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焰:从卡堆到可可西里的天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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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焰平均每年都要找机会去一趟搞摄影，每次迸藏前，他都要写好遗书。他说自己去是摄影、探险加环保。

卡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在周焰记忆中，他童年生活过的卡堆区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那里没有公路，人们得骑着骡子翻过一座座的山，涉过一条条的河。“我是在长大的。”周焰说。3岁时他就来到了，在卡堆区农村生活了整整十年。那是一个距县城60多公里的小乡村，四面环山。村子在山谷中一片平地上，由于这里自然环境较好，有着大片的良田、水草地和沙棘林，大量野生动物在河流、草地与森林中繁衍生息。

那时卡堆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外出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匹。每年的11月至次年时5月，没有青菜吃，一年中只有春节杀一头猪。没有井水，夏天人们从小河沟背水回家饮用，到了冬天，就只好在自家楼前的大水坑里敲开冰取水喝，老百姓冬天洗衣服、牲畜饮水全在这水坑里。

一直到1972年，周焰14岁了，他才有机会第一次背着书包去上学。在这之前，因为卡堆全区只有他一个汉族小孩，他根本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小学去读书。这种毫无约束的童年生活，反而使他渡过了不少幸福的时光。“我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自由人。每天除了自学外，就是玩。到乡下跟着父母住几天；或者跟着藏族小伙伴上山去放羊；在藏族老乡家住上几晚；要不就骑马上县城附近的部队玩上几天。”周焰回忆说。

他回忆起自己那段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生活时，半带留恋半是忏悔地说到：“我那时就喜欢打猎、打鸟、捉鱼。”

其实，周焰一个人扛着一只步枪，雄赳赳气昂昂上山打猎，那已是12岁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和其它“野孩子”一样，周焰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双手和一些冷兵器，如石头、弹弓之类与众多的飞禽走兽过招较量。

藏北无人区的生死自愿书

1988年，对于刚分配到成都工作不久的周焰而言，肯定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重要转折点之一。这年，在一位搞摄影的朋友家中，朋友拍的风光照片，那些美丽与神奇，一下子抓住了周焰的灵魂。“失魂落魄”的周焰拿出全家当时所有的积蓄，人民币共：3000元，再加上借朋友的一些款项，买像机、买镜头、买摄影书籍，从此走上了用镜头定格的道路。

从88年开始，周焰平均每年都要找机会去一趟搞摄影。每次到了，他少则一个多月，多则要呆七八十天，用他的话讲，每次都要跑遍。而这种完全自费长时间的采风活动，曾一度带给了周焰不少的压力：首先，单位在他出发后不久，从媒体上知道他详细的日程后，数次威胁要立即开除他，“我在单位只能请1个星期的假，我就先请了1个星期出发了再说。那时媒体又喜欢拍我们，我前脚一走，电视后面就播了，‘摄影家们去做某某事，要多少天’，单位领导一看就火了，说‘周焰骗我们!’，于是打电话叫我马上返回，不然回来就如何、如何，我一听也火了，说‘让我返回是不可能的了，随便你们怎么办’，我那时为了搞摄影，人真是横了。”

周焰的摄影之旅，也曾让许多人认为他是疯子。“那时我收入低，爱人工资也不高，我一般进藏拍摄的规律是这样的：第一年借朋友的钱进去，第二年努力工作还债，第三年又借朋友的钱再进去。”坐在我对面的周焰面带苦涩，笑着说到。

按许多人的看法，周焰摄影的取材范围太窄了，因为他只拍。“我的和我的摄影是一体的，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我的摄影。”对于自己的摄像镜头面对的定位，周焰客观地认为：我是摄影加探险。他曾数次驾车穿越藏北和阿里无人区。由于每次去拍照，都带有探险的性质，出发前，他都会在办公桌抽屉中放上一份遗书，上面写明：这次他又借了谁多少多少钱。

2001年，周焰和朋友驾了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深入了藏北无人区。6月1日，是他们进入无人区的第2天，太阳即将落山时，他们决定在一座山下宿营。他们将帐篷搭在山前的缓坡处，背靠山壁，前方是一个大湖。为了省事，只搭了一顶帐篷，吉普车则停靠在帐篷的前面。夜里12点钟，他们被突如其来的狂风吹醒了，只听到外面呼呼地狂风大作，而且越刮越猛，整个帐篷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地连底掀起又落下，帐篷眼看就要被风撕碎了。这时更糟的事情发生了，只听到从帐篷背后的山上传来轰隆隆的响声，接着便有石子嘭嘭不停地打在帐篷上。同伴大声喊道：“不好了，山上的石头被风吹落下来了，快上车。”几个人一跃而起，提起衣服就往帐篷外冲。刚冲出帐篷，帐篷就被狂风掀起砸在了吉普车上。眼看拴在吉普车上的连接绳就要断，帐篷就要被吹跑，他们又立即把帐篷胡乱收成一团，塞进了吉普车里，然后迅速爬进了同行的东风车货厢里。

