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艺术\环境美学到生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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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美学”占据世界美学主流长达半个世纪之后,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时代,当代全球美学终于突破了仅聚焦于艺术的窠臼,开始转向了对于自然与生活的关注,从而在“当代艺术哲学”之后先后兴起了“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的新潮。环境美学最初只是狭义的“自然美学”,后来才实现了向“人类环境美学”的重要转变,生活美学最初来自对于“艺术界”的关注,并最终回归到广阔的生活世界来构建美学。如此看来,“当代艺术”、“环境”与“生活”的美学已经成为了全球美学发展的新潮与主潮,第18届国际美学大会也在延续着这种美学发展的最新趋势。随着“文化间性转向”在国际美学界的充分展开,不仅西方与西方之间,而且西方与西方、东方与东方之间的对话日益频繁,东西双方的美学在当代艺术、环境与生活这三个新方向上得以相互推动和共同发展。如今,随着当代艺术逐渐消解了自身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边界,随着环境业已成为作为“生活”的环境,当代艺术哲学与环境美学都已经出现融入“生活美学”的历史大趋势, 因为审美已经被当作了人类、环境与世界发展的“深层尺度”。

关键词:全球美学主潮;生活美学;环境美学;当代艺术哲学;后分析美学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世界美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Aesthetics,下面简称ICA)于2010年首次在中国召开,但如今已是办到了第18届。本届大会延续了当代国际美学的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当代艺术哲学”、“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依然成为国内外美学家们集中热议的话题。在当前的全球美学的平台上,在仍以英美为主导的“后分析美学”(post-analytical aesthetics)语境当中,如笔者所曾认定的那样――“回到经验”、“回复自然”与“回归生活”――的确业已成为当代国际美学发展的三个新的生长起点,①这里同时也是东西方美学交锋与互动的最佳场所。

为什么会出现这三种“新全球性”的美学主潮呢?在国际美学家杜夫海纳称雄世界美学舞台的20世纪60、70年代,美学与艺术科学的主要趋势还尚且不是如此而是相对整一的。②这是由于,在整个20世纪的后半叶,“分析美学”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艺术成为了美学研究几乎唯一的对象,甚至分析美学原理本身往往就等同于“艺术哲学”(art philosophy)。然而,超出按照分析与非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艺术之外――“自然与日常生活对象” ③――恰恰就成为了超出艺术的两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在整个20世纪的美学主流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之后,从上世纪末期开始,美学研究的领域又重新丰满了起来,“艺术界”、(从自然界到)“环境界”与“生活界”,终于成为了美学研究的三大领域,美学从而可以在最为广阔的范围内得以出场。

如此而来,就世界美学史的“纵向发展”而言的,“当代艺术”、“环境”与“生活”的美学就成为了当代国际美学发展的新潮与主潮。如今,这些研究又皆面临了所谓“文化间性转向”(intercultural turn)的挑战,这种转向对于美学的影响无疑是“横向”的。该转向最早是为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海因斯•佩茨沃德(Heitz Paetzold)所论证的:“这一转向要求我们意识到,并非海德格尔和其他一些哲学家想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哲学只有一个中心和一个起源。事实并非如此。除了欧洲的雅典和罗马以外,我们要考虑,还有着起源于印度、中国、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哲学,这些哲学独立于西方哲学之外,可以说与欧洲人的哲学具有同等的价值。我们不能预设一个西方的哲学模式,而必须说明具有设定基本问题的哲学风格和方式的多元性”,这种转向所赞同的是“一种文化间的‘杂语’(polylogue)而不是‘对话’(dialogue)”。④ 这意味着,国际美学界不仅要推动美学上的文化转向,同时也对它的“文化间性”的运动起推动作用,这种“文化间运动”也横向地影响了国际美学的三个前沿的纵向话题。

一、当代艺术:以反思中国为焦点

本次美学大会,对于当代艺术关注依旧,特别是当代中国艺术的研究成为亮点。在ICA现场,由国际美学协会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Curtis L. Carter)所主持的“当代中国艺术”、阿莱斯•艾尔雅维茨(Ale Erjavec)所主持的“艺术自律与霸权” 、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所主持的“美学与新媒体”专题会议,都非常关注当代艺术的最新进展。其中,本次大会最受国际美学界关注的还是“当代中国艺术”专场,能容纳两百多人的阶梯教室几乎座无虚席,这与当代中国艺术在国际上的被关注程度是成正比的。

