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勇敢母亲,给同性恋儿子一颗勇敢的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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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8日，《南方都市报》刊出了照片清晰、标题醒目的专访文章――《广州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第―人郑远涛：我有责任公开同性恋者身份》。16日，南方电视台的《今日一线：封面故事》播出了邦远涛和母亲吴幼坚女士―起接受采访的真实影像。被主持人介绍为“勇敢的母亲”的吴幼坚女士，率先在国内以“同性恋者的母亲”身份亮相于电视。一时间，成千上万的人都知道了这对母子的“勇敢”，人们的议论褒贬不一。

出于对《家庭》的信任，吴幼坚女士向读者朋友袒露了自己特殊的心路历程。

理解：我并不震惊于儿子的性倾向

1999年4月初的一个深夜，凉风习习，我轻轻敲开儿子远涛的房门，10平方米的小屋堆满了书。

远涛读高三了，学习成绩一向不错，我知道，母子之间的沟通交流是最有效的减压方法。于是，无拘无束的谈天说地，成了我们母子俩每天的例行功课。

那天，我坐在床沿上，儿子坐在书桌前。我坦诚地向儿子聊起自己最近的一段感情经历。远涛安静地听完，沉默了半晌，才神情凝重地说：“妈妈，你告诉了我这么多，我也告诉你一件事。你有没有察觉，我是喜欢男孩子的呢?”我注视着郑重得有点紧张的儿子，在心里暗笑：哪个年轻人没有“喜欢”的冲动?见我没有太吃惊，远涛扶了扶眼镜，滔滔不绝地向我敞开他的心扉：“妈妈，大约在初中，我就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性倾向了。同桌的男班长陈雷，你还记得吧?那个喜欢体育、高大结实的，你还夸过他很有礼貌。我第一次喜欢上的人就是他……”

性倾向?远涛的话不由得让我严肃起来。我想起来了，我曾频频地听到儿子提起陈雷，也见过陈雷来我家玩。我当时觉得：独生子女很孤单，自然向往亲密的友谊。

远涛接着说，他明知道陈雷是异性恋者，但还是向陈雷坦白了自己的性倾向，不是求爱，而是希望好朋友分担这个秘密。“……”可能这一举动太出人意料了，陈雷后来有意无意地避开我。远涛又说。

其实，我还留意到，远涛高一时，很喜欢他的女生晓宁与他越走越近。我和先生悄悄议论：儿子和晓宁的成绩排名经常挨在一起，两人你追我赶，挺好的。不料，有一天，儿子主动对我说：“爸爸妈妈，你们一定以为我和晓宁在恋爱。不是的，我和她都明白不是的。”我和先生当时都以为儿子并没有意识到或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正处在初恋中。我说：“是也没什么，年轻人总应该交朋友的，掌握分寸就是了。”

事实上，远涛早已告诉晓宁“自己是同志”，他虽然喜欢晓宁，但不是爱情。10年后的今天，他俩仍时常来往，互相视为知己。

儿子最喜欢的音乐人黄耀明是同志(后来我才知道文艺界不少名人如白先勇、张国荣等都是同志)。我常听儿子播放他的歌，和儿子一起欣赏他的演唱会VCD，而且觉得这个歌手才华出众。儿子还不时向我推介同性恋题材的中外电影《费城故事》、《喜宴》、《春光乍泄》和杜拉斯的小说《蓝眼睛，黑头发》等。在儿子的影响下，我也带着探究心理读了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等书刊。潜移默化，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同性恋不是心理或生理疾病，只是一种与异性恋不同的性倾向。

此刻，儿子的坦言还是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内心深处，我和天底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希望儿子将来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像多数人那样生活，无须经受同性恋面对的压力……

我半开玩笑地开导儿子：“多少异性恋者寻找一生都未必遇上如意的伴侣，同性恋者人数少，又不敢公开身份，你上哪儿去找伴侣啊?”

儿子认真地说：“我还年轻，不急。同志人群有社团、网站，只要自己是优秀的，总可以找到相爱的人。”

眼前的远涛，已经不是依偎在我怀中的小孩子了，他1．71米的个头、腿长肩宽，唇上已有刮胡子留下的须根。是呀，他已经长大了，谈及成人话题时头头是道。我不由得对儿子刮目相看，说：“既然还没有对象，那就等上大学或者工作之后再说吧，说不定有些很优秀的女陛会让你动心呢。”

儿子笑了，说：“我不会爱女孩子的。就像妈妈你有许多知心的女朋友，但你知道自己不会爱上她们。性倾向是天生的，不会变来变去。你对异性的爱和我对同性的爱一样，是持久、自然的。”儿子超出年龄的成熟言论让我将信将疑。我只好叮嘱他：在与同志交往时，一定要谨慎些，要注意健康。儿子轻松地回答：“放心吧，妈妈!”

