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不平衡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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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经济有两大特点备受世人瞩目。一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两大不平衡。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约10%的增长速度，即使在危机重重的2011年，增长速度也达到了9.2%。如此高速的增长，在世界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的增长，其主要动力是高投资、高出口，这种中国模式在带来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即投资与消费的不平衡和生产与支出的不平衡，后者导致了经常账户的大量盈余。那么，这两个不平衡是如何产生的，会导致什么后果，两大不平衡下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吗？我国2012年的数据暂时没有公布，但是，一般认为，保8目标的实现已有一定困难。这是否是经济增速长期下滑的开始？是否和宏观不平衡有关？本文将对此做出分析。

一、我国的宏观经济不平衡现状

第一，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上来看，我国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而消费不足。Chenery、Syrquin（1975）根据101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得到了一国人均GNP和投资消费结构的一个标准。根据钱纳里标准，一国的人均GNP在1000美元（1964年美元价格）以上时，一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应该为76.5∶23.4，而2005—2011年，我国消费和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9.7%和44.6%，远远超过钱纳里标准，也高于国际通行的2/3和1/3的标准。表1列出了世界主要国家2005—2011年的支出法GDP结构。从表1中可以看出，同时期美国消费率为86.8%，英国为85.9%，德国为76.3%。亚洲国家中的日本、印度和韩国，其消费率也高达77.8%、68.8%和68.8%。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投资率大多在25%以下，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低于20%。即使同为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在其快速工业化时期（日本为1960—1985年，韩国为1970—1995年），投资率也只有30%左右（John Knight、Wei Wang，2011）。从历史变化上看，我国的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从2003年开始快速上升，一直维持在40%以上，2009年甚至达到近50%。而消费自2000年开始下滑，从2000年的62%下降到了2010年的48.2%，2011年有所回升，也仅为49.7%，不平衡不断加剧。

第二，从出口和进口的关系上看，我国一直处于出口盈余状态。这一盈余在2004年加剧，到2007年达到顶峰，净出口占GDP比重达到9.9%。其后，这一不平衡由于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的衰退而有所减缓，但我国仍然处于出口盈余状态，这从大量的外汇储备上可略见一斑。

二、我国宏观不平衡的原因

第一，我国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以及金融错配造成了我国的高投资。我们通过将投资分成企业投资、住户投资和政府投资可以发现，我国的住户投资从2002年开始略有增长，但增幅不大，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在5%左右。造成高投资以及投资波动的主要是企业投资（Kuijs，2006）。企业投资主要是利润导向，而我国的资本回报率自1998年左右开始强劲上升（CCER研究中心，2007；Lu et al，2008），恰好迎合了这一趋势，使投资居高不下。同时，根据白重恩等人的研究（Bai et al，2006；孙文凯、肖耿、杨秀科，2010），我国的资本回报率或称利润率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处于高位，在资本自由流动时，资本将流入我国，这从我国这些年不断上升的FDI中可以看出。并且，外资主要投资在我国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中（Bai et al，2010），这些行业的特点是资本需求量大，更造成了我国投资率的居高不下。

另外，我国金融市场的扭曲进一步加剧了投资率的高企。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在创立的初期，其目标就是为国有企业筹资（林毅夫，2012），因此，我国的银行和证券市场总是偏好给国有企业融资。众所周知，国有企业不论从贷款难易程度以及贷款的利率上都要远高于私营企业。大量的资本集中到国有企业，造成了国有企业的高投资，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高投资率。根据邵挺等人的研究（邵挺、李井奎，2010；邵挺，2010），若消除这种现象，我国的GDP增速还可以提高2到8个百分点。

第二，收入分配不平衡，信贷约束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造成了我国的高储蓄。将储蓄分为政府储蓄、居民住户储蓄和企业储蓄可以发现，我国的高储蓄主要是高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造成的。首先，从收入分配角度看，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不断下降，社会新增财富中劳动者收入占比减小，财富更多的向企业和政府部门分配。而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消费倾向天然的较小，造成了储蓄率的升高。另外，我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也导致储蓄率升高。其次，我国的信贷约束使广大民营企业贷款难，致使企业利润中留存比例较高，上市公司不愿分红，加上近年来企业利润的大幅上涨，故企业储蓄率不断上升，其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居民储蓄。再次，政府对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投入不够，使得政府消费不足从而储蓄过多的同时，居民由于缺乏养老、医疗的保障，未来不确定性增大，加上“铁饭碗”的消失、子女教育和不断攀升的房价等因素，使居民储蓄升高，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

第三，我国的汇率扭曲、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产能过剩造成了高出口。2007年，中国工人小时工资仅为1美元，而中国的贸易竞争国家中，巴西为6美元，墨西哥2.9美元，欧洲7.3美元，印度1.7美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人民币币值长期人为低估，使我国的产品在贸易中十分具有竞争力，出口长期高企；同时，我国许多行业特别是重工业产能过剩严重，钢铁、水泥等行业长期产能利用率低于70%，使得大量的过度产能必须通过外需释放，从而为出口推波助澜。