“当代中国艺术”专题会议包括四个主题发言,第一个是柯提斯•卡特的《都市化与全球化的挑战》,第二个是纽约城市大学的玛丽•魏斯曼(Mary Wiseman)的《水与石:论中国艺术的表现角色》、第三个是来自中国社科院刘悦笛的《书法性表现与当代中国艺术:以徐冰的前卫实验为例》,最后一个是来自中央美院的王春辰的《当代艺术的公共性的审美价值》。这四个发言分别对于当代中国艺术所面临的全球都市化的挑战、所出现的“水”与“石”的两个审美意象、所具有的独特的书法性表现倾向、所带来的公共性的难题,进行了分别的探讨。在会议互动的环节,中外美学家就当代中国艺术所面临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境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气氛非常紧张而热烈,思想的交锋不时地出现,从而也撞击出许多新的火花。

这四篇最新的文章,都出自玛丽•魏斯曼与刘悦笛所共同主编的英文版新著《当代中国艺术策略:西方批评与中国美学》(Strategies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Western Criticism and Chinese Aesthetics)⑤,这本书即将由世界著名的布里尔学术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出版。这本书通过中西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之间的积极对话,将当代中国艺术的理论与实践的当代性与丰富性展现给了世界。本书共分为两个部分,这与当代美学界对于中国艺术的关注是基本匹配的:第一个部分总标题是“此时此地”,其中包括“危机”(共3篇文章)、“出路”(共4篇文章)和“身体”(共3篇文章)三个亚主题。第二部分的总标题是“历史与地理”,其中包括“古典”(共4篇文章)、“近期历史”(共5篇文章)、“东方与西方”(共4篇文章)三个亚主题。

整个文集以玛丽•魏斯曼的《当代中国艺术的策略》(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为开篇,这篇文章是对1998年在美国举行的《内在而外:新的中国艺术》(Inside Out: New Chinese Art)展览的直接反思,这是在西方艺术界最重要的当代中国艺术的首展,标志着当代中国艺术正式踏上了世界的舞台。本文集终结于刘悦笛的《观念、身体与自然:艺术终结之后与中国美学新生》(Concept, Body andNature: After the End of Art andthe Rebirth of Chinese Aesthetic),预见了艺术与生活的关联将愈来愈紧密,展望了未来艺术终结的三个方向,并由此以见证中国美学的新生。正如玛丽•魏斯曼所言,这部新的文集力求显现出中国艺术及其理论的再生,中国的新艺术需要新的艺术理论加以阐释,对于全球而言,中国艺术已经展现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其中,从东西对话的宏观角度,我们邀请了世界最著名的美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为本文集贡献了《艺术过去的形态:东方与西方》 (The Shape of Artistic Pasts: East and West)一文,当代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Noёl Carroll)撰写了《艺术与全球化:过去与现在》(Art and Globalization: Then and Now)一文;在对于当代中国艺术的深入探索方面,我们一方面邀请了国际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们来主笔“由外而内”地观照中国艺术,特邀柯提斯•卡特撰写了《中国艺术中的前卫》(Avant-garde in Chinese Art)一文,邀请劳里•亚当斯(Laurie Adams)撰写了《当代艺术在中国:“影响的焦虑”与蔡国强的成功创造》(Contemporary Art In China:“Anxiety of Influence” and the Creative Triumph of Cai Guo-Qiang);另一方面邀请中国的艺术批判家和美学家来“由内而外”地探讨中国艺术,来自中国大陆的易英撰写了《政治波普艺术与原创性的危机》( Political Pop Art and the Crisis of Originality)一文,来自中国香港特区的文洁华(Eva Man)撰写了《殖民香港的经验绘画与绘画理论(1940-1980):反思文化身份》(Experimental Painting and Painting Theories in Colonial Hong Kong (1940-1980):Reflections on Cultural Identity),来自中国台湾省的潘幡撰写了《后殖民与台湾当代艺术趋势》(Post-colonial and Contemporary Art Trends in Taiwan)一文。此外,我们还将视角延伸到了古代,著名艺术史家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从实证的角度撰写了《如何误读中国艺术:七个例证》(How to Misunderstand Chinese Art: Seven Examples),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则从理论的角度为本书撰写了《中国艺术中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in Chinese Art)。

