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半山回首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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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时，曾有这样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社会各界公认这是对胡适一生最公正的评判。

世界是复杂的，复杂得让你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世界又是简单的，简单得只有两个人――男人与女人的组合。曾有人从进化论的角度去论争世界上先有男人还是先有女人的问题，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了了之。但不管怎么说，男人可以征服一个世界，摆脱男人认为的一切束缚，但他终究征服不了女人，摆脱不了女人对他的影响。

这就是女性的伟大。

胡适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的一生有四位女性成就了他。

胡适出生于1891年，父亲官至知州，算是官宦子弟。但很不幸，在他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此时母亲还不到二十岁。母亲是柔弱的，但还得内持家政，外应门户，且周旋在与她年岁都在上下几岁之间的另外六个继子女之间，这年轻后母角色的境地是何等的尴尬何等的悲凉，其生存下去的信心和支撑点固然只是胡适了。

当时的胡家，虽说还是个大家庭，但对胡适与其母亲来说是真正的孤儿寡母了。母亲对胡适的呵护实际上是教导胡适怎样地宽容、忍让、体谅、和气待人，以平衡家庭诸子女间的关系，哪怕是委屈也得承受，以求胡适的平安和心灵上的慰藉。即使对小胡适的责怪甚至打骂也不在人前，总是在夜深人静或是清晨关在房内，或打或罚跪或拧他的肉，还不让其哭出声，体现了孤儿寡母的微妙处境和望子成才的良苦之心。当胡母在胡适十三岁时提出为其继续读书而得不到管家――胡适的二哥认同时，胡母没有去理论，而是让其出门跟舅舅学做生意，以暗示孤儿靠寡母娘家的事是有失胡家脸面的，进而唤起胡适同父异母哥哥们的良知，既达到了目的，又未伤和气。胡母的作为时时处处熏陶着胡适幼小的心灵，对其后来理性思考人生世事的影响是久远的。胡适成年后，常提及少小时还不懂其意思时记下的《神童诗》中的两句：“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印象极其深刻，可见他母亲是怎样教诲他对人生的认识。

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到1917年方回。这7年时间，胡母对儿子的思念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胡适的学业，即使在病重时，还吩咐家人，如真的不起，仍每月代为去信，免其挂念，影响学业。并请人到家照相，以留给胡适回家时一见。而在胡适留学的7年间，胡母每次去信总是提及胡适出国前的大醉，要他戒酒并坚持到底，当胡适写信回家微露学有所成的得意时，胡母即去信，指出机会既然难得，“吾儿就宜谦逊，不可满足为是”。母亲的教导可谓胡适留学七年逐步成长和成熟起来的重要因素。

这是母亲对儿子的影响，是一种母爱，是一种独特的情感传承，是无法比拟的。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时，曾有这样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社会各界公认这是对胡适一生最公正的评判。而在这继承与发展这个民族的伦理、道德与思想文化并使其与世界的人文精神相调和的伟绩中，是胡母为其奠定了厚重的基石。

对于胡适来说，真正的谈情说爱始于与美国姑娘韦莲司，是在留学美国时。韦莲司是位大学教授的女儿，学识胆识过人，且思想放任，是位典型的西方知识型女性。胡适与其从相识相知到情投意合，时间短，过程也很简单。起初是会话、交流，接下来便是中西方文化的探讨，后来就是认同与接受，在谈笑中堕入情网。他们曾朝朝暮暮散步湖滨，相倚月下。两年间，单情书就写了一百多封。而这种情爱只是谈谈说说，没有结果，也难以有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民族文化底蕴所决定的伦理观与价值观等。但韦莲司的闯入，使站在中西文化交汇处、思想可塑性较大的胡适，在转轨变型期奠定了软化意识，从此使胡适走上了中国文化人悲剧的舞台。

