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胜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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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是位包工头，却因建筑商欠钱不给，被迫走上了维权的道路；
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却凭借自身的钻研，为自己赢得了第一场官司；
他的自信心告诉他，一定要为农民工讨回血汗钱，而他却不是一名律师；
他的维权之路得到社会的认可，获得“2004年度陕西十大法治人物”；
他的“孙武胜维权工作室”，如今成为进城务工人员普法教育的“宣传基地”。
孙武胜，陕西富平人。1995年，他带着一帮农民兄弟到西安搞建筑，但辛勤劳苦了一年，工钱竟被建筑商借口克扣。不但自己拿不到钱回家过年，连几年来跟着他打工的兄弟们也感到无脸回家。
这期间，几个过激的兄弟曾“绑架”了他12岁的儿子，他只好贷款还清了欠兄弟们的工资。后来还贷期限到了，信贷员天天上门催债。那年春节前夕，妻子劝他还是到外面躲躲，免得连累一大家子人过不好年。大年三十，孙武胜怀揣仅有的30元钱，只身返回西安，住在四面透风的工棚里。那是他一生中过得最凄惨的一个年。
频临绝望的孙武胜偶尔在电视节目中受到启发。四川有位60多岁的山区老人，经过自学法律，打了10年官司，最终为自己讨回了公道。“那个节目让我感动。60多岁的老人都能通过学法为自己讨回公道，我好歹是个初中生啊。”就这样，孙武胜通过自学法律，为自己打赢了第一场官司，讨回了所欠几年的工程款。
之后的几年间，孙武胜开始为众多遭遇欠薪的农民工充当人，打赢了一场又一场官司，一时间成为舆论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在法庭，他的法律专业知识时常让对方律师变得无言以对；在民间，农民工亲热地唤他“包公老孙”。
日前，在位于西安市南稍门的“孙武胜维权工作室”里，本刊记者见到了刚从兰州打完官司回到西安的孙武胜。
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孙武胜维权工作室”显得拥挤不堪。虽然已是午饭时间，但几名工作人员仍然不停地接待着来访者，孙武胜的办公桌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讨薪民工。
初见孙武胜的人，会被他冷峻的外貌所吓到，圆瞪的大眼加之粗糙的皮肤，给人一种凶神恶煞般的印象。但他一旦笑将起来，却倏忽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脸的阳光灿烂，极富感染力。
利用孙武胜短暂的休息时间，本刊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
战果・激情
《新西部》：这些年来，您共替农民工们打了多少场官司，赢了多少场官司?
孙武胜：按我个人来讲，打了170多场官司，几乎都赢了。不过我最近详细查了一下，其中还是有7场官司败诉了。
《新西部》：是什么原因导致败诉，您总结过吗?
孙武胜：都是因为证据不足。不过这中间也有几件案子正在补充证据，另行。
《新西部》：打赢了这么多场官司，您计算过共为农民工讨回了多少工钱?
孙武胜：通过诉讼的方法，已经讨回了330余万元，要是加上调解那就多了。
《新西部》：在你所经历的官司中，是否存在官司打赢了，但钱却要不回来的现象?
孙武胜有这种现象，而且还不少，这是当前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
《新西部》：我们都知道，起初您替农民工打官司是不收钱的，现在还是这样吗?
孙武胜不收。我们是这样决定的，对劳动工资和劳动工伤，我们一分钱不收。对一些比较大型的劳务队，也就是带着几十人打工的民工队，人家欠了他三万五万、十万八万的，打官司过程中我们会收一些相应的实际支出费用，仅仅是千儿八百元，比律师们低多了。
《新西部》：您这样替别人打官司，面临着入不敷出的境况，在经济方面您就没有压力吗?
孙武胜：不是没有，而是压力非常大。截至目前，我们的这段路走得相当艰难，不过我们靠着共同的信仰已经走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
《新西部》：人靠激情办事是不会长久的，您会打退堂鼓吗?
孙武胜：我想不会。
《新西部》：您曾经当选为“200；5年中国建筑业十大新闻人物”和“2004年度陕西十大法治人物’，您对获得这些殊荣有什么样的感受?