通过东西方的积极对话和深入交流,全球美学界目前对于当代中国艺术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其内在存在的两重张力:一个就是“全球与地方”的张力,另一个则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张力,这两个问题也是国际美学界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关注的焦点。⑥既然全球化不再等同于西方化或者欧美化,那么,全球化给当代中国艺术所带来的挑战就在于:中国艺术家所创造的中国艺术如何具有“中国性”的难题。与此同时,现代与后现代的问题也在当代中国艺术里面被凸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时间性并置来看,还是从中国大陆、(具有后殖民色彩的)中国香港特区和台湾省的空间并置来看,当代中国艺术都具有了一种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意义上的“众声喧哗”和“复调发展”的特质。针对于此,笔者在2009年度的《国际美学年刊》与国内其他杂志上,曾经提出建构“新的中国性”(Neo-Chineseness)的美术观的问题。⑦

新千年之后,当代中国艺术的“民族身份”与“文化身份”问题皆被凸显了出来。当代中国艺术成为“当代的”艺术毫无疑义,但是――如何成为“中国的”艺术――反倒成了问题。而在旧千年,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却始终没有如此这般重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意味着,无论在当代中国艺术圈内外,对“民族与文化”(中国/非中国)的双重身份认同,都已经高于或者压倒了对“时代性”(当代/前当代)的认同,这的确值得当代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对此予以高度的关注。从1978年至今,当代中国艺术这30多年间的整体发展趋势,我想用从“去中国性”(De-Chineseness)到“再中国性”(Re-Chineseness)来加以概括。这也就是一个从“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到“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历史过程。⑧这是因为,在当代欧美艺术的牵引之下,当代中国艺术曾经逐步丧失了自身的语境,而今在一种自我意识的引导之下,它又正在逐渐回到自身的语境当中。有趣的是,这种“再中国性”抑或“再语境化”居然是在全球化时代下展开的。当代中国艺术在越来越与全球艺术同步发展的同时,愈加感受到了“中国性”建构的本土价值,成为真正的“中国艺术”成为了当下展开的中国艺术的某种基本诉求。

无论如何,当代中国艺术的最真实的目标,都是要指向一种对“新的中国性”的新构。当中国艺术充分意识到“去中国性”的缺憾并努力弥补之的时候,“再中国性”就已经成为了走向“新的中国性”的必由之径。这种对于中国性的“新构”并不仅仅有赖于艺术创作自身,还需要艺术理论和批评的鼎力相助。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当代中国艺术的实践,而且也需要当代中国艺术的理论,而这二者恰恰应该是相互补充的,正是在这个地方,仍丛聚着东西方美学的种种龃龉与争鸣,而东西方关注当代中国艺术的美学家们正在此处从事着各自的探索与相互的交通。

二、环境美学:未来发展的新路途

在ICA上,“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仍成为世界美学家们所共同关注的话题,关于前者的专题会议的主题有“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美学与城市文化”和“自然美”,关于后者,本次大会则特设了“日常生活美学”与“传统与当代:生活美学复兴”两个专题会场。然而,有趣的是,在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之间却形成了某种互动的内在张力。按照加拿大美学家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的整体理解,从本性上讲,环境美学也应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 ⑨尽管某些日常生活美学在欧美语境当中是直接延伸自环境美学的。著名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同样在一种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环境,就是“拓展到广阔的环境里面,这些环境包括:自然环境(the natural environment)、城市环境(the urban environment)和文化环境(the cultural environment)”。⑩

