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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说 三字经:“信·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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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与“不信”由自己

“信”字可以拆解为“人言”以区别于“鬼话”。董事们拥有企业产权,说出话来一言九鼎,令人买账。遗憾的是,有些令人“买账”的话却类似“鬼话”。

中国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怕鬼!畏惧鬼话是因为深信有鬼怪存在,慢慢地,你会将你所厌恶的人或事想象为一种个人无法抵御的吞噬力量,犹如“魔幻”。人们并不畏惧鬼话,只是说那鬼话的人具有掌控你命运的魔力!董事们往往设法使他们的听众产生某种希望的幻觉,然而董事们所具有的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魅力,本质却不同于魔力。董事的身份是人而不是鬼,他们应当说人言而非鬼话。人言让人信服,鬼话让人生畏。人言才是董事们真正的名片。然而,人言要比鬼话难说许多,人言必须说理、说实话,鬼话往往借助某种精神强势恐吓你,有时,鬼话也学着人言发出最温柔的低频。

鬼话以欺压为前提,人言却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如今流行一种新名片:上面印的并不是某某董事会主席、董事长、执行董事或某某总监什么的,而是直接印上一个姓名,前面加上一行特别烫金的小字:创始人、创始人之一、合伙人等等,让人觉得这人说的是人言:他能够说出算数的话,能够与你这位自主者平等对话。人言首先是对能力与品德的自信,因此“人言”所体现的那个“信”才是董事们最好的名片。

借一回《水浒》说事:原本《水浒》是一部充满武侠色彩的历史小说,但我有一个怪怪的念头:整个《水浒》都在谈着生意经,因为它的通篇只围绕一个“信”字开说。

不过,“信”的过度就成为了信仰,更进一步将成为迷信。迷信所产生的“誉”却是一种让人一时难以提防的危险。所以《水浒》的“浒”与唬人的“唬”、忽悠的“忽”同音,但不知究竟谁唬住了谁?谁忽悠了谁?不管聚义的过程如何艰难生动,聚义堂前一百单八位“董事”们最后却做成了天下最大的一笔生意,这就是将梁山卖给了朝廷,朝廷的鬼话让众英雄买账。所以,《水浒》啊《水浒》,你真个“谁唬”!其实,宋江原本就是一个鬼,偏偏被逼做了这么多年的人,最后当上个“董事长”。因为在自己的名片上始终没有资格印上个“创始人、创始人之一、合伙人”什么的,心底一直发毛。“梁山泊的董事长”毕竟不能取信于朝廷。因此,终于有一天宋董事长向梁山诸位董事说出了天下那个最大的鬼话――“招安”。遗憾!非常遗憾!众英雄,兄弟也,全信“董事长”,义气啊!最后落得个遣征、破落、散伙、牺牲的下场!因此,“信”与“取信”的确是一门大大的学问,值得董事们进一步推敲推敲。

这里,野说者建议两本书可以比较着翻翻:一本是佛教的《大乘起信论》――佛教劝你凡事先“起”后“信”,也就是说先明白个道理,然后再去“信”。另一本是基督教的《圣经》――基督教主张先“信”上帝与基督,然后你才能明白他们所说的道理。作为一位“信托者”,你愿意选用哪种方式呢?

“托”与“不托”凭气力

借过《水浒》借《三国》,当年“刘备托孤”,托的并非只是皇子阿斗性命,而是匡复汉室的天大责任,因此,作为世上最大的董事长,刘备也最多不过做个姿态,将阿斗抛向那个血披战袍冲出重围的赵云将军怀中,嘴里顺口嘟囔出那句听似感人的人言――“险毁吾一员大将也!”而不是直接将阿斗摔在自己的脚下!

于是乎,“信托责任”不再只是当今经济学新创的一个时髦词语了。古老的历史故事告诉我们:信托责任原先就被分为了多个层次。这里就董事会而言,各位董事所占股份相互不同,所有分工相互不同,所代表利益组成相互不同,因此,各负责任自然相互不同。所以,人家托不托给你某种责任,或者你能不能托得起某种责任,这首先要看你的气力究竟有多少。就如同当年刘备掂量过赵云的气力后方将阿斗托付给他。

说到气力,一般读者都认为西方洋人才是真正的食肉动物,他们拥有更为强壮的气力,关羽、张飞、赵云等辈,奇人也,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非常人可比,所以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气力、西方、食肉这三个原来并不相干的东西被我这个野说家掺合在了一起。那就顺着野说下去罢。

都说西方人食肉力大,因而能够“信托”较重的物体,肩负较大的责任,那只是野说中的一种戏语。但是,“信托”机制源于西方却是一个事实。细心者可以发现,“谁托付于谁”实际上是决定整个“信托”过程的关键一步,然后才有“谁能够承接”与“怎样承接”的结果。从比较狭义或专业的角度上看,“信托”往往限于财与物的委托管理、经营与处置,信托结构能够进一步说明英、美、中三者的基本区别。

