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史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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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生活于春秋战国之际，他的思想对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既有继承也有创新，我们可以从史官文化的角度来看。

第一，从老子的身份来看，他是精通礼的东周王朝史官。《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傅斯年认为《汉书・艺文志》说九流十家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些人都是在一个特殊的地域当一个特殊的时代凭借一种特殊的职业而生。而史官由于为朝廷做记录，能够明澈世事，又由于可以看到藏在官府的典册，所以能成就多识前言往行、深明世故精微的人。因此，说道家出于史官是顺理成章的。在中国古代，史官群体是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他们广泛参与政府的各种活动和重要的宗教事务，负责进行文字记录以及文献的保管、整理。史官的职责和礼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礼是氏族贵族维护其统治的一种特别的政权形式。《周礼・春官宗伯》中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五种分工不同的史官。柳诒徵《国史要义》说：“总五史之职，详析其性质，盖有八类。执礼，一也。掌法，二也。授时，三也。典藏，四也。策命，五也。正名，六也。书事，七也。考察，八也。归纳于一则日礼。……礼由史掌，而史出于礼。则命官之意，初无所殊。上溯唐虞，下及秦汉，史官源流，历历可循。”

老子做过东周王朝史官，负责掌管王室所藏的图书典籍，相当于东周王朝国立图书馆馆长。从史官与礼的密切联系可以看出，老子本人是精通礼的，他对礼有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因此才能说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这样的话。

第二，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老子》书和古代记言的史书有密切关系，它侧重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理论思索。春秋战国时代国史的记载主要采取三种形式：第一种只记某时有某事发生。如《左传》哀公二十五年，齐太史记：“崔杼弑其君。”这种形式是从甲骨文的记事形式发展而来，《春秋经》、《竹书纪年》继之。第二种形式是写出史事的过程。如《韩非子・奸劫弑臣》引崔杼事，详记崔杼杀齐庄公的原因和当时的情况。《左传》记王子朝之乱，从鲁昭公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按年月顺序一一记之。第三种形式是记言，或以记言为主，或记事又记言。这种形式在《左传》、《国语》中多有之。《左传》中史官记言的文字，如：“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文公十五年)史佚有言日：“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僖公十五年)《国语》中记言的文字，如：“先王之令有之日：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匪彝，无即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国语・周语中》)“礼志有之日：将有请于人，必先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国语・晋语四》)诸如此类的言论都是对历史所做的理论思考与总结，《老子》书与这些侧重于理论思维的历史记载方式有内在的联系。作为东周王朝征藏史的老聃把自己对历史兴衰所做的深刻反思记录在《老子》五千言中，柳诒徵《国史要义》说：“老庄之学，最深于史。病儒者及史家之持空名，而为奸宄所盗也，则以礼教名义为不足恃。”老子告诫适周问礼的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可见老子对历史的思考不拘泥于对具体历史事件和知识的记述。《老子》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他提醒人们不要局限于追求细节，失去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思维能力。

第三，史官文化及其思维方式推动老子思想向深入发展。史官的职务范围比现在所理解的历史工作者的任务宽泛得多，而且还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史官思维是在对诸多历史事件的思考中发展起来的。因为历史事件是中性的、孤立的、零散的，而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解释则是有机的、构造的、系统的。这就是说，有意义的历史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对史实本身进行解释，还需要对解释史实所贯彻的精神进行反思，这就要求史官认识自己和自身所处的环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因为只有具备深刻思想和理论内涵的历史记录才是有价值的，从这种意义来说，史官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隋书・经籍志》)称职的史官必须对天文、地理、人事有系统深入的看法，对过去、现在、未来有深刻的洞察，对现实世界有整体的把握。老子的思维方式受到史官文化的直接影响。首先，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纲领，把天地人统一于“道”，作为整体来进行考察，这和史官引天道以明人事，“史以天占人”(《法言・五百》)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其次，老子注重天地万物变化的过程，并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对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具有深刻的洞察能力。有名、无名；有欲、无欲；祸、福；美、丑；强、弱等等在老子看来都处在不断的转化之中，所谓“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这种思维方式和史官文化也具有一致性，与老子同时代的晋国史官史墨就曾说过：“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老子还进一步思考事物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并把道作为这种统一的基石，老子强调“一”、“执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这些都是在探寻事物深刻的统一性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由此可见，老子思想与史官文化具有密切联系，老子的思维方式是在史官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四，最重要的是老子在继承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道论，引发人们不断地进行深入思考。我们结合龚自珍对老子与史官的一段评论来看老子对史官文化的继承和超越。龚自珍说：“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心如何而尊?能入。何谓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俗，土所宜，姓所系，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其于言礼、言兵、言狱、言掌故、言文章、言人贤否，皆如言其家事，可谓能入矣。又如何而尊?日能出。何谓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俗，土所宜，姓所系，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其于言礼、言兵、言狱、言掌故、言文章、言人贤否，辟犹人在堂下，号眺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能出矣……心尊，则其言亦尊；心尊，则其官亦尊矣；心尊，则其人亦尊矣。尊之所归宿则如何?日：乃又有大出入焉。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

柱下史老聃是“道家大宗”，有着渊博的知识，但又不为“山川形势”、“人心风俗”所束缚，而是进一步对自己所掌握的丰富事实进行思索，把事实的材料转化为思想的资源。摆脱对知识的急切需求，面对大千世界进行心平气和的、思辨的、理论的探索，这就是“尊其心”。然而“尊其心”还有更为幽远的归宿，这个归宿就是“出乎史，入乎道”，这样的出入就是所谓“大出入”，就是经过超越性、创造性的思维对世界做总体的思考，在世界的整体中认识自我，这就是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不是纯粹概念的和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把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运动的和静止的综合起来进行思考，思考“玄之又玄”的微妙变化着的世界。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一员，是在这鲜活的世界中生成的，人的思维、认识、行动都是这个世界演化过程的产物，因此人们应该对自身所处的世界有清醒的认识、深沉的感情和真切的体验。这也符合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新特点：“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古希腊、古印度、古代中国)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

总而言之，老子思想与史官文化有密切联系，从老子的身份来看，他曾是东周王朝掌管典籍的史官；从《老子》书来看，它记载了老子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从思维方式来看，老子深受史官文化的影响，但又有“出乎史，人乎道”的“大出入”，超越史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