然而,按照艾伦•卡尔松在ICA现场发言《环境美学的十个转折点》的意见,他又转而认为日常生活美学主要是环境美学的一个分支。但是,正如笔者现场与之的争论当中所见,环境美学反过来可以被视为生活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始终都是“生活”在环境当中的。这里就存在一个重要的选择题:究竟是环境美学包含生活美学,还是生活美学包容环境美学?换言之,究竟生活是从环境里面而出的,还是环境是围绕生活而成的?按照环境主义论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认定“环境”就是围绕着主体生成的,那么,这种思想本身就蕴涵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意味。然而,环境毕竟还是针对人类而言的,没有人类也许就无所谓环境的存在与否,甚至可以说,环境总是“属人”的环境,无论针对每个个体还是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如此。

当我们确认环境是“作为生活”的环境的时候,当环境美学家们在最新的努力当中将环境美学融入生活美学之时,环境美学发展的三个崭新的发展方向也就昭然若揭了:

(一)环境美学的“应用化”:从理论到“应用”的环境美学

芬兰美学家约•瑟帕玛在这次ICA上的发言就是“从理论到应用的环境美学”(theoretical to applie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副标题是当“学术的美学”(academic aesthetics)遭遇“真实界”(real-world)的要求之时,这就明确提出了(走出理论美学的藩篱)将环境美学重塑成一种新的应用美学,就像“应用伦理学”所作的工作那样。实际上,早在环境美学初步发展的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经验的环境美学”(empirical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的路数,其中,出现了一系列的论文诸如《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景观评价:理论的真空》、《论风景美量化的可能性》,B11但是由于早期建设的仓促原因,这种经验化的思路未得到一贯的发展。与大多数美学家的看法不同,瑟帕玛则认为,环境美学有两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当然就是赫伯恩的1966年《当代美学与其对环境美的忽视》的名文,但是大家往往忽视了另一位英国著名美学家哈罗德•奥斯本(Harold Osborne)的相关贡献,因为在关注艺术及其鉴赏之外,他在1979年还曾发表过《美学的智慧危机》(An Intellectual Crisis in Aesthetics)一文。B12按照这种理解,如果说,赫伯恩的文章导向了美学家对于从自然到人造环境的“理论”探讨,那么,按照奥斯本的思路,则理应倡导美学向“应用化”的领域进军。所以,瑟帕玛认为,未来环境美学的动态发展与变革必定要获得一种平衡,也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理论的环境美学与应用的环境美学的相互协作,可以将环境美学的方方面面整合在其中,这也是未来的环境美学应该走的回归应用的必由道路。

(二)环境美学的“生态化”:从生物论到“文化生态学”的美学

与卡尔松从学术史实的角度回顾“环境美学史”不同,美国美学家伯林特在本次ICA上回顾了环境美学发展的逻辑秩序(logical order):“环境”――“美学”――“环境美学”――“生态学美学”(Ecological Aesthetics)。按照这种理解,环境美学最初是来自对于环境问题的反思,进而加入了美学的视角而加以思考,从而终成了环境美学的思潮。但是,这种思潮发展到此还没有止步,其最高的境界乃是“生态学美学”(在中国大陆出现的“生态美学”思潮,卡尔松私下认为可以翻译成“Eco-Aesthetics”,与“生态学美学”并不全然相同但却取得了新的成就B13)。在这种高级的美学形态当中,对于生态的理解可谓带来了一场观念的革命。这是由于,当代的生态学概念已经摆脱了生物学的意义,从而成为了可以用以理解人类与其文化环境关系的基本概念,这便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由这种视角来重思人类生活,其研究视野,就早已超出了传统的生物和地理意义上的自然,而更为关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类生态系统”(human ecosystem)。如此一来,生态学强调有机体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基本模式,同样也适用于人类有机体,由此可以认定,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类与自然中的其他部分是处于连续性(continuity)当中的,这无疑是一种更接近东方智慧的观点。所以,“文化生态学”就被赋予了更广阔的理解,因为它不仅意味着一种包罗万象的“环境语境”,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要素、社会的还是文化的要素都相互依存、彼此互动,从而形成了一种持续的平衡与平衡的持续。可见,“生态学美学”的核心就是“审美生态学”(aesthetic ecology)的问题,在人们连续地体验环境,并且体验着环境的连续性的时候,这种“环境的语境性”(environmental contextuality)的知觉体验就具有了审美的交互性质。因此,文化生态学与美学的联姻使我们既可以把环境系统理解为生态概念,也可以将在这种生态系统当中的体验理解为“知觉融合”,而这种融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审美融合”或者“审美介入”(aesthetic engagement)。