原始的英国式信托方式主要是将个人或群体(比如公司)的财物托付给某位德才兼备的“信托家”个人去打理。原始的美国式信托方式则首先通过股票及其股份的形式、途径,将分散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个人财富相对集中,形成“公司”这样一种“财富载体”,然后通过公司内部最高法人机构――董事会承接全部股东、股民的“信托责任”。这些都属于一种被称之为“法定信托”的方式。相比之下,中国的信托机制发展至今已有两种方式,一方面继续延续“信托商店式”的那种被称之为“明示信托”的民间方式;另一方面则与国际惯例进一步接轨:随着美式“信托责任制”中财富拥有者与管理经营者的明显分离――以CEO挂帅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不断壮大,原来那些董事会所承担的财富信托责任便渐渐地向着“职业经理人阶层”转移,其中当然伴随着相应权力与利益的转移。当然,这也是一桩让不少董事们颇为割肉心疼的事。

上述这类“产”、“经”分离已经显示这样的一种世界性的公允:各位董事虽然是英明的决策者,却不一定就是成功的经营者。因为经营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工作,所以董事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产”与“经”的关系就是刘备与众将的关系,CEO者诸葛孔明也。刘备大智若愚,落得轻松自在:反正刘家江山不会自己改姓,道是要腾出充分精力关注那些孙权们、曹操们――他们的新动向、新阴谋和新杀机!

这里,野说家依然要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用于董事们与职业经理人关系方面,它反映着不同的“信托责任”,绝非俗气的贵贱之分。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心力”作为唯心主义哲学的主导观念,比如明代大儒家王阳明倡导“心学”,佛教主张“愿力决定结果”,道家乃至道教主张“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它们所强调的就是所谓“精力”――这才是董事们应当培养和积蓄的那种力。注意只有放弃“气力”才能获得“精力”。精力是靠“养”出来的,刘备就是一个榜样。精力充沛的信托者才能明察责任承担者的真实气力,不妨你可以试试?

“者”与“不者”任人说

既然已经借用了中国古代名著进行野说,少了《红楼梦》就会略显欠缺了。记得《红楼梦》开篇是从甄士隐与贾雨村这两位世外高人之间的对话说起,前者将真实事件做了遮隐,后者则更为过分,满口说尽假话。“真事隐”加上个“假语存”,一部巨著必然变得扑朔迷离了。如今,电视屏幕也尽是些清宫大戏,不论官商满口皆是“者、者”之声,配上个唯唯诺诺的场面,让人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者”字表示一种“完全接受”的态度,只是仅仅这番场景还一眼看不出应诺者内心究竟是一种附和呢还是真的同意,也许编导们不是“真事隐”就是“假语存”,所以,学着聪明的曹雪芹也抛出了各部大块头的“存世假语”:管他呢!“者”与“不者”,任后人评说。

其实细细想来很有意思:董事长召集董事们开个董事会,不就是为了最终能有这么一个“者”字吗?如果“小子见家长、奴才见主子”那般语调的“者”声满屋飞扬甚至绕梁三日,也许就不必兴师动众开什么董事会了。因此,董事长们将不得不思考如何使董事们发出具有思考深度、层次独立、有礼有节的“者”之声!

于是我们联想到一个问题,所谓“职业经理人”实际上是一类“责任受托者”,必须对以董事会为代表的产权委托者说个“者”字,不然请你开路。所以,尽管局外人看出董事会的某些决策存在“假语”的端倪,或者是一种美好的虚构,当事的责任承担者也必须将它认作“真格”。因为我们明白:即使董事会扳错了轨道,职业经理人们也没有理由将列车开翻,更不能自作主张地停下。说“者”!开罢,继续!只要列车不翻,转回头总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然,埋头开车只是一位低级司机的所为,职业经理人所表现的应当更为专业。虽然圣命不可违,给董事会提个醒却是一种责任。因此,怎样将一个口是心非的“者”变成一个诚心实意的“不者”,这又是职业经理人的必修课程。

中国明清小说的文体已经与古代文言产生了很大区别,其中“之乎者也”少了许多。“之、乎、者、也”原先都是古代文言的语气助词。有好事者将它们重新进行了有趣的排列组合:第一种是“之者,乎也。”听起来很像“知者,呼也”或“智者,忽悠也”,以表达“你如果知道真情你就大声地直说”或者“你如果大智若愚你就忽悠吧”这两种处理方式。但是野说家认为两者都不妥,于是进行了另一种组合:“之乎,者也”,这源于“者”在古文中有“长辈、绅士、士大夫”,如今特别指代那些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所以,尽管是知道忽悠,但是你依然口中念叨那个“者”。这的确不仅给董事会留个面子,更为自己留个位子,谁叫你这样的职业经理人仅仅只是英、美、中三类信托体制相混血的产物呢?还是那句话:“者”与“不者”,任人评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