几天后，儿子告诉我，他那晚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眠。看来，儿子是认真的。我连忙和先生谈这件事。先生倒是想得开，安慰我说：“他现在还小，没定型，长大以后会转变的。”

支持：儿子几段健康而又平凡的爱情

喜得独生子远涛时，我33岁，先生40岁。那时，我们一家陪着我离休的父母度晚年，两代人对远涛既不溺爱也不苛责。我们尊重儿子的志愿，让他报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后来，我们更是由着他选学他最喜爱但不热门的英美文学专业。

远涛有自由、宽松的成长空间，逐渐成长为知书达理、正直善良的小伙子，当上了班干部、团干部。在大学里，他学习很出色，导演戏剧节参赛剧《俄狄浦斯王》夺了几个奖项，在学生中颇引人注目。

大一时，远涛自豪地告诉我，他借作文《The Last Night》(最后一夜)写出了自己对同的切身感受，年轻的老师给了他高分，并要他在班里朗读。随后，他又坦然将性倾向告诉一些同学和舍友。我既高兴又有点担心。不过还好，周围人们给予的理解和宽容出乎我的预料。

2002年4月，窗外木棉耽蓝天下绽满枝头。那天，读大二的远涛一跨进家门，就向我和先生宣布了一则喜讯：他通过爱白网(WWW．aibai．cn)与搞美术的扬相识相爱了。看到儿子初恋灿烂的笑容，我们真心为他高兴。

我生日那天，扬买来鲜花、蛋糕，正式与家长见面。席间，我了解到扬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觉得他与远涛很般配。作为母亲，我默默地祝福他们。

然而，远涛的爱情梦没有持续太久。几个月后的一个深夜，天空飘着小雨，远涛和扬同撑一把雨伞，坐在冷清的路边。扬含着泪告诉远涛，他至今没有勇气向父母公开自己的性倾向，虽然他对女性和男性的爱是三七开，但他还是决定放弃仍然爱着的远涛，向现实妥协，接受一个女孩的爱。

不久，远涛在接受爱白网《我愀名人》栏目的访谈时表示：“一个人有强大的自我就不怕别人对他做什么。‘不居则不去’，有爱人的时候，我不自恃这种善变的拥有，失去了以后，我的自我还存在，生命还有许多别的趣味，伤痛一过，我又可以重新站在阳光下。”读着这篇访谈录，我发现儿子比我所想象的要成熟许多，原有的某些疑虑打消了。

远涛的帖子引来了许多回应，他自尊、自爱的行为，赢得了网友的尊重：“如果不自律，就无法改变异性恋世界认为同性恋者滥交的刻板印象，也就谈不上争取全社会对同志更广泛的尊重。”远涛曾这样向我描述：“我想我的男朋友会是这样的：首先得正直善良，其次是聪明、有生活情趣，最好和我―样喜欢

文学艺术，最后――理想化的想法――他能够勇敢爱我，两个人牵着手走在街上，‘Watchedbyeveryhumanlove’(奥登诗句：在世间每个爱人的注视中)。”

我和先生越来越接受这个现实：儿子的性倾向是不会改变的。我在粤北山区当过知青，搞过文艺创作，在粤西国企干过政工；回广州后一直编文学杂志。太多的岁月沧桑让我明白：自然，本性的生活是短暂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如果儿子天生是同性恋者，当家长的有什么理由不理解、不支持呢?

两年后，已进入出版集团当编辑的远涛欣喜地告诉我和先生，他与在广州某大学任教的新西兰青年森相爱了。

2004年冬至，我们高兴地请森赴家宴，金发碧眼、高大帅气、艺术气质浓郁的森让我们一家人都很满意。春节时，森依着中国的传统礼节请我们一家去他的学院玩。森的母亲和我一

样是编辑，来中国游玩时特意与我们见面。两家人一起逛公园、吃粤菜，远涛还陪着她游珠江，她对远涛称赞不已。每当看到远涛和森牵着手散步，看到他俩在北京、澳门旅行的亲密合影，我就像多了个儿子般开心。

现在，远涛与新西兰的森不再是恋人了，但依然是好朋友。远涛为了追求更全面、更深刻、更长久的契合，向森提出了分手。远涛现在的男友，是同在爱白网做义工的同事，目前在北京一所高校就读。我和先生对这个高瘦爽朗的北方男孩子照样很喜欢，只是不知他将来能否过得父母那一关。孩子们倒是对未来充满着信心：中国与世界都是要与时俱进的。

责任：愿所有同性恋者都能享受阳光

按常理，有宽松自由的小环境，悠然自得与世无争地享受同性之爱，该知足了。可是，远涛不这么认为：虽然中华精神科学会已于2001年将同性恋从疾病手册中删除，跟上世界潮流，但社会大众对同性恋者的无知、偏见与歧视仍普遍存在，既然自己很幸运，那就应该站出来为国内几千万同性恋者做些有利的事情。