(三) 环境美学的“社会化”: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的美学

只要环境美学融入生活美学当中,而生活必然是社会化的生活,那么,环境美学就必然要展现出其“社会性”的维度。正如齐藤百合子在她2007年的新著《日常美学》中所承认的那样:“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当我们面对日常事物处理诸多审美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重要的支流:道德的、社会的、政治的或者环境的问题”。B14当然,这种狭义的“生活美学”主要还是作为环境美学的延伸而存在的,正如笔者在ICA上与柏林特的对话当中,他也认为,自己新近所提出的“社会美学”也就是日常生活美学的一种延伸。沿着这种思路,的确有许多环境美学家继续提出诸如“环境的审美政治学”(the aesthetic politics of environment)这样的新问题。按照这种理解,美学学科不仅要面对艺术与自然的问题,而且它本身也是关乎人类的社会性(human sociality)的。根本的理由就在于,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的”而且也是“社会的”,审美过程亦同时介入到了自然界与社会界(social world)当中。所以,审美经验就要一反康德传统那种“非功利”、“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基本规定,一反审美走向纯化与艺术走向自律从而与道德基本绝缘的传统,反而要强调,审美本身就是具有伦理性和政治性的。所以说,作为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环境本身除去其物理与生物的基础条件之外,还一定有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法律的和经济的要素必然地参与其中,而美学本身在其中也要扮演作为评判标准与满足宣称的重要角色。

总而言之,在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与新近的环境美学发展当中,我们看到了环境美学发展的重要新方向:(1)走向“应用环境美学”;(2)走向“生态学美学”;(3)走向“社会美学”。但是,这几个方向的共同指向却是根本一致的,那就是――回到“生活美学”。那么,为何环境美学最终要融入生活美学当中呢?根本的理由,就在于“审美尺度”已成为了环境与生活的共通标准。按照伯林特的理解,审美不仅可以成为衡量环境优劣的高级标准,而且,审美也成为了“衡量我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中心标志”。B15在本次ICA上,环境美学家们正在形成某种共识,他们所共同关注的主题几乎都是环境美学的“生活化”问题,无论他们所走的是应用的途径还是理论的道路。

三、生活美学:东西方之间的对话

如果说,环境美学的主要转换体现在从自然开始并终于人类环境,那么,生活美学的生成,则是主要是从艺术开始从而回归到生活的。这就要从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著名的“艺术界”(artworld)理论谈起,因为许多论者言说“日常生活美学”的缘起都从所谓“艺术与艺术界”的视角谈起。B16事实也是如此,丹托的“艺术界”理论不仅是分析美学内部对于艺术界定的某种形式的总结,与此同时,这种美学分析却带有开放性从而成为了生活美学的先导。

按照丹托的分析美学观点,要确认艺术作品,就需要将这个作品归属于某种氛围,归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仅仅有这种归属还不够,还要将这种“历史的氛围”与“艺术理论”混合起来加以理解,前者是历史的,后者是理论的。丹托最后的界定就是“为了把某物看成为艺术,需要某种肉眼所不能察觉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an atmosphere of artistic theory),一种艺术史的知识(a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art):一个艺术界(an artworld)”。B17然而,丹托的这一界定,将艺术回复到“艺术界”来加以看待,无疑就敞开了艺术的界限(从艺术走向艺术“界”正是丹托思考的重要转换),同时也是向生活领域打开了艺术本身,难怪后来的论者如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就要求回到“艺术的惯例本质”(the institutional nature of art)来看待艺术。B18但是,当分析美学家们如此这般工作的时候,将艺术的界定置于对于“艺术界”的考察当中,其实也就可以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来看待美学问题了。B19