这又得从韦莲司帮助他确立“不争主义”的理念说起。“不争”是老子哲学的精髓，这位古代哲学家一生主张不争，认为柔能克刚，弱能胜强。诸如“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二十二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胡适深受其影响。早在1907年，就有《秋柳》诗以言志：“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并序云：“秋日适野，见万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质，际兹高秋，独能迎风而舞，意态自如。岂老氏所谓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赋之。”这是胡适的性格所决定的，也显现了他柔弱性格的一面，但并未最终决定他的价值取向。况且，胡适当时认同的老子的不争是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世道，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切之争，更不是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之争。1914年8月，他在与韦莲司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争波及中国的对策时，韦女士主张取不争主义，她从基督教的不抵抗和老子的不争思想，赞誉胡适抄赠她的《秋柳》诗意，沟通了其不争主义的理念。胡适不予认同，11月初，他在演讲时仍坚持伸张国际道义与加强国防准备并举的主张。但在同月晚些时候再次与韦女士谈及不争问题时，韦女士再次强调“不争”胜过“争”，并以比利时抵抗而失败的例子加以佐证，指出中国不抵抗日本侵略，损失虽大，若抵抗，则损失必“更大千百倍”。胡适有了同感。到了12月，胡适终于决定接受韦莲司的观点，并“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不争理念的确立促使他软化意识的形成，最终成了“不抵抗主义”的舆论支持者，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爱好和平和一切富有正义感人士的谴责！

这是个不应发生的悲哀。

影响胡适的第三个女性是其发妻江冬秀。

江冬秀嫁胡适是奉父母之命，从与胡适十四岁订婚，直到十三年后结婚，他们未曾见过面。但江冬秀的存在对胡适来说是一个牵挂，是远行男人对守舍女人的牵挂，是对家的牵挂。其实，身在开放的西方，胡适对家的概念是个愚者。女人家，女人家，有了女人即有家。他提倡全盘西化，但遵从母命，恪守媒妁之言，使之有一个成家人的平常之心责任之心对待眼前世事，促使他形成了将事业名誉放在婚姻之上的价值判断。

1913年，留学美国的胡适收到家中寄来的照片，江冬秀也在其中。感叹“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的胡适兴奋之余以诗记之：“图左立冬秀，朴实真吾妇。轩车来何迟，劳君相侍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辟园五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诗中既表述了对江冬秀为妻的再次肯定，并流露出久未归娶的歉意，劝慰冬秀美好的日子在他的回归后。1917年，胡适与江冬秀完婚，那感觉是过来之人都难以体味的。胡适在他的《新婚杂诗》中这样写道：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有人曾从胡适的诗中挑出“完结”两字来诠释一个留洋的教授与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农村姑娘之间的裂隙，我以为浮浅了点。胡适的感情世界是丰富的，胡适对问题的思考是充满理性的，特别是留学归来，他对问题的阐述是直率的，《新婚杂诗》不是冲动出的悲情，更不是对现实婚姻的无奈，字里行间溢露出的是不尽的相思与离愁，以及一个有责任男人的内疚和对厮守未来日月的承诺，诗情诗意所承载的涵盖了许许多多的说不清与道不明。不是么，一个二十七岁还未出嫁的姑娘在当时的乡村该承受多大的社会与心理压力，这种付出较之胡适出国求学更为艰难。无限的精神追求者与企盼应约的守望者的情感的对接是何等的凝重！

当然，暴得大名后，胡适的生活也很浪漫，他不满足与一个近乎文盲之人的情感生活，江冬秀无法理解他的作为，无法与他讨论他所关心的国事天下事，她知道的只是恪守妇道，相夫教子。1923年底，胡适曾提出离婚，而江冬秀一怒之下向胡适投掷裁纸刀，并扬言要杀死两子然后自杀。江冬秀直截了当的情感使得胡适无计可施，只好作罢。后人对此的评说，认为胡适在名与爱不可兼得时选择了名，这对一心想做圣贤的胡适来说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尽然。因为胡适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名更不仅仅是情爱，而是一种为人之夫为人之父的责任，他提出离婚，是对江冬秀的试探，而江冬秀的断然反对成全了他的选择。这其实也是一种爱，否则，没有胡适办不成的事。而如果江冬秀的软弱、随和、顺从导致婚姻的破裂与家庭的离散，那么，胡适的历史将是另一个走向。

曹佩声走进胡适的情感世界是1923年秋天。她与胡适同乡，且小胡适十岁，第一次与胡适见面是胡适结婚那天，曹佩声是江冬秀的伴娘，当他们四目相对一笑时，似乎就走进了一个特殊的情感世界，似曾相识，又似乎有一个相知的默念。“你知道我有丈夫，你送我两颗明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此时的曹佩声也已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配给了同乡胡冠英。淡淡的钟情在这两个从名分上讲都是有了家室的人的心头烙上了一缕牵挂与相思。这之后，胡适渐有朦胧的情意，并作了许多诗。诸如“坐也坐不下，忘又忘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那一笑。”“我行山雪中，抬头忽见你！我不知何故，心里很喜欢，踏雪摘下来，夹在小书里，还想做首诗，写我欢喜的道理。不料此理很难写，抽出笔头还搁起（《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爱情与痛苦》）”。

