情怀，一味向超现实的、出世的境界抒发。海阔天空，比的是格调之高迈幽远：《卖炭翁》、《石壕吏》一类社会写实品质的诗，几成凤毛麟角。

故可以这样说，社会忧患少，杂文这种“野草”便怎么也多不起来，甚至会逐渐地销声匿迹。

宋代初期，宋词循着唐诗那种超现实的，出世的方向继续演进，几近叹惜风花雪月咏颂山河大川之能事。后来外族犯境频繁，边区人民陷于苦难，词风中遂有忧国情怀，出现了岳飞、辛弃疾们铁马金戈的征战诗。再后来，一半疆土被外族占领了，大宋成了半壁江山的小朝廷，收复疆土渐成无望之事，于是宋词风格无奈地一味呈现颓靡和悲凉了。一部清人编的《宋词三百首》，首篇便是成了外族俘虏，苟且偷生于敌占区的徽宗皇帝的《宴山亭》；自然是情真意切的好词，读来却是多么的令人可怜。“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写尽了俘虏皇帝的绝望。国况可悲，文人们不忍在国的伤口上揉盐。

至元，情况有所不同。首先，元曲有着民间文学的基因。民间意识形态较少忌惮，经文人之提炼，在元曲中有了入世颇深的发挥。

且看那马致远的笔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醉了由他”，“远近千官家，一场恶梦”……

再看那张养浩笔下：“着胸登要路，睁着眼履危机，直到那其间谁救你”，“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还有那薛昂夫：“晚来揽镜中肠热，问看老天无话说。东，沉醉也；西，沉醉也”，“管甚有益州，不可无螃蟹”……杂文语句俯拾皆是。

至清，文学现象中“冷淡嘲”、“揶揄笑”、“糊涂调”诸风格不见了。“文字狱”不是闹着玩的，动则凌迟处死，满门抄斩的。

窃以为，散文的血脉遗传自唐诗宋词，而杂文的基因承接于元曲。清亡，于是《疯言妄语》、《厚黑学》一类早期杂文性书籍逢时而生。

“五四”前后，杂文大发展。不唯鲁迅，连胡适的某些时事评论文，多少也是有些杂文风格的。而梁启超的大部分文章，直接便可视为杂文的。闻一多的诗《死水》，不折不扣地是一首杂文诗。

1949年后，《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是“”前的杂文经典。我们都知道的，作者们后来大祸临头，三人中两位被迫害致死。

杂文在中国又渐兴起，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事。

这表明中国进入了一个文化宽松，发展自信的时代。

文化是时代的镜宫，文艺是时代的镜墙，文学是时代的多棱镜，杂文是此镜之一面。

有杂文这种“野草”或“螃蟹”的时代，乃是有光明目标的时代；乃是追求光明的时代；乃是终究可以实现光明与进步之目标的时代。

这是中国杂文不灭，方兴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