所以,在“后分析美学”的语境里面,无论是西方还是原本就有“生活论”深厚根基的东方,都出现了“生活美学”的新思潮,这显然已形成了中西美学的共通的新生长点,可以说,生活美学正在成为全球美学发展的新路标。B20当然,最重要的兴起理由就在于,分析美学是以“艺术”作为绝对的研究中心,而在黑格尔将美学直接等同于艺术哲学并压制“自然美”之前,美学还是具有非常广阔的领域的,在康德那里自然本身还在其美学体系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20世纪分析美学具有统治力的传统却根本无视自然与生活的存在。“在当代美学当中,当哲学家要拓展他们的兴趣范围的时候,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就是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另一个则是人类生活美学(the aesthetics of human life)。”B21但是,这种发展最初主要是囿于欧美文化的语境,但对于日常生活关注目前已成为了东西方学界的某种基本共识,这预示着国际美学走出艺术而回归生活的必然之语。

同在200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生活美学》(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文集与笔者所独撰的《生活美学》相映成趣,B22日裔美籍学者齐藤百合子在她2007年的新著《日常美学》(Everyday Aesthetics)也借用了日本传统美学智慧,言说了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是我们审美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并通过一系列来自于日本文化的审美实例,揭示了每个人生活美学的品味与判断是如何对世界的现状以及生活质量产生强有力的影响的。不过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本土出现生活美学是为了摆脱“实践美学”的传统,而欧美大陆出现生活美学则是为了超出“分析美学”的窠臼,但是,在他们开始转向了生活的时候,却都强调了――我们要依靠生活美学来观照艺术,与此同时,我们又要依赖于艺术来看待生活的美学。

为什么生活美学会成为中外美学家所共同关注的话题?这首先是由于,当代文化和艺术在全球范围内皆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活美学的兴起就是对这种最新动向的一种直接的应对。在全球化的境遇当中,东西方的人们都正在经历当代审美泛化的质变,它包涵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是“生活的艺术化”,特别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孳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则是“艺术的生活化”,当代艺术摘掉了头上的“光晕”逐渐向日常生活靠近,这便是“审美日常生活化”。真正使得生活美学得以出场的历史要素,不仅在于当代文化的各个层级在逐渐审美化,这是审美要素向文化与社会的蔓延和普泛,同时,更在于当代艺术家们突破了审美的藩篱,从而致力于在“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进行拓展的工作。

面对这种新的历史境遇,新兴的生活美学就要对传统美学的两个基本观念预涉进行“解构”:一个就是“审美非功利”观,另一个则是“艺术自律”论,二者几乎成就了古典美学观念与艺术理念的内在定性。在古典时代人们所身处的“文化神圣化”的语境里,建构起以非功利为首要契机的审美判断力体系自有其合法性,那种雅俗分赏的传统等级社会,使得艺术为少数人所垄断而不可能得到撒播。由此所造成的后果便是,艺术和审美不再与日常生活发生直接的关联,而在当代社会和文化当中,这些传统的历史条件都被新的语境所刷新了,从而出现了三种观念的交锋:(1)“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生活实用的审美化”对“审美非功利性”;(2)艺术和文化的“产业化”所带来的“有目的的无目的性”对“无目的的合目的性”;(3)“审美日常生活化”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经验的连续体”对“审美经验的孤立主义”,而且前者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当代审美所面临的历史境域居然具有了某种“反审美”的性质,审美理论在“后康德时代”要得以重新审视。

与此同时,“艺术自律”论也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西方的艺术文化呈现出“沙漏结构”,也就是中间细、两端呈双漏斗的结构。在欧洲文化史上,从“美的艺术”的形成直到当代艺术之前的阶段,就是这沙漏的中间部分。在这个中间部分之前,“前艺术”阶段的人造物逐渐被规约到美的艺术体系当中,比如对原始时代物品的“博物馆化”与对非洲地区物品的“现代艺术化”。从东方的视角看,艺术的产生只是现代性的产物,而在欧美现代性(时间性的)之前与(空间性的)之外,都没有凸现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问题。在此,时间性的“在先”,指的是欧洲文化中为美的艺术观念产生之前的时段;空间性的“在外”,则指的是在欧洲文化之外那些“后发”地获得艺术视角的文化空间。更具体地说,在以欧洲为主导的现代性这段历史展开“之前”与“之外”,现代性意义上的艺术都没有“产生”出来,自律的艺术观念只是欧洲文化的产物而后才得以全球播撒。在“沙漏结构”的后半部,当代艺术又出现了突破艺术边界的倾向,极力在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缘地带进行创造,从而使得艺术走向了更加开放的空间,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当代艺术”发展的最新阶段。