狂风肆虐了三个多小时后，终于渐渐地减弱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漫天大雪。天亮后雪花稀落下来，从车内向外望去，四周一片银色世界，他们跳下车，地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多厚，昨晚还平整的山坡，现在汽车跟前和周围到处都是从山上吹落下来的石头，形成了一个个雪包，让人看了感到后怕。走到山坡下，仔细观察一番，才发现他们的宿营地正好在风口上。由于一时疏忽，大伙险些葬送了性命。

就在这一次，踏入无人区之前，大家互相写了一份生死遗书。

守候在藏羚羊身边

与从事摄影不同，现在的环保自愿者身份，对于周焰，更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结。到了成都，发现身边什么动物也没有了，连小鸟都少见了，“想起自己小时候，也不知有多少野鸽子和野鸡成了我的盘中餐，不知有多少小鸟残死在我手中，我真有种罪恶感。”周焰自责到。

1999年，当他摄影驾车走过可可西里时，环保的念头就下意识涌现在他头脑中，在一篇回忆录中，他这样写到：记得七、八十年代，我经常乘车或开车走青藏线，每次经过可可西里时，公路两旁随处可见一群群的藏羚羊，藏原羚羊，岩羊，野驴等，尤其是藏羚羊，每群少则几十只，多则上百只，甚至上千只，非常壮观。可现在，我们开着车行驶在可可西里，已见不到藏羚羊的踪影，只是偶尔见到几小群藏羚羊和几匹野驴。据可可西里保护站的队员说：近几年来，由于不法分子的疯狂盗猎，可可西里藏羚羊的数量急剧减少，在盗猎分子的袭击、惊吓下，为数不多的藏羚羊和其他野生动物，也都远离公路，跑到可可西里深处去了。望着眼前的景象，让人心痛，更让人愤怒。大家的心情非常沉痛、纷纷表示，回去后，一定大力宣传，大声呼吁，为保护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资源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2000年，作为摄影家的周焰，自己给自己内定了一个身份：民间环保自愿者。从这时起，他每次进藏，除了摄影外，还要沿途向各中小学校宣传环保，发送环保画册和资料。2002年，他加入了“绿色江河”环保组织，成为组织中一名不拿一分报酬的积极“打工仔”。在成都，他负责管理、维修环保组织接受社会捐赠的全部车辆；在高原，负责带领志愿者去可可西里执行野外环保科考任务，他本人还要在活动中用相机拍摄工作照片和科考图片。

每年5至6月间，生活在可可西里东侧的母藏羚羊集群穿过青藏线向西迁徙，前往可可西里深处的卓乃湖、太阳湖产羔，8月前后又带着小羊羔经过这里向东迁徙，然后分散到周边广阔的草原上。公藏羚羊则带着头年的羔羊，留在栖息地，等候母羊的归来。近年来青藏线上来往的车辆逐年增多，致使大量的藏羚羊在迁徙期不敢通过或无法通过青藏线，破坏了藏羚羊正常的生活习性，也常有汽车碾死藏羚羊的事件发生。而周焰带领志愿者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在公路两侧对藏羚羊的迁徙进行调查和记录，在藏羚羊通过公路时，上路拦截过往车辆，协助藏羚羊安全通过。

“藏羚羊清晨过马路的时候比较多，我们只好每天天不亮就出发了，在楚马尔河畔一个藏羚羊固定的通道上，不管风雪冰雹，一守就是一天。遇到下雨下雪，裤子全湿透了，人冷得直发抖。我拍照时把手从手套中取出来，才按了几下快门，手就冻僵了。”周焰回忆道。

2003年8月7日，周焰带领志愿者前往2998公里处守望藏羚羊迁徙，在山坡上发现了许多黑洞洞的大洞，开始他们对此并不在意，中午时分，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五道梁保护站的几位干警，专程开车过来提醒他们，说这里是狼群出没的地方，那些洞全是狼窝。周焰和志愿者们全吓出了一身冷汗。“高原上狼群太凶悍了。我们的环保考察点，一般都在野外，方围几十公里没有人烟。如果那天我们碰上了狼群，后果真不堪设想。”

每次的可可西里环保之行，周焰和他的同事们都获取了藏羚羊在特殊环境下迁徙的许多资料和数据，为藏羚羊科研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科学依据。“青藏铁路可可西里一段，环保方案基本上都是采用了我们提出的建议和方案。”周焰自豪地讲到。

那天我采访周焰时，恰巧是在一家名为“生态茶楼”的茶馆。因为第二天，他又要领着一队环保自愿者去可可西里了，采访只好定在晚上。夜里10点钟，周焰开了一辆大客车匆匆忙忙赶来，他抱歉地对我说：“太忙了，这车刚才我去加了电台，不然，出去了不安全。”整个采访过程中，虎背熊腰的周焰一直平静地坐在我的对面，采访中，他一直强调不要太张扬，他说：我做的事很平常，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