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我生命的琴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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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我的荆楚老乡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88年7月19日，我从美国参加中美艺术教育交流总结会归来途中，靠在飞机的坐椅上，闭目默诵屈原的诗句，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有人说：“朱则平真有运气，一个小城市的小学音乐教师，竟然两次作为中国的音乐教育家出国访问，不可思议！”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意外。我与美国同行们，与那些教授、学者们平起平坐，一起讨论音乐问题，互相交流经验，侃侃而谈，无拘无束。遇到他们提出的我不能苟同的问题，我是决不含糊，直到说服对方为止。因而，两次出访，都可以说是为国争了光。然而，还在返国途中的太平洋上空，我就提醒自己：要夹起尾巴做人，不能有半点骄傲。
因为我并不像别人所说的运气好，实际上背时运格外青睐我。这几十年，我就是夹着尾巴走过来的。
上小学时正赶上“”，由于有一个“摘帽”父亲，自己身体又瘦弱，饱尝了白眼和拳头，多少苦水吞进了肚里。当语文教师的父母本来一直是要我学语文的，可不知哪里来的灵感，我偏爱上了音乐，一学就上瘾，越学越有味。二胡、笛子、琵琶、笙，都在那小城的舞台上搞过独奏，后来还学了钢琴。当演员不满足，又迷上了作曲。那时的梦就是当一名文艺工作者，或是一位音乐教师，进入音乐的殿堂。然而，高中毕业后我却被分进了一家集体工厂，然后又被借到县农村文艺工作队当演奏员兼作曲。千不该万不该写了几首好作品在省里得了奖，被电台电视台一播再播，有人不舒服了。于是我被以出身不好的理由送回工厂当工人老大哥。
好不容易盼到1977年，我踌躇满志地准备报考湖北艺术学院，厂领导——一位从灶台走向工厂的老太太硬是不予开具单位证明而剥夺了我的考试资格，我的梦破碎了。
我却是“不到黄河不死心”！1979年，24岁的我最后一次机会曲线报考，找另一位领导开了证明进而进入湖艺试场，一路过关斩将，名列考区第一名。可又是那位干部老太太，一封诬告信寄到学校。湖艺领导与我非亲非故，几位主考官最后给我的答复是：“深感遗憾”！我是个凡人，而且是凡人中的弱者，我怎能经受此种打击？回到家中关上门，我顿足捶胸，痛哭了一场，痛哭之后是不思茶饭，整夜失眠……最后一咬牙离开了工厂，到中学当了民办教师。
有人说，世上的母亲最伟大。一直是优秀教师的母亲本想好好再干几年，可为了我她作出了痛苦的选择，提前退休让我顶班。此后我虽然摆脱了那位老太太，却没有一丝喜悦。25岁的我，工作已6年，没给过母亲一分钱，却买乐器四处报考、八方求师，把父母的积蓄都榨干了，内心无比沉重。
要说运气，我和不少同龄人相比，自愧弗如。要说转运，我的转运就在于后来我当上了一名小学的音乐教师。
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不满足。当年在文工队会弄几样乐器，该知足了，我却要学作曲。在工厂裁剪房裁布料，也还是一门技术工种，我还是不知足，老盼着上大学。朋友们拿《儒林外史》上的一段话劝我：“难不成读了诗书，学了裁缝偏玷污了不成。”我也知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我还是喜欢《早春二月》里肖涧秋那句话：“我另有所爱。”我的所爱，就是音乐。为了系统地学习音乐理论，我后来又两次自费到湖艺作曲系和师范部进修。著名音乐家邱刚强、蒋桂英、周振锡等人为我能得到学习机会作出了许多努力。两次进修，都只有可怜的半年，我在学习中如饥似渴地基本上学完了两个全年的课程。而我也曾在琴房里晕倒过两次。
1986年我再次正式考入了武汉音乐学院师范部（原湖艺），这是我三进湖艺了。我像一个在沙漠中长途跋涉的旅行者，终于找到了一汪甘泉。有人劝我：凭你现有的那点音乐底子，到小学教孩子们唱几支歌，绰绰有余，何苦费那么大的傻劲？是的，只想端个饭碗、对付那几十元工资，马虎一点就行了。但要当个称职的小学音乐教师，我不懂的东西还多着呢。现在有人把音、体、美当作小儿科，当作点缀。然而我想说：人类实际上是先有音乐、后有语言文字的。君不闻鲁迅先生所谓的“杭育杭育”吗？真正的音乐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享受，是人类的灵魂和生命。现在各学校最缺的就是音乐教师。我不能容忍音乐教育成为后娘的孩子，我不能眼看着音乐教育这片肥沃的土地继续荒芜下去。
于是，我将满腔热情倾注到音乐教学中去，努力将自己和孩子们溶为一体。我改变了以往上音乐课就是唱几首歌的常套，打破了几十年来音乐教育中的旧格局，坚持进行视唱练耳、乐理知识和音乐欣赏教学。我不惜自找苦吃，给自己增加负荷，认真研究了流行于全世界的德国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匈牙利柯达伊教学法、日本铃木教学法、美国综合音乐感教学法、康纳教学法，并结合我国实际，予以消化改造，熔为一炉。在我国小学音乐教学中，多采用简谱，而我很早就坚持在课堂上采用简谱与五线谱结合教学，让学生掌握了音乐的国际语言。
我是个很不安分的人，渐渐地对这种灌输式的音乐教学又感到不满了。我认为，教会学生掌握现成的东西，只是打基础，不是目的；而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发掘他们的创造热情才是更主要的。于是，从1984年起，我选定音乐基础较好的三年级开始作曲实验。
“作曲，当音乐家，我们能行吗？”不少学生心存疑虑。
“干嘛不行！上语文课要写作文，作曲，不就是音乐课的作文吗？我们每个人都会作曲。”我在课堂上说。
摇头，一百个不相信。
“我两岁半的儿子维笳就会作曲。”
头摇得更厉害了。
“我给维笳买了一支玩具冲锋枪，他玩得高兴时，就大叫：‘我的冲锋枪，我的冲锋枪！’这不就是‘1235|635|65|6——||’吗？”
孩子们笑了，笑声打破了神秘感，增强了自信心，孩子们学作曲了。
几年来，这些孩子创作歌曲1000多首，发表50多首，不少曲子被电台、电视台一播再播。1986年，我去美国考察时，带去了30首儿童歌曲和自己写的儿童音乐教育论文6篇，受到美国同行们的高度重视。美国著名音乐教育家大卫逊教授还将我的音乐教育方法特别是儿童作曲训练方法列为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儿童作曲活动在国内推广，并普及全国。数年来，我在音乐教学之余，为孩子们编了 6本教材，7本儿童作曲集，在各地发表音乐教学论文和歌曲作品近百件，我的几项音教实验专题被国家教委向全国推广，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