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的支教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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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懊悔，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可以做什么，却什么也没有做……

(2008年8月6日)

王主任叫我的时候我在心里嘟嚷着，这么小的一个学校，四个年级，59个人，也要举行一次运动会。而运动会的准备工作，条幅、摆桌子板凳、设置项目、送水什么的，就全交给我们3个支教的学生了。

我不是心甘情愿来支教的，但谁又是呢?我念的是师范，打算毕业了考研究生，学校出台了一项规定，如果去支教，考研的时候会加分。而且随便挑专业，正在念大三的我们蠢蠢欲动，好多人报名。

经过一番选拔，学校挑出了10名同学，我记得在学生处的办公室，我信誓旦旦表示我渴望这个机会很久了，我甚至去了老师的家里向他表自。而当我真的坐火车、汽车、拖拉机，一只手握着手电，另一只手握着赶狗的棒子，步行30里的山路来到这里，看到这排土建的、似乎随时都会倒塌、连喝一口水都得到3里外的井里挑的所谓学校，我懊悔不已。

(2008年9月20B)

为了给学校省电，每晚我们7点30就熄灯，我和林萱趴在砖块垒成的床上卧谈。我猜测林萱的心思和我一样，就打听她准备报哪个专业的研究生，没想到我听到另外一个答案。

她说：我一直想支教。你看那些孩子多有意思，长大了要当周杰伦一样的科学家的那个孩子，每天上课都很认真。你们班那个叫王冰清的女孩子，眼睛特别亮的那一个，长得多好看，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周迅，她每天放学都要喂猪、煮饭、看弟弟，晚上就在月亮下面写作业，那天我送她一块Hello Kitty的橡皮，她喜欢得跟什么似的……昨天我把笔记本给他们看，一个男生刚摸了摸，另一个男生就打他，说他的手太黑；我用无线网卡上网，信号太差，总是断，二年级的学生想看我多上一会儿，又不好意思说，就一个劲儿地往我的杯子里添水，水是他们在3里外的井打来自己烧开的，你说这些孩子多可爱啊

林萱还告诉我，她让同学在网上发了帖子，让大家都往我们这儿捐点衣裳书本什么的。因为那天她看到一个学生穿了一双特别旧、明显是二手的胶鞋，全班同学都对他特别羡慕……我没有林萱那么大的激情，她讲这番话的时候，我觉得我要睡着了。

(2008年11月7日)

让我抓狂的是我的笔记本。放在办公室，明显被学生动过了。那天老妈寄来无线网卡，信号也比较稳定，没怎么断线。去上课的时候，电脑忘了锁进柜子里了，别的班几个上体育课的学生看到了，偷偷溜进来玩电脑，电脑电池用光了，黑屏了，他们吓得直哭。一个孩子说他们家的收音机没有声的时候。拍拍就好了，于是他们就轮流一直拍，拍到我上完课，插上电源重新开机，显示屏的一角再也不亮了。

那几个孩子一直哭，家长来道歉，送我两个大南瓜。我想发火，这可是托人从国外带回的苹果电脑啊，国内都买不到。

林萤劝我算了，电脑回上海修吧。她的先给我用。

整整一晚，我翻来覆去，也没睡着。我真是鬼迷心窍，不就是考研究生么，我不支教，也不一定考不上，什么鬼迷心窍要来支教啊。

(2008年12月23日)

我不管，我要回家修电脑，到王主任那儿请假，他立刻同意了。王主任是学校唯一一个民办教师，他知道我的电脑比他家里所有的东西加起来都贵。

收拾东西的时候，林萱告诉我，“小杰”离家出走了。就是那个五年级，要像周杰伦一样当科学家的孩子，自从看了他的作文，我们就叫他小杰。

小杰的一个表哥在外面打工，他的爸爸妈妈也要去打工，小杰想大家都走了，以后就剩下他一个人，干脆揣着10元钱离家出走，也打工去了。

林萱急得每天都睡不着觉，我也睡不着，因为修电脑，我马上就能回上海了。我在心里盘算着，只要步行到县城，在那儿坐7个小时的车就可以到省城，然后就可以坐飞机回上海。

(2008年12月28日)

我觉得我看到小杰了。

我在县城，吃了一份不土不洋、味道怪异的快餐，急匆匆要登上大巴的时候。窄窄的马路上，一个矮矮的身影匆匆走过。

我觉得那是小杰。个子不高，皮肤很黑，眉毛很浓，眼神有山里孩子特有的清亮。我追出去想要拦住他，他一拐走进了旁边的玻璃厂。

玻璃厂里很脏，尘埃满天飞，有刺耳的噪音和机器的轰鸣。大巴就要发车了，我问看门的大爷，那个孩子是不是新来的，大爷说是的，好像叫什么磊。

我匆匆登上大巴。回家的时间只有一个礼拜，错过了今天的大巴，就只能明天走，耽误一天了。我想好了，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就去玻璃厂，把小杰抓回家。

(2010年8月3日)

时间飞逝，今天看到支教大学生赵小亭在泥石流时保护学生，失去了生命的新闻，我恍然发现，距离我支教，已经差不多两年了。

我回上海已经一年多了，成为全校最有名专业的研究生。因为支教，我考试加了分，也因为支教，导师在众多的竞争者中选择了我，他说支教就是我最宝贵最值得敬仰的社会学分。

林萱的电话，是晚上打来的。她毕业了，留在云南，而且是另一个更贫困的县。她问我能不能联系上海的一些小学，不需要我做什么，只需要我帮她打听到校长的电话就行，其他的她去做。她和我一样，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知道上海的小学都有自己的体育馆，每年都会淘汰很多器材。

我们在电话里简单地聊天。林萱突然问我还记得小杰么。我的脑子里闪现出那个眼神清亮孩子矮矮瘦瘦的身影。

“那年他跑掉了。我们到处找他，怎么也找不到，你从上海回来，半年的时间我还继续找，你还笑我是上海版的魏敏芝。”

我努力地点头，可心却乱跳。

“最近他家人有他的消息了。那时候他离家出走，去了县里车站旁边的一家玻璃厂，待了几天，人家嫌他是童工，不要他，他新认识的一个工友带他去了广东。”

“我真后悔啊。那时候找遍了县城所有的地方，怎么就不想想玻璃厂呢。小杰去的还是一家玻璃厂，一年多回家，就在最近，操作的时候没站稳，掉进炼玻璃的熔炉，整条胳膊都没有了。老板把他送回家，我们才知道……”

我想起有一些事情，我没写日记上――从上海回来后，我去玻璃厂找小杰，人家说小杰是童工，当然被赶走了。回去后看到找疯了的林萱，小杰的父母和王主任，我不敢说看到过小杰。我安慰自己小杰不会有事的，他那么聪明，说不定以后真的会闯出一条路子，那么多农村出来打工的人，人家不也好好的吗?我要自己把这件事情忘掉。

“其实，那时候我看到过小杰……”我喃喃说出来。

林萱哭了，骂我：“顾晓，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我知道你不是真心愿意支教，我知道，我一直不说，支教那么苦，那么难，我不能要求别人和我一样。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还是个孩子，你那时候看到他，为什么不立刻把他送回家。顾晓，你就惦记着自己回家，为什么不把小杰送回家?”

我哭倒在电话旁，我的确没有尽一个支教老师的责任，混在那么多高尚的支教老师中，我占据了支教的名额，却没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像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话：有时候人们懊悔，不是因为做了什么，而足因为可以做什么，却什么也没有做……

选自《知青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