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幸福港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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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家立业是一件人生大事，而对于目前中国日益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这件美好的事却有些“沉重”，他们的婚恋生活经受着诸多无奈与艰辛——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离乡土更远，却未必距城市更近。恋爱婚姻是新生代农民工渴望美好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情感状态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对社会的感受。

未婚族：工作不稳定，对象不好找

“年前我们项目上有七八百工人。现在多数人还没上班呢。”中建三局武汉中心项目党支部书记王海双说。2月26日，记者来到武汉商务区在建的“武汉第一高楼”武汉中心的工地，只能零星见到几个工人。

走进该项目的宿舍区，几十排活动板房顺序排开。大多数是5个人一间的“大通间”，也有两排专门的“夫妻房”。

生于1984年的冯光远，就打算结婚后住在这“夫妻房”里。“30岁才结婚，这在你们老家少见吧？”记者问。“过去家里条件差，而且今天在这干、明天在那干，谁跟啊？”冯光远说。

干保安的王琦认识女朋友是通过朋友聚会，“她是附近一家大餐厅的领班，比我小9岁，很漂亮”！王琦带着自豪的表情说。王琦17岁就独自去北京打工，当过兵，学过机床，干过厨师，学过数控。

四处漂泊、跳槽频繁，王琦的心也定不下来，更谈不上交朋友。回到武汉，他一下多了许多朋友，朋友圈扩大才让他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王琦打算结婚了：“在老家跟我一样大的，孩子都满地跑了。”

结婚条件？“丈母娘”没要求必须买房。“我在这也算元老了，工地上对我很好，给我住单间。如果结婚了，我们俩一起住这没问题。”王琦说。

打工妹一般结婚早些，但也有例外。在武汉一家连锁美容院打工的小兰24岁了，年轻漂亮，找对象却也不易，“关键是圈子太窄”，小兰说。先前在广东沿海干服装加工，经常加班，累得没时间精力去谈恋爱。

“城镇化是中国未来趋势，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必然要转移到城镇。如何让他们真正在城市里成家立业，城市管理者以及各行各业都应该给他们提供长远发展、素质能力提升的机会。有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婚恋自然不成问题。另外，政府也应该鼓励企业给农民工落实周末、节假日休息制度，提供夫妻房等必要的条件，方便农民工婚恋交友。”曾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做过课题研究的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孙泽厚说。

已婚族：孩子带不好，挣钱啥意义

在武汉一家大商场做导购的余姐，最发愁的就是孩子没人管。赶上春节、情人节、元宵节的销售高峰，忙得脚不着地，每天早上9点上班，有时忙到晚上9点才能下班。

30出头，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大女儿今年10岁，跟着她们在武汉上小学。小儿子3岁，放在湖北仙桃老家农村，爷爷奶奶带着。孩子放假最开心，可余姐却最担心。“孩子经常一个人在家，就知道看电视，心都玩野了”。

2月25日，孩子开学，余姐却被老师“批评”了，原因是她嫌孩子作业少，自己又给加了作业量。

农民工家长教育理念有点跟不上，武昌区解放桥小学校长孙民深有感触。学校400多个学生，80%是农民工子弟。“各地教材都不一样，孩子学习有困难，心理不适应很普遍。这不光靠学校，也需要靠和父母的沟通。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为学生和家长搭建‘亲子平台’”。

“其实，我们打工挣钱，起早贪黑，一切还不是为了孩子？可儿子不理解，上一二年级时老和我对着干，也不好好学习。”30出头的郭双梅说。如何让孩子们感受到父母无言的爱，班主任老师谭芳想了个办法，上一堂以“我从哪里来”为主题的心理健康课。在课上，老师放了一段事先录好的视频，郭双梅在屏幕上讲述自己生育早产儿儿子时的痛苦和艰辛，特别是因为儿子从小体弱多病，经常打针，郭双梅还在自己胳膊上反复试验学打针。看到郭双梅胳膊上一个个针眼，所有孩子都哭了。