从2001年起，远涛就成了爱白网的义务编辑，无论多忙，他都会编写、翻译资料，宣传科学、文明。有同志顶不住家庭压力灰心绝望时，远涛会劝慰激励：有同志认为反正父母不会理解自己，就无心向学、玩世不恭时，远涛会严肃批评。目前，远涛正努力翻译国外同性恋主题的文学作品，希望传播高格调、美好的同性恋文化，提高同性恋群体的权利意识，倡导自尊自爱。我和先生默默地做他的后盾。

2004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远涛在家里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为省疾控中心开展的同性恋者艾滋病预防项目做公益宣传。征得我们同意后，他勇敢地以真实的声音、形象出镜，呼吁同志接受艾滋病检测。

2005年夏天，远涛应天津卫视邀请，与防艾专家张北川教授、公开同志身份的导演崔子恩一起接受访问。他叮嘱我和先生收看节目，我则通知了不少朋友准时收看。

这些年，许多人问我“远涛有没有女朋友”，我都含糊其辞，后来才陆续向一些朋友说真话。朋友们接到我的电话，有的很惊诧，要我反省在儿子成长过程中是否“没把好关”，还提醒我赶紧“纠偏”，帮儿子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我虽无法从专业角度说清问题，只能坚定地表示：远涛没做错事、坏事，选择同性恋是他的自由，我尊重他，支持他。

当看到荧屏里的儿子落落大方、侃侃而谈，我和先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更让我高兴的是，许多朋友看后打电话对我说，远涛健康、阳光的现代青年形象，有助于改变相当一部分人对同志的误解、偏见。

11月，南方电视台也准备采访远涛，并希望我接受采访。

我犹豫了。广州是我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在这里，我有许许多多的校友、老师、同事，我又是编辑，联系着大量作者，还有娘家、婆家几十位亲戚……一旦自己出现在电视上，人们会怎么看?我和先生再开明也不想上电视，毕竟社会上多数人对同性恋还是不理解、不接受，甚至认为是“丑事”。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我一个年近花甲的女人，私底下支持儿子就够啦，犯得着在电视上抛头露面，让众人指指点点吗?可是，我既然敢于理直气壮地说儿子没干错事、坏事，那又怎么扯得上“丑事”呢?

这两种想法在我脑子里拉锯，最后，13年前的往事促使我下了决心。

1993年，年已46岁的我自行策划、自筹资金，编辑出版了包含250多帧照片、280多首诗的个人影集――《这一株三色堇》。军旅作家雷铎在《序》中写道：“……在个人行为规范很受约束的吾国吾民之中，这是需要一点想象力、勇气和决心的事情。一个普通女人印行个人影集，阿坚是我迄今知道的我的同胞们中的第一个。所以我说阿坚简直是个勇士。”

我的影集出版后，几十种国内报纸、杂志和海外传媒都作了宣传。人们普遍认为，它体现了“老三届”的精神风貌和中国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难能可贵的是，1936年入党、已80岁的老父亲，对我出版影集的评价是“有意思”。

我曾有勇气做那么一件有意思的事，今天怎么能患得患失了?远涛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作为母亲，我理当与儿子并肩而立!

节目播出的当天上午，我给许多亲友、作者(其中有部队政委、大学院长等)打了电话，还给单位全体同事写了公开信。

我儿子郑远涛是同性恋者……他是广州公开同性恋者身份面对媒体的第一人。考虑到科学进步、文明社会必须正确宣传同性恋问题，我在儿子鼓励下也接受了电视台采访，以坦然的平常心谈了父母对儿子的认识。

近几年我已陆续向不少亲友和几位同事讲过儿子的性倾向。为了表示对各位的尊重与信任，我特在此打声招呼，如有时间不妨看看本周三四两晚9：30南方一台的(今日一线：封面故事)。其他人若向你们问起，也可坦然相告。

我和儿子愉快地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儿子说：“妈妈，你不经意间又成了‘第一个’。”

第二天，儿子外出，出租车司机问：“你就是电视上那位吧?”我和儿子步入西餐厅，咨客小姐笑道：“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俩了！”同志网友纷纷说：“感谢远涛的妈妈，也是我们的妈妈……”我听得最多的感叹是：“你可真勇敢!”

当然，压力不言而喻。反对意见一般不会当面说，沉默、回避已是表态。不过，不要紧，因为认识事物总有一个过程，我和先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今年5月，我和远涛结伴游云南。去到金沙江虎跳峡时正下雨，江水在两岸的峭壁夹逼下奔突，白浪似雪，涛声如雷，雨过天晴后，天空出现了―道七色彩虹，远涛赶紧拍了下来。照片冲印出来后，几乎所有人看了都觉得很奇怪，从没见过这种弧线向上的彩虹。我想：大千世界，异彩纷呈，求同存异，共享和谐，世界才会彩虹般美丽!

(文中远涛感情生活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做勇敢母亲,给同性恋儿子一颗勇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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