所以说,生活美学在目前之所以已成为“走向全球美学新构”的一条重要的路径,就是因为,它既可以用来反击“艺术自律化”与“审美纯粹化”的传统观念,也可以将中国美学奠基在本土的深厚根基之上。B23追本溯源,中国古典美学自本生根地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中国古典审美者的人生就是一种“有情的人生”,我们当代的生活美学建构不能脱离传统而空创,而要形成一种古与今之间的“视界融合”。

以儒家美学为例,儒家美学就可以被定位为一种生活美学,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这是来自于郭店楚简的启示。对于儒家美学的哲学化解读,往往尽著欧洲哲学研究的色彩,如以“仁学”作为儒家美学的哲学基础之类。从“生活儒学”的角度来解读儒学,似乎更能回到原初的语境来言说问题,“礼”及其与“乐”的合一更能代表儒家美学思想的基本特质。在孔子时代,“礼”“乐”相济才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且“乐”对于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所以,我们主张从生活美学与“情之本体”的角度来重思儒家美学的基本定位。而且,儒道两家生活美学的同体化的互补,恰恰构成了“忧乐圆融”的相生境界。用“忧乐圆融”来描述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架构亦非常贴切,因为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生活美学,都是“通天下之忧乐”的。同样,正如禅宗生活美学虽起于“出世”之“忧”,但“禅悦”却如此亲和于现世生活一样,儒、道、禅之“乐”都是归属于生活并始终未超离于生活的。

将生活美学视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原色与底色,这是就逻辑与历史的双重意义来说的。一方面,所谓“原色”就逻辑而言,生活美学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生成范式”,所以谓之“原”。“儒家生活美学”与“道家生活美学”便形成了两种基本原色,并与后兴的“禅宗生活美学”共构成中国美学的“三原色”。另一方面,所谓“底色”则就历史而言,从孔子和老子这两位古典美学的奠基者那里开始,中国美学就已经走上了生活美学的道路,所以才谓之“底”。但无论是作为“原”色还是“底”色,中国美学从本根上就具有“生活化”的取向,从先秦、魏晋到明清形成了生活美学的三次高潮,这是不同于欧洲美学传统的最深层的差异,也是我们重新阐释中国古典美学的最新的路径。因此,我们也要回到中国古人的“生活世界”来把握儒道两家的美学,从而为阐释中国古典美学探索出一条“回归生活”的新路。在这种视界当中的儒道两家美学,已经基本摆脱了――依于“仁”与志于“道”――的老路,这恰恰是回归“生活世界”的必然结果。

总而言之,忘记生活世界,终将被生活世界所遗忘。与其他学科相比,美学更需回归于生活世界来加以重构,这是由美学的学科本性所决定的。所以,在本次世界美学大会上,笔者之所以与积极倡导审美泛化的德国著名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被票选为“国际美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esthetics)新任的五个总执委,这也部分说明,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活美学问题的关注尤甚。生活美学,正是未来美学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但这种发展并不是囿于中国本土的独创,而已经成为了国际美学界的共同的发展趋向。

这次世界美学大会正折射出这样的两种趋势:一个是当代全球美学的“文化间性”转向,东方与西方、西方与西方、东方与东方之间的美学交流日益频繁;另一个则是中国美学已经融入到了“全球对话主义”当中,并将在其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而生活美学正是中国本土美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途。

“让世界更美好”(Making the world better),成为了当代世界美学家们内在的基本吁求,这也成为本届ICA上美学家们常常言说的热点话语。然而,当美学家们都承认“美学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的时候,他们的潜台词都是在说: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可以使得环境变得更美好,“审美化的生活”才可以成为改变环境的高级标尺,正如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将审美作为“社会进步”的标竿一样,审美同样也是生活品质与环境优化的标准,从而最终可以成为人类、环境与世界发展的“深层尺度”。东西方的美学家们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在趋近于这一根本性的目标,这也可以被看作全球美学构建的终极根基。(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刘悦笛《分析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407页。

② Mikel Dufrenne, Main Trends in Aesthetics and the Science of Art,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1979.

③ 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 Smith eds.,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9.

