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是我谋生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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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指挥家是音乐的神。上帝应该不会反驳这句话。李心草少年天成早早地走向了神坛，在西方音乐界，他是最被认可的亚洲古典音乐指挥家。但是，他说指挥是他谋生的一门职业，这听上去，没有什么与众不同。

《纽约时报》称，“李心草的指挥带有浓厚的西方韵味……李心草对作品风格的把握极其到位……”《华盛顿邮报》评价，“李心草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令人羡慕、适应能力极强的指挥家，对各种曲目都掌握自如”。与大提琴巨匠罗斯特·罗伯维奇合作演出，罗伯维奇高度赞扬：“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指挥大师”。

唯一一位执棒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维也纳交响乐团的华人指挥家，迄今为止，这一纪录依然由李心草保持。2000年，李心草从奥地利回国，他在维也纳音乐学院的指挥导师、著名指挥家哈格教授同他一起，第一次来到中国，两人共同指挥了《费加罗的婚礼》。8月初，李心草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故事大抵从这时说起。

上帝的恩宠

记者：你现在理解到的指挥是什么？

李心草：现在指挥是我谋生的职业。指挥千军万马的压力越来越大，一路紧张的状态下，指挥跟小时候想象的已经不一样了。它是我一种谋生的职业，用另一个词，也是事业。虽然跟小时候的想象是有差距，但其实也是一回事，对我来说，职业是我谋生的一个手段，恰好，我热爱它。

记者：年少成名，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你二十出头就在一般大器晚成的指挥界崭露头角，有什么样的感触？

李心草：我出道比别人早，一是我身边的贵人很多，帮我的人很多，这意味着我的机会很多。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父母，与生俱来带给我一种天赋—音乐上的天赋，特别是指挥上的天赋。指挥是需要站在台上之后才会明白的东西，作为指挥者，折服大家的并不是音乐上的造诣，而是指挥家的个人魅力。我越早登台占的便宜就越比别人多。我二十多岁站上指挥的舞台，很不可思议。在西方音乐界来说，到目前为止，这个年龄出来的同行也屈指可数，只有两到三位。

记者：你是指挥台上的幸运者。

李心草：我上学有两个阶段，两段中途我在中央芭蕾舞团工作了两年。在我出国留学前，我已经有了工作经验，所以学习方式跟一般同学不太一样，看的比他们远一些，学习速度比他们快一些，理解能力比他们强一些。当我留学快接近结束时，我问我的导师：留在欧洲还是回到国内？导师问我：你回到国内要做什么呢？我答：我是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驻团指挥。当时导师有点生气，一拍凳子：还犹豫什么？当然是回去。这个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当时我28岁，导师说，你算一下，全世界有几个人在28岁的时候就能在一个国家级乐团做驻团指挥。这是上帝给你的一种恩宠，干嘛不去？

记者：回来后的感觉如何？

李心草：回来是对的。指挥与独奏、独唱不一样。指挥是一种责任，是整个音乐行业里面责任最大的一个工种。钢琴、小提琴，其他乐器只要自己弹好了就行，指挥则不同。而且我们做的是欧洲音乐，要得到欧洲人的认可才是最大的认可。对于指挥，指挥的好并不一定会被他们认可，还要看你在本民族的位置有多高，要看你是否能在自己的国家内带领、训练出一支乐团。我需要展现这个，这也是我后来慢慢反应过来的。

索性一个人打

记者：生活里，会跟音乐撇开关系吗？

李心草：做到现在，有的时候我感觉有点累了。确实，在所有的事物里面，音乐是我最热爱的一门。但是，当它变成我的工作，加着压力在上面，就会累。如果喜欢一件东西，最好把它当作兴趣，不要赋予任何功利，甚至让它脱离现实，这样会更好。音乐做到现在，随时都有压力，不要说万众瞩目，只要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眼睛都会看着我。尤其指挥这个职业，不容得有任何的失误和失败，要求苛刻。有时候，在工作中，这种压力让我没有办法完全沉醉于音乐当中享受。我现在真得已经不敢说享受。我的麻木感已经让我没有办法去给这项我感兴趣的东西设计一个未来。演出日程一排就是一两年，根本就无暇去考虑以后要怎么样。我估计每个艺术家都是这样，按照日程和排期走，水到渠成地走下去，也许会欣然发现其中的惊喜，但是这条路横竖都是一条很累的路。

记者：此时，最大的享受呢？

李心草：打高尔夫球是一种享受。这门运动被人说是“绿色鸦片”。我一开始拿到球杆，把球打出去以后，我就着魔了。我从2009年开始打。很多人把它当成一门社交工具，对我它没有这个意义。我喜欢一个人打球，也喜欢跟我最好的朋友打球。我从来不跟在球场上赌博的人打球。现在打高尔夫的人99%都在球场上需要一点刺激，但哪怕最小的一毛钱一分钱我都不愿意赌。打完球，我可以请所有人吃饭，可以包所有的费用，但我不愿意。对我而言，根本不存在交际上的内容。也有朋友会好心介绍别人跟我一起打，我也不太愿意。我不会在球场上主动认识陌生人，只要有人开始说“李老师你也挂一个”，我就远离现场。大家都别扭，索性我一个人打，反倒非常享受。

这就是音乐家

记者：你对老师们的记忆非常深刻？

李心草：著名指挥家、音乐教育家徐新是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他家的客厅里摆着一幅郑板桥的字—吃亏是福。他从单身宿舍一直搬到军区豪宅，这幅字一直带在身边。从他走到现在，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说过他任何一个不好，从长辈到晚辈。人能够做到他这样，太难了。但他又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他的脾气非常大。排练的时候严厉得吓人，但你会觉得是真情吐露。我见过他发很大的脾气，天都盖不住，正气凛然。他在课堂上教我们的专业知识都是一样，一届一届。但他在育人方面让绝大多数人望尘莫及。他把育人放在育书前面。他走得太早了，一次医疗事故。当时我在深圳跟乐团演出，追悼会都没参加。

记者：你说过，一个指挥家，无论如何，都要出现在他需要出现的台上？

李心草：是的。无论如何。有一次在北京演出，现场临时搭了一个棚。灯光一照，有毒害物品开始散发出来。那天中招的还有满文军。到医院检查时，我是苯中毒。第二天还有演出，我就戴墨镜去指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音乐家是最调皮捣蛋的。我被舞台监督搀着下车，他们还跟我开玩笑。走了几步，四周的声音慢慢起来了。“真瞎了？不会吧！”然后此起彼伏，越来越大。过了一会儿，有很多手开始在我眼前刷刷刷地晃。他们不是幸灾乐祸，是本能的跳脱。我再走了一会儿，就听到有人拿着一把琴，奏起了《二泉映月》，这就是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