孙武胜：对获得“2003年中国建筑业十大新闻人物”没有什么感觉，这个奖项应该是颁发给对建筑行业做出特殊贡献的人，我只是一名受了点建筑业“伤害”从而自学法律维权的人，入选这个我感到莫名其妙(笑)。但被评为“2004年度陕西十大法治人物”，我以为还是当之无愧的。
调查・普法
《新西部》：您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孙武胜在忙两件大事。第一件，我们在做一项社会调查，对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调查了解他们的一些基本生活状况。其中包括：为什么要出门打工。出门打工一年能挣多少钱、年终能给家里多少钱、合法权益被侵害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对人民政府有哪些建议和要求等等。目前发出的1万份调查问卷已经收回了6000多份，希望在6月底前能够拿出调查结果，继而向政府相关部门作一个反映。
第二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普遍文化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往往在打工的过程中，不但不签合同，而且在干完工程后，连结算都不会搞。有些虽然签订了劳务合同，但时常还会受骗上当。我最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案子，比如把活干完了，结算单也填好了，农民工们看后感觉很合理，便在下面签了字，随后甲方说拿到公司去盖个章就付款。但没想到，甲方竟在结算单的空白处填写延误工期罚款多少、出现某某质量问题罚款多少等等的欺诈欺骗“条款”。这种案子很棘手，但却时有发生，而法庭上只认证据，白纸黑字，打起这样的官司赢的几率很小。所以我们有义务帮助和指导进城务工人员怎样运用法律，当他们不懂法律的时候，我们一些青年志愿者去帮助和指导他们如何防范欺诈欺骗方面的法律知识。这是我们维权工作室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新西部》：这种维权指导工作一定会深得农民工的欢迎和支持，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进行该项宣传活动?
孙武胜：今年春节前夕已经开展了两次这样的活动。我们召集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民工进行授课，结合以往的许多案例，他们很爱听，收效也很明显。我们教给他们怎样订合同、怎样结算账、如果遇到拖欠工资该到什么部门去投诉等等。这些人回去后作为维权骨干，向民工队传达，一个人带动了一片。遗憾的是，农民工们希望我将所讲的案例编成一本小册子发给他们，但基于资金匮乏的原因，暂时没能实现。
身份・费用
《新西部》：基于您的身份(别介意)，申请法律事务所显然不合适，那么您现在的维权工作室是以什么性质存在的?
孙武胜：我们挂靠在西安市劳动局下设的“西安天宇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下面，工作室主要是解决那些劳动工资和劳动工伤方面的纠纷。
《新西部》：他们收取管理费吗?
孙武胜：收，每月1000元，但绝大多数时间我们连一半都交不到，缺少经费啊。
《新西部》：工作室目前有多少人?
孙武胜：9个。
《新西部》：听说您也欠着他们的工资?
孙武胜：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头疼(看着本室的其他人员大笑)。
《新西部》：您在替别人讨要薪水的同时，自己却拖欠着为自己工作的人员工资。
孙武胜：我们这里就有同志说，他们也要告我，让我也当一回被告。
《新西部》：您现在的这个工作室，每月大概需要多少钱才能够维持下去?
孙武胜：很难说，变数很大。不过工作室自去年5月开始，接受来自山东智通商务学校每月1万余元的支助，经济压力有所缓解。该学校是专门为沂蒙山区培养农村教师的机构，他们收到来自社会的一笔资金，看到了有关我们工作室身处困境的报道后，便联系上我们，至今已经连续资助我们整整一年，而且仍在继续支持着。这1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费用、通信费用、房费和管理费，也包括给我们工作室的9名专职和兼职人员发放一部分象征性的工资。
家庭・记忆
《新西部》：您爱人现在跟您在西安吗?
孙武胜：没有，她一直带孩子在富平老家，我在这儿自己租房住。
《新西部》：您现在还能记得您曾经被信贷员天天上门催债的情景吗?
孙武胜：一辈子都忘不了。信贷员上门催债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跟我一起出来打工的乡党来催讨工钱，他们文化素质相对差些，讨要工资时连骂带搡，把家里的家具都要搬走，而且还一度“绑架”了我的儿子。
《新西部》：还能记得你为自己打第一场官司的情景吗?为什么要打那场官司?
孙武胜：记得，到死都不会忘，那是与西安的一家公司。1996年至1998年间，该公司欠我所包的工程款不到两万元。那会儿我才学了几天法律，就写了状子将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虽然看了一段时间的书，但毕竟第一次上法庭，也不知道法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还弄出个大笑话。庭上法官念完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我陈述完之后，被告开始答辩．他说欠我的第一笔钱是事实，第二笔钱压根儿就不欠。我一听就火了，大骂：“你敢胡说”，当庭我就攥着拳头要冲过去与被告拼个你死我活，结果让法官揪着领口赶出了法院(大笑)。但后来我连本带利打赢了那场官司。
《新西部》：还记得第一次为别人打官司吗?
孙武胜：记得。那是为雁塔区一名嫁城女打的一场村民待遇官司，这名妇女和孩子的户口都在村里，但村里既不给她分地，也不分钱。我想这场官司一定能胜，但却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法律是要有证据证明你主张的事实，以及证明你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了。我去书店买了几本书，一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一本《妇女权益保障法》，还有《土地法》和《婚姻法》。大概学了一个多星期，拟出怎样证明她是村里的村民，怎样证明她应该享受村民的待遇和权利，怎样证明她的权利被侵害，村委会应该给予怎样的赔偿。把这些证据准备好了，一个多月后打赢了这场官司，拿到了判决书。
失败・忠告
《新西部》：就您个人而言，您认为自己的维权行为对社会起了哪些作用?