三、宏观不平衡下经济增长的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依赖的宏观不平衡增长，即依靠高投资、高出口的“双高”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第一，中国的高投资增长难以持续。首先，产能过剩、经济不景气和资本回报率下降抑制企业投资需求。过剩的产能在2008—2010年的大量信贷扩张、投资的盲目上马和4万亿的投资计划后更为严重。21世纪初我国的产能过剩曾因为出口的迅猛增加得到缓解，然而，当下经济不景气，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前景惨淡，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故这一情况短期难以重现，从而抑制了企业的投资需求。另外，根据竞争经济理论，资本回报率随着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将趋于下降。虽然由于我国的人力资本提升、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加强会延缓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但是，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资本回报率终将回落。因此，企业的投资增长速度有限。其次，“限购”政策限制居民投资增长。2011年“国八条”的颁布和各地推行的房地产“限购令”，抑制了投机炒房的同时，也使得很多有购房需求的人达不到条件购房，抑制了住房投资。再次，地方还债周期的到来和官员考核方式的变化抑制政府投资。2011年和2012年两年到期债务将占地方政府总债务规模的44%左右，总额约4.6万亿元，而第二个还款高峰期在2016年到2018年，还债压力使地方政府难以加大投资。此外，官员考核从唯GDP论到更加注重民生的转变，也使地方政府官员的投资冲动有所降低。

第二，中国的高出口难以持续。首先，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导致我国出口受阻。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家中，美国经济虽然在消费特别是以汽车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上增长较大，但是，注意到美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该增长是否可持续仍是未知数。并且，根据美国2013年度的预算，财政紧缩压力有所增大，加上美国公司2011年4季度上市公司业绩出现放缓，这与历史规律相违背，因此，美国的复苏之路仍然漫长。欧洲经济在去年四季度的增速为-0.1%，由于债务危机未解决，金融市场动荡和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预计2012年经济出现负增长。主要发达国家的增速放缓，导致我国净出口减少。2011年我国贸易顺差1551.4亿美元，比上年净减少263.7亿美元，收窄14.5%；到2012年2月甚至出现-314.8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创10年单月贸易逆差最高值。我国出口的困境已开始显现。其次，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也阻碍了我国的出口。由于前期的大量出口盈余，我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而且贸易摩擦形式不断地翻新，涉及的产业不断扩大，发起的国别也不断地增加。据商务部消息，仅2012年以来，我国共遭受了8起贸易摩擦，涉案金额22.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0%。再次，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导致我国维持净出口的风险加大。截至2011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3.18万亿，其中约有2/3为美元资产。如此高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的政策日益受制于美国。央行若抛售美元资产，将导致外汇储备大幅贬值。而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外汇储备的损失将不断增大。

因此，我国的高投资、高出口模式已经出现危机，改变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四、加大改革力度，实现增长转变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良性增长，就必须实现增长方式从外需到内需的转变，从投资向消费的转变。

第一，加大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增加消费率。要“提低、限高、扩中”，即提高最低工资水平，逐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将垄断行业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范畴之内。逐步放开对电力、金融、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减少政府对这些行业的干预，使行业收入差距缩小。加大税收改革力度，提高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收比例，征收遗产税和房产税。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在吸收更多失业人员就业的同时，提升全社会劳动收入份额。

第二，通过相关制度和机制，降低企业利润中留存的比例，减少储蓄率和投资率。加大国有企业向政府和股东分红的比例，建立上市公司定期分红的制度和文化。拓宽民营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加大金融体制改革，放开银行业准入限制，鼓励民间资本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参股村镇银行，建立起与经济社会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从而不敢分红的困境，这在降低企业储蓄率的同时，有利于提升居民收入，增加消费率。

第三，加大政府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的投入，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降低预防性储蓄和政府投资，增加消费率。改革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加大民生评价的权重，使地方政府将收入的更大比重用于政府消费，改善民生，减少政府直接投资力度。

第四，逐渐提高汇率市场化程度，抑制产能过剩行业，实现进出口平衡。进一步提升汇率作为价格机制对进出口的调节作用，同时，对产能过剩的铝、水泥、汽车等行业的投资严格审批，避免重复建设，降低过剩产能出口的压力，从而实现内外平衡。

【参考文献】

[1] Chenery，H and Moises Syrqul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1950-1970[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2] Knight J，Wang W.China’s macroeconomic imbalance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J]. The World Economy，2011，34（9）.

[3] Kuijs L，Wang T. China's pattern of growth：moving to sustainability and reducing inequality[J].China&World Economy，2006，14（1）.

[4] CCER中国经济观察组：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J].经济学（季刊），2007（3）.

[5] Lu F.，Song G.，Tang J. Profitability of China's industrial firms （1978-2006）[J].China Economic Journal，2008，1（1）.

[6] Bai C E， Hsieh C T，Qian Y. 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6（2）.

[7] 孙文凯、肖耿、杨秀科：资本回报率对投资率的影响：中美日对比研究[J].世界经济，2010（6）.

[8] 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9] 邵挺、李井奎：资本市场扭曲、资本收益率与所有制差异[J].经济科学，2010（5）.

[10] 邵挺：金融错配、所有制结构与资本回报率：来自1999—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