“从这件事之后，儿子变得懂事了，我感冒发烧，他去上学前还叮嘱妹妹乖一点，别让妈妈受累。”郭双梅欣慰地说。她后来才得知，儿子故意闹别扭，是因为生了小女儿后，自己没以前那么关心他了，儿子以为妈妈不爱他了。

打工太忙，没时间和孩子沟通，孩子容易成绩下滑、心理叛逆，但不打工挣钱，全心全意教育孩子，又很难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来自湖北省大冶市农村的吴新凤最近几年都很纠结。

“我们到城市打工，说到底是为了孩子能有更好的将来。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至少上个大学，如果孩子从小教育没抓好，整天挣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80后”爸爸陈晓进说。陈晓进是武汉黄陂人，他在武昌做电器维修工，而妻子在汉口的工厂当了主管，因为工厂离家远，妻子一周才回家一天，照顾女儿的任务就落在爸爸的头上。为了照顾女儿，陈晓进一般会推掉晚上上门维修的活儿，周末再把女儿交给妈妈带。

分居族：相守太难，分离太苦

2月24日，元宵节。武汉市江汉区友谊青少年空间里一片欢声笑语。原来，江汉区团区委请了一些常联系的青少年和家长一起在这里欢度元宵，做游戏，演节目。来的小客人中，不少是农民工子女，也是他们长期关爱的对象。其中，有个四口之家，全家出动，妈妈王女士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已经帮助这个家庭两年多的专职社工、心理咨询师陈宇看到王女士这么开朗，也很开心。两年前，按陈宇老师的话讲，王女士处于极度“焦虑”状态，甚至经常性失眠。原因是和丈夫两地分居。王女士和丈夫都是河南人，原本一起在武汉打拼，结婚生子，感情不错，虽然是租的房子，也算有个“家”。可三四年前，丈夫去广东打工，把两个孩子一起留在武汉给王女士带，一系列家庭矛盾就产生了。一个女人，既要工作又要带俩孩子，其中辛苦自不必说。因为当时小儿子出生不久，她就请自己的父母到武汉一起住，帮自己带孩子。

最让王女士忧心的是丈夫，丈夫一人在外，只有孩子寒暑假期间才回武汉一周左右，一年才见两次面，感情怎么维系？而且丈夫给家里寄钱，也不按时准点，有时几个月才寄一次，让王女士在经济上、精神上承受双重压力。

特别是2010年，王女士的一个好朋友突然发现丈夫有外遇，承受不了打击，抛下两个孩子自杀了。朋友的自杀对王女士冲击太大，她常常“疑神疑鬼”，怀疑丈夫有了“小三”。

焦躁不安中，她开始和丈夫吵、和娘家人吵，孩子稍不听话就打，而且打得满身淤青。正是无意中看见了孩子的淤青，陈宇老师才认识了王女士。

王女士也觉得自己心理有问题，还去了趟精神病医院，可进去一看，都是些精神失常的人，吓得赶紧跑了出来。陈宇说：“她需要的只是心理疏导。和城里人相比，农民工在城市里常常会感到孤独无助。而且他们离开了过去的‘熟人社会’，能谈心的朋友很少，所以容易‘钻牛角尖’。”经过陈宇耐心的开导，王女士慢慢走出了心理误区。

陈宇做了多年的青少年心理咨询工作，2007年她又通过公开招考成为江汉区青少年空间的专业社工，每年她托管的儿童就有1.5万人次，其中大部分是放学后、节假日父母太忙没法带的农民工子女。做了孩子的“知心阿姨”，也做着孩子父母的“知心姐姐”。据她了解，农民工夫妻由于两地分居等问题，离婚率逐年上升，离婚后又再婚组成的家庭，对孩子的心理压力更大。“农民工的孩子特别担心被抛弃，农民工组合家庭孩子往往有三四个，孩子往往从小就学会察言观色，讨好继父或继母，真可怜！”

陈宇说：“我们现在最缺社区心理咨询机构。很多人心理有问题求助无门，小问题慢慢拖成大问题，可以不离婚的也吵离了，对孩子造成长久的心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