④ 海因斯•佩茨沃德《序一•当代全球美学的“文化间性”转向》,刘悦笛《序二•融入全球对话主义的中国美学》,见刘悦笛主编《美学国际:当代国际美学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⑤ Mary B. Wiseman and Liu Yuedi eds., 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Western Criticism and Chinese Aesthetics,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forthcoming.

⑥ Mary B. Wiseman and Liu Yuedi eds., 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Western Criticism and Chinese Aesthetics,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forthcoming.

⑦ Liu Yuedi,“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From De-Chineseness to Re-Chineseness”, in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Aesthetics, Volume 13, 2009, p. 52. 刘悦笛《建构“新的中国性”的美术观》,《美术观察》,2010年第1期;刘悦笛《“生活美学”:建树中国美术观的切近之途》,《美术观察》,2010年第4期。值得关注的是,《美术观察》从2010年新年开始,推出“中国美术观”的系列专题,第一期发表5篇笔谈,第二期发表发表8篇笔谈,第三期发表9篇访谈,第4期发表2篇文章。

⑧ Liu Yuedi,“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From De-Chineseness to Re-Chineseness”, in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Aesthetics, Volume 13, 2009, p. 39.

⑨ Allen Carlson, The Aesthetics of Landscape,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1, chapter 1.

⑩ 阿诺德•伯林特主编,刘悦笛等译《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野》,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B11Mark Sagoff, “On Preserv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Yale Law Journal, 1974, 84: 205-267; Jay Appleton, "Landscape Evaluation: The Theoretical Vacuum", 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75, 66: 120-123; Allen Carls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Quantifying Scenic Beauty", in Landscape Planning, 1977, 4: 131-172.

B12Harold Osborne, "An Intellectual Crisis in Aesthetics", in M. Golaszewska ed., Crisis in Aesthetics? / Crise de l'esthetiqu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sthetics, 1979.

B13关于国内生态美学的总结性著作,参见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B14Yuriko Saito, Everyday Aesthe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

B15阿诺德•伯林特,张敏、周雨译《环境美学》,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B16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 Smith eds.,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6.

B17Arthur C. Danto,“The Artworld”,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p. 580.

B18George Dickie, Art and Aesthetic,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9.

B19“生活世界”(Lebenswelt)在晚期胡塞尔那里有更详尽的论述,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可以来重构一整套的“生活美学”,参见刘悦笛《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审美即生活,艺术即经验》,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

B20Yuriko Saito,“Everyday Aesthetics”, 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2001: 87-95; Tom Leddy,“The Nature of Everyday Aesthetics”, in 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 Smith eds.,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3-22.

B21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 Smith eds.,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9.

B22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 Smith eds.,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刘悦笛《生活美学: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审美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B23《文艺争鸣》2010年推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系列专题,第三期聚焦生活论转向的基本理论(共2篇文章),第五期为“外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讨论专辑”(共10篇文章),第七期主题为“中外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讨论”(共6篇文章),目前讨论还将向文化研究、生态美学等领域拓展。笔者在其中所撰的文章为:刘悦笛《“生活美学”的兴起与康德美学的黄昏》,《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刘悦笛《杜威的“哥白尼革命”与中国美学鼎新》,《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刘悦笛《儒道生活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的原色与底色》,《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From Contemporary Art to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to Life Aesthetics:New Mainstream of

Oriental and Western Aesthetics Viewed from 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

LIU Yue-d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Analytical Aesthetics as only one main trend of aesthetics in the worl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contemporary global aesthetics not only focused on art, but also was turning to other two kinds of directions: one is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another is Aesthetics of Everydaylife. On the one h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was shifting from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to the aesthetics of human environments; on the other hand, Aesthetics of Everydaylife originated from "artworld" and aimed for "lifeworld". Along with the "Inter-cultural turn" among world aesthetic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aesthetics play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s today. And contemporary art philosopher are interested in everdaylife aesthetics, at the same time,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was combinated into Everyday Aesthetics, because most of aestheticians regard the aesthetic life as an deep measure for the developments of human, Environment and world.

Key Words:Global Aesthetic Mainstream; Aesthetics of Everydaylif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Contemporary Art Philosophy; Post-Analytical Aesthe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