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梁上的红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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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玉皇招我做女婿，我嫌路远我不去，我要回家过年去。有点儿夸张，却是我心情的写真。

我在武汉15年，除了一次，都回陕西之南的老家过年。惟一没回的那次，是因为儿子的出世。乡村的年味浓郁，不到腊月，就在四处弥漫，渐香的酒，渐响的鞭炮，路边渐多守望的人群，忽然大声的呼喊，如同黄昏百鸟投林，林子数着鸟儿，如同亲人盼着亲人。我为此常常蠢蠢欲动。

那时，老家不通电话，一二十里外的镇上邮电所倒是有个电话，因为雪压电线，常常不通。这般，我回家总让亲人觉得是意外之喜。

当然，还是有人没能回来过年，要么因为工作，要么因为缺钱，要么因为阻隔，在年关的时候，那份忧愁格外明显。乡村厚道，回来的人都敛着开心，似乎一开心就是对不起。

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让山村愈加安静，但1992年的除夕却是喧哗的，因为“公家人”杨春生一次全新的发现。

杨春生大学毕业后留在遥远的城里工作，那年领着新婚妻子回来过年。妻子打小在城里长大，对乡村充满了好奇。那天下午拉着他要登山，他不想动，下着雪，还登个什么山呐，妻子哪里肯依，这般，他们一人拄着一根棍子朝山上走。他以为妻子走一会儿就算了，结果妻子兴致勃勃，一定要爬上山顶，一个叫杨家梁的地方。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杨春生别在腰上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拿他后来的话说，这一响像是妖怪一样吓他一大跳，怎么会有信号呢？他取下手机接了，竟然真的传来了同事的声音。

他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就将棍子插在那里，解开妻子的红围巾系住。他想，得下山，得问问有没有人要打电话，特别哪家儿子没回来的，哪家丈夫没回来的……

杨春生的手机能打电话，这消息一下传开了，奇怪的是，每家都记着电话号码，每家都有要通话的人，而在平时，这些号码几乎用不上。

人们跟着杨春生再一次朝杨家梁爬，雪依然下得纷纷扬扬，不时有人滑倒，笑着爬起来，慢慢接近，那条红围巾在雪中缓缓地飘着。

杨春生拨了第一个电话，是一位父亲打给儿子的，打通了，父亲只说了两句，吃肉喝酒没？我跟你娘好。把手机递给杨春生，大哭一场。第二个电话也拨通了，是妻子打给丈夫的，丈夫像是被吓坏了，声音结结巴巴，他以为家里出事了，等明白怎么回事时，他一个劲儿地说他很好，这两天工厂里给双份工资。那女人大哭一场。

天暗了下来，有人弄些干树枝生了火，杨春生依然在拨电话号码，直到耗尽电池。

山下的灯笼亮了起来，天黑了。而许多火把，奔跑的火把，扑上了山腰。那移动着的火把，来迎接我们下山。

屋子里的炉火正旺，我们准备吃香的喝辣的，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