孙武胜：我想所起的作用至少有两个。第一个，以学法维权，给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带了个好头；第二个，农民工普遍法律意识淡薄，遇到问题容易采取过激的方式，比如我们身边时常发生的绑架、跳楼、等恶性事件。这种你死我活的争执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会是造成两败俱伤，给社会带来许多不安定因素。如果像我这样学习法律，用法律维权，自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
《新西部》：您所遇到最惨痛的失败案例是什么?
孙武胜：最惨痛的是武功县的一桩案例。一名外地包工头将工程干完之后，甲方尚欠他10万元。当他将机械设备装好准备离开工地时，当地人不让他走，让他在结算单上签上“所有工程款结算完剩一万元”，否则就不让他拉走设备。没有知识的他迫于无奈签了。包工头求我帮他打这场官司，我知道官司必输无疑，果然法庭败诉，包工头跪地恳求法官，我看着他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向农民工普及法律知识的原因所在，他们的一个签字有时就会损失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血汗钱。
《新西部》：您明知那场官司必输，为什么还会帮他打，不怕影响您工作室的声誉吗?
孙武胜：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我们工作室的其他同事刚好是对立面，碰到复杂、难打、失败性大的官司他们往往主张放弃，而我却刚好相反，简单的案子我不想接，偏偏喜欢接那些证据不是太充分，难度比较大的官司去打。
《新西部》：就现在一些仍被欠薪的农民工，您对他们有什么话要讲?
孙武胜：我想对他们讲，在任何地方打工，第一必须要弄清你是给谁在打工，第二必须要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现在就有不少被欠薪的农民工找到我们，但他们为谁在打工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些手里只攒着老板的一纸名片，而这张名片上的姓名和地址往往又都是假的，这就给他们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新西部》：但许多农民工要是提出与甲方签订劳动合同，往往会面临不被录用的尴尬境地，您不认为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吗?
孙武胜：这种现象的确是现有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特别是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密集城市，这种状况普遍存在。但是就我近期开展的一些社会调查来看，咱们国家的西北一带，像新疆、青海，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就比较少，因为那些地方人烟稀少，劳动力短缺，很少有人敢拖欠工资。
感动・未来
《新西部》：目前您一个月大概能接手多少起案子?
孙武胜：这要分两种情况，每天来咨询的都在二、三个人，对于那些事实确凿。案情明了的案子，我们一般采取调解的办法，能不上法庭尽量不上；确实争议很大，纠纷很大，证据不太充分的案子，我们才采取诉讼的办法。
《新西部》：您是基于怎样一种信念坚持支撑着这间工作室。
孙武胜：基于农民工对我的信任，他们给了我莫大的支持。你来之前还有鸡西市打来的电话，遥远的广东有人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来电话求助，这让我个分感动。我必须努力将维权工作室办下去。至于说经济收入，的确不如我从前所做的小包工头。
《新西部》：您现在出去办公，还背着您过去的那只黄背包吗?
孙武胜：那个兜兜早就烂了，现在背的是一位老板送给我们的皮挎包，我们替他调解成功了一个案子，为了表示感谢他送我们每人一个。
《新西部》：您在替人打官司时，遇到过被告方的威胁吗?
孙武胜：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威胁过我。我有时也在总结，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以情、理、法结合，以调解为主。
《新西部》：现在还有人让你为企业充当形象代言人吗?
孙武胜：过去有，现在没了。不过有好几个企业聘我去当他们的法律顾问，我都没有答应。
《新西部》：为什么?
孙武胜：我问他们听过戏里韩信唱的一句唱词吗?助纣为虐，我不为谋。他们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再让我与农民兄弟打官司，我才不会干呢(大笑)。
《新西部》：您认为自己与正规律师之间有怎样的区别?
孙武胜：区别很大。首先，来我们这里寻求帮助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有时让我们接手的案子其标底也就是那么几百元。区区几百元拿到正规的律师事务所，就是全部给律师，恐怕也没人会接这案子。其次，自我们工作室成立以来，来我们这里咨询的人数，早已超过了万人，这无形中就是我们的一次次普法教育，我们不收一分钱的咨询费。
《新西部》：目前我国诉讼形式是“委托人”制，律师和其他公民均可成为人，不受学历和专业的限制，连许多正规的律师为了躲避年检，也纷纷以人面目为他人官司。我的意思是，假如未来法律规范起来，人只能由专职律师承担，您考虑过自己该怎么办吗?
孙武胜：这个问题我暂时还没有考虑过。我只是认为，在一个短时期内，向农民工开展普法教育还是很有必要和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新西部》：您有没有考虑过，去考一个正式的律师资格证，以更好地发展您的事业?
孙武胜：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近几年考试制度改革后，获得国家律师资格必须具备大专以上的文凭才能报考，而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马上就要50岁的人了，从头开始毕竟存在太大的困难。唉，只能是今生的一大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