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西方的战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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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了成系统成体系的，成熟的战略思想的是孙子，在这套战略思维中，缜密的逻辑贯穿其始终，即便用现代的博弈论模型去看，《孙子兵法》也完全经得起推敲。
纵观整部《孙子兵法》，孙子首先在开篇的第一句话中阐述了对战争重要意义的认识，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而确立了以确保国家核心利益为中心的战略目标。以切实的利益作为核心和出发点，正是现实主义的典型特征。
古老兵法，根植于东方传统哲学
《孙子兵法》所论述的，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具体的驭兵之术的范畴，而是阐释了深刻的博弈哲理的，古老东方智慧的结晶，是高度概括的“道”而非具体的“术”，诚如明代名将戚继光所云，
“孙武之法，纲领精微，为奠加焉。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孙子兵法》是被作为一部哲学著作而收入的。
《孙子兵法》中哲学思想的根源，有很大部分是来自“道”、“阴阳”、“四时”、“五行”等中国传统的数术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特有的宇宙论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因此，它的整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是和西方战略思想迥异的，建立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东方传统哲学思想的根基，赋予了《孙子兵法》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孙子兵法》中的“道"
正如孔子和老子都是从他们自己所定义的“道”这个哲学本体作为本原出发来演绎其哲学，《孙子兵法》之中，
“道”也是处在第一位的因素。《孙子兵法》在开篇就讲到，兵者最根本的五个要素是“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古今中外，运筹帷幄内、决胜千里外者皆离不开这五个要素，而取胜的关键首先离不开的就是“道”，正所谓“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在《孙子兵法》的语境中，“道”也有其独有的意义，即“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激发所有人民的士气，达到全国上下一心，同生死共患难，这是战争取胜的根本，是其他一切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
在“道”之下，才是天时(天)，地利(地)，领导者的素质(将)以及管理制度(法)这四个因素。在西方战略中。与孙子所强调的“道”比较接近的理念是军事总体战观念，但是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系统论述这种思想，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了，比《孙子兵法》晚了两千多年。当代许多企业将《孙子兵法》运用于管理时，首要的一点就是高度重视建立一套促进员工对企业高度认同，能够凝聚人心的企业文化作为其管理之“道”，其次才是具体管理制度的“法”，从而达到孙子所说的“修道而保法”。
阴阳五行论“兵法”
《孙子兵法》之中充斥着大量的阴阳相对的成对出现的二元范畴，诸如敌我、彼己、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迂直、利害、患利、勇怯、劳逸、饱饥、安动、静哗、久速、治乱、远近、得失、安危等等，不可胜数。孙子高度重视驾驭阴阳之间的相互转化来扭转局势，诸如“乱生于洽，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所推崇的克敌之道，就是巧妙地利用阴阳相生或相克的原理来达到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效果，即所谓的“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侍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避实击虚也是孙子所极力推崇的战咯一“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虚宴之道，归根到底还是阴阳之道的外延。正所谓是大道至简，一阴一阳。
五行的概念也寓于《孙子兵法》之中――“五行无常眭，四时无恒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通过五行相克相生，充满无常，没有哪一个能永恒地战胜其它各方这个原理，揭示了用兵务须灵活应变的道理。
总之，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等这一系列形而上的东方哲学的核心理念，运用于具体的军事领域之中，赋予了《孙子兵法》独特的超越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使之不仅仅是军事著作，更是一部深奥的哲学著作。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其层次远远高于西方式的线性逻辑的战略思维。如果要打一个粗略的比喻的话，那么《孙子兵法》与西方的强调主要倚靠力量取胜的那种战略思维的差别，就有点像中国的太极拳和西方的拳击之间的差别。
战略思想之鼻祖，迄今无超越者
如果把视角放低一个层面，从更具象和实际的战略，计谋和博弈的层面来看一看《孙子兵法》的思想，也绝对是堪称经典的。美国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认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而在它问世之后直到今天，都一直得到高度的评价――曹操日：
“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李世民日：
“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当代的许多外国学者也仍然都认为，《孙子兵法》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军事著作中可谓是首屈一指的“让the best”。能获得这样的“双重第一”殊荣的经典著作，不论在那个学科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孙子最早地明确提出了战略的概念，谓之日“庙算”，中国古代，凡遇重大战事，皆要告于祖庙，议于明堂，故而称之为“庙算”，在《孙子兵法》中，“庙算”具体所指的就是运筹帷幄之中的战前谋划，也正是现在所说的战略的意思。孙子还特别强调了其高度的重要性：“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这与《中庸》中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原则是类似的。这不仅仅是在军事中十分重要，而且是做一切事情都应该遵循的一条准则。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了，然而，知易行难，纵观古今，因为事先考虑不足而与成功无缘的机会又是何其之多呢?故而，直到今天，我们做出决策之前，都有必要用《孙子兵法》中的道理来时时警醒自己。
最早提出了成系统成体系的，成熟的战略思想的也是孙子，在这套战略思维中，缜密的逻辑贯穿其始终，即便用现代的博弈论模型去看，《孙子兵法》也完全经得起推敲。并且，这一套战略思想中的许多理念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并不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普遍规律，所以无怪乎《孙子兵法》直到如今仍是各国兵家所必读之书。后世的战略思想，总是难以跳出孙子战略思想的基本框架，正如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为《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所写的序中所说，《孙子兵法》“迄今无超越者”。
与众不同的现实和理性
虽然问世于人们尚迷恋于依靠占卜，祭祀和神迹来指引战争的时代，《孙子兵法》却显出了一些与其时代有些不相符的，颇显超前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强烈的理性色彩。这或许是因为齐国当时浓厚的学术氛围及自幼优越的学习环境造就了孙子过人的逻辑思辨能力吧。
战争也好，计谋也罢，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如何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获得最大的收益来实现目标，也就是如何达到经济学上讲的“帕累托最优”，是整部兵法所要解答的问题。正是因为能够达这样的认识层次，所以孙子才能得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样精辟而高明的论断一在孙子眼中，战争无非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而这种手段往往成本高，风险大。因此如果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就不应首选之，这与把追求战争的最大胜利本身作为目标的西方战略是截然不同的，与反对一切战争，主张“非攻”的墨子也是非常不同的――孙子既非好战，亦非反战，而是嗅战。
孙子高度强调手段与目标的一致，一切与达到目标不符的手段都是错误的，都将导向危险的歧途――“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兵贵胜，不贵久”等表达的都是这样的意思。
在理清了目标和手段的问题之后，下一层次的问题才是如何采取有效手段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又有不同的层次，“兵者诡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大原则之下，又有更加具体和细化的论述层层展开。
《孙子兵法》逻辑严密，理性的色彩十分浓厚，这是孙子与其他诸子百家相比，十分与众不同之处。
《孙子兵法》，正如日本战略家小山内宏所述，是一部“东方产生的，可以夸耀于世界的有关战略的书。”，其中所蕴含的智慧，将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