胡适是一个耐不住寂寞和闲散的人，1923年4月底，胡适到杭州养病，一种孤寂与悲凉便袭上心头，倍感清苦。而此时，曹佩声也已随丈夫来到杭州，在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又恰逢在浙江的安徽同乡想请名人为《安徽旅浙学会报》写序，曹佩声当起了联系人，于是曹胡旧缘又续。

婚后的家庭生活，对胡适来说，与妻子的最大的障碍是情感上的沟通。冷暖饱饿吃好睡好是妻子对于生活的理念，面对丈夫关注且纵论的国事天下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介入。胡适相当的痛苦，他对家庭的最低要求似乎是要能有个说话论理的人，可连这一点都达不到，他怨母亲更怨自己，他感到十分委屈，而这种委屈又不被妻子江冬秀所理解。她以为她操持家务料理孩子服侍丈夫，让丈夫一心扑在自己的事业上，这也是一种牺牲，一种付出。从曹佩声的婚后生活来说，她认为丈夫过于自私，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她需要的是倾诉，是理解与交流，她想以她的理念获得丈夫在某种问题上的认同，而作为丈夫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作为男人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立足社会的根基，他必须去寻找去追求去获得，以求得社会最后对他的承认或认同，其他的都是些次要的事。因此，这两个新建家庭夫妇间磨合的关键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熟悉与适应，而是妥协、忍让与认同。可事实上对这两个家庭来说又是一时难以做到的。由此，曹佩声与胡适在杭州烟霞洞的一段情缘就不难理解了。

这对曹佩声来说，是一生悲剧的开始。烟霞洞的浪漫生活把本来很朦胧的爱推向了顶峰，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讲，曹佩声与胡适都不能自已了。于是，他们盟誓各自离婚重配凤鸾。曹佩声做到了，算是偶然中的必然，也可以算是必然中的偶然，曹佩声的丈夫也因她长久不孕而准备纳妾生子，他不是成全她与胡适的姻缘，倒是成全她的个性，因此，很顺利地办了离婚手续，顺利得连曹佩声都难以理解，她为此痛哭一场。痛哭之后，她也说不清这哭是因为对过去日子的小心翼翼，是因为原来丈夫对自己的无所谓，还是因为对未来日子的怕。而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座右铭的胡适，可以说盟誓之时就是心血来潮之际，他的性格，他对人生坐标的设定就决定了他对曹佩声的许诺是一句空话，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难以抗拒些许的碰撞，哪怕是些许硬的风，哪还谈得上什么冲击！妻子江冬秀的一个牢骚就使他败下阵来，举手投降。当然，这里的情感是微妙且复杂的，否则，你如何理解他一面对妻子就心慈意软，这是江冬秀的力量？胡适真的对江冬秀没有爱？胡适真的仅仅是为了名？你能诠释胡适与江冬秀终身到老的奥秘？

胡适在后来的诗文中曾这样表露他的心迹，“从来不曾这样懒过，也从来不曾这样没兴致”，“几度半山回首望，天那角，一孤星”，“多谢你能来，慰我山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过神仙生活”。与曹佩声分手后的失落，与对曹佩声的留恋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声“多谢”对这位留洋博士来说却是亵渎了与曹佩声的情感，是人们所不能理解的。

曹佩声曾往峨眉山欲遁入空门，终因家人的力劝而未成，后一直独处。曹佩声于1925年师范毕业，后入中央大学农学院，1931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4年留学美国，1936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安徽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沈阳农学院。1943年，她托人带给在美国的胡适《虞美人》词一首，云：“鱼沉雁断径时久，未悉平安否？万千心事寄无门，此去若能相遇说他听：朱颜青鬓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念年辛苦月华知，一似霞栖楼外数星时！”晚年，曹佩声有诗曰：“徒夸生平多友好，算来终日痴迷。”

一生哀怨到终老。

与曹佩声恋情的失败，终结了胡适的婚外恋情，他知道了对情人伤害的份量，更无意再担“相思新债”。他总觉得一生对得起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可就是对不起曹佩声，个中情结常于言表。也因此，风流才子为风流划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