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电视与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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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我到深圳了解特区的文化建设问题。我选择了深圳电视台为采访对象，一是因为电视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二是因为我听说电视台处境困难。
深圳电视台是在市委领导的积极支持下成立的，1982年筹建，1984年元旦开始试播。对电视台成立的必要性从一开始就有争论。绝大部分同志对“没有必要”的意见十分不解：香港电视的覆盖面那么大，深圳又在全国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我们当然应该有自己的阵地。他们十分清楚，电视占据青年的业余时间最多，也最深入人心，是深圳特区文化建设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深圳的电视基本处于香港电视台的覆盖之下，一些功能差的电视机甚至收不到中央台和广东台。青年们最喜欢看的是香港武打片和古装历史片，而那些比较优秀的作品，如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则或因用英语播出，或因文化修养等原因，难得有多少青年的青睐。电视里香港歌星的演唱会也深为深圳青年所喜爱。这种演唱会无论从演唱姿态、伴舞表演还是灯光、音响、服装、化妆上都富有生气和刺激性。青年们对香港的歌星了如指掌，其熟悉程度远超过内地正在走红的文化名人。歌星们演唱的流行歌曲很快就成为深圳迪斯科歌厅的演唱曲目。这里的点唱习惯也使得歌手必须尽快掌握这些歌曲，否则哪位青年点的曲子你不会唱，将免不了有些尴尬。
深圳特区电视覆盖及青年欣赏的这种状况，更加激发了深圳电视台同志们的竞争愿望和创业决心。他们雄心勃勃地说：我们不仅要自己制作节目，还要和香港电视台一争高下，将来还要打到香港去。我们能够创造出既适合深圳的实际，又受青年欢迎的有质量的作品，用好的文化去吸引青年。市委领导充分肯定和支持了他们：1984年能试播就算胜利，拍出一个电视剧是立大功。可他们呢，拳打脚踢，1984年一年拍出五部电视剧，如果跨年度算就是七部！真是名不虚传的深圳干劲，深圳效率。
可就在这时候，他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著名演员祝希娟从内地来深圳任电视台副台长，她出面到银行贷了两笔款，一笔人民币50万，拍了电影《男性公民》，另一笔40万港币，由黄宗英挂帅，把理由的报告文学改编成纪录片《深圳之谜》。没有钱搞不成文化事业，这是谁都明白的。开始他们是靠赞助，但这究竟不是长久之计，而贷款就要担一定的风险，赔了本要上经济法庭的。这里我还听到一个小插曲。黄宗英同志在蛇口办“都乐书屋”时身无分文，唯一的办法是向全国各地的出版社、新华书店写信如实相告，请他们捐助多余的书籍。她的良苦用心得到了各地的响应，“都乐书屋”开张了。开张那天深圳的记者和文化人都去捧场，尽力购买书籍。照这里的习惯，开市大吉必须要请客，黄宗英请了两桌。大伙担心她无力付这笔钱，在桌面上就开始你几元我几元的凑开了。等到最后一结算，那天的营业额才400元，要不是大伙又凑了70多元，两桌席的钱还真付不上呢。虽是一桩小事，但听起来总让人有点心酸。黄宗英尚且如此，足见创办文化事业的艰难了。
《男性公民》和《深圳之谜》拍好了，恰好一股指责深圳、甚至否定深圳的风刮得正凶。特区的方向正确不正确，特区的改革成功不成功，这种争论已经反复多次了。1982年是一次大的，1985年下半年又是一次。尽管对深圳的肯定始终占主流，但这种时毁时誉的折腾始终没有间断过。这一次的折腾不仅影响了深圳的经济建设，也波及到了文化事业，深圳电视台就深受其害。《深圳之谜》是歌颂性的，也拍了一些深圳的不足，比如炒卖外汇。黄宗英认为深圳犹如出生的婴儿，它有无限的生命力，但也免不了有缺点，我们是真心实意爱护深圳才这样拍的呀。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是授人以柄吗？《男性公民》倒完全是正面歌颂，但你自己说自己好不行，要人家承认你才算数。深圳市委虽然一直积极支持电视台的工作，但当时他们正承受着种种压力，所以也爱莫能助，于是，两部片子都搁浅了。90万元贷款已经到期，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那些对深圳不负责任的议论倒确实可以不负责任，但给深圳造成的困难现在却只能由深圳人担着。
这回拳打脚踢也不行了。财政紧缩，正在兴建的文化设施处于半停工状态，电视台大楼何时建起还是未知数。没有钱，空有剧本和人才也是一筹莫展，有的同志已经无事可做了。电视台有无存在必要的话题又一次挑起，一位中年编剧万分痛心地说：“我不能左一个十年右一个十年地耽误啊！”
深圳电视台的境遇使我深切感到，一个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不仅是经济建设也是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文化建设比经济建设更复杂也更需要时间，因此它就更怕折腾。这种政治环境，说到底，就是坚定不移的开放和改革趋势。
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要有财力上的保障，不能完全依靠经济手段任其自然。作为改革前沿的特区，其文化发展正面临着三个严峻的考验，即：开放的世界，日趋商业化的环境，缺少文化传统的青年。正因为如此，从政治上物质上给以必要的保证和扶植便成了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问题。对于正处在改革进程中的我国的文化事业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