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旧版《红楼梦》电视剧从新旧版《红楼梦》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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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待《红楼梦》这样的国宝，改编时应该多加慎重。一方面应该准确传递原著主旨，另一方面对八十回后争议较大的地方也要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我们坚信《红楼梦》这样的古典精品必然会不断改编拍摄下去，所以更加期待日后新作能够吸取曾经作品的优点与教训，从而利用这部鸿篇巨著拉近当代人与古典文化的距离，不仅为了熏陶和培养观众的审美品味，更是为了肩负起传承中国精品文化的重担。

[关键词] 《红楼梦》 电视剧 改编

作为国学名粹，《红楼梦》已多次被改编成电影、戏曲等艺术形式，仅电视剧在大陆就有两个版本，一为1987年由王扶林导演，一为2010年由李少红导演，皆在众人引颈交盼迎出来后，有喝彩却也不乏批评。其实无论哪一版本，皆耗费较多人力、物力，可为何又常常费力不讨好？究其原因，曹雪芹历时十载、增删五次而创作的《红楼梦》，从各方面看无不达到中国叙事文学的顶峰。想要在荧屏上再现这部鸿篇巨著实属不易，改编者没有一定的功力根本难以周全。尽管难度巨大，但我们坚信《红楼梦》一定会每隔数年便重新登上荧屏，改编者应该竭尽全力认真负责地运用多种艺术手段为观众奉献上这部“我国美术史上之唯一大著述”（王国维语）。本文试从文化诠释、虚实处理、主题侧重、人物把握等方面来论述新旧两版《红楼梦》电视剧的成功与不足，希望日后编导能够有所新气象，充分展示出《红楼梦》的文化底蕴，树立起古典名著影视改编新的美学坐标。

文化诠释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结束后文化复苏的时代，流行于西方与港台的歌曲与影视作品开始涌入国门，当时的知识分子强烈感觉到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1987版《红楼梦》的创作者在中央指示下，怀抱重塑经典、干预现实的雄心力图复活古典中国高贵雅致的民族意识，电视剧这种在国外属于大众文化的产品在他们看来更像是一个严肃的文化教育工程。1987版《红楼梦》即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可谓是主流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产物。既然是将此次拍摄定位做一次文化启蒙、经典普及，自然要竭尽全力提升普通观众的欣赏水平，编导意不在投大众所好，而是更多听从红学家的意见。当时以红学家为主的知识阶层，普遍认为曹雪芹原著在思想、艺术等多方面明显优于程伟元、高鹗续作，程、高二人续作种种硬伤多年来亦被不少学者所诟病。创作者便从学者观点出发，在红学界指导下展示了当时红学研究成果，后八集更是直接摒弃高鹗续写内容，塞给了全国观众一个崭新的结尾。这一做法在当时引来不少争议，但第一次敢于摆脱通行两百多年的程、高二人的续作，其可嘉的勇气是前无古人的。更为可贵的是，红剧的热播随后掀起一股文化热潮、学红热潮，成为了当时拥有强烈求知欲望的普通百姓与中国古典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

然而时过境迁，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大众文化尘嚣日上，曾经的经典被请下了神坛，新版《红楼梦》改编者的指向亦日渐模糊。当金钱利益在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主创方往往绞尽脑汁地打着艺术的旗号进行炒作。而海选演员、80后编剧团队也让新版《红楼梦》还未开拍竟愈看愈像青春偶像剧，引来了不少质疑。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新版选用有着广泛普适性的程本本无可厚非，的确“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结局更加符合观众口味，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新版编剧黄亚洲说，用我的眼光解构《红楼梦》，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1]改编者对国学经典缺乏起码敬意的态度是可怕的，用这样的指导思想操刀下笔改编出来的《红楼梦》，非但不能使广大观众雅俗共赏，只怕会误导年轻一代，使自己愧于后人、俯残来者。这时候我们更加怀念1987版所处的那个虽然清贫却虔诚的文化环境，我们绝不能将《红楼梦》变成大众文化的消费品，因为“真正地扩大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是向民众提供社会所能给出的最高标准” [2]。我们希望编导在力求扩大《红楼梦》传播面的同时，也要保证高水平的审美观照，绝不能降低姿态，自认为是在迎合大众口味，其实是对大众审美水准的蔑视。经典的永久魅力，在于吸引古今之人如攀登高山一般孜孜不倦的追求，引用《红楼梦》中一句诗词，正是“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主题侧重

《红楼梦》这样一部具有多重主题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自然会让人有“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的感觉。梅新林先生曾将以前流行的包括评点家观点在内的各种主题说概括为三种：“一曰史书说，一曰悟书说，一曰情书说。” [3]由于不同的时代与指导思想，1987版更偏重于“史书说”，新版则更偏重于“情书说”。

也许是一时难以走出那个特殊年代的思维模式，1987版红剧编导明显表现出对社会悲剧的浓厚兴趣，而相应地淡化了宝黛爱情的悲剧色彩。诚然，一部《红楼梦》绝不是专写男女私情的小说，脂本第七十五回的“开夜宴异兆发悲音”即为贾府大溃败的前兆，这与程本结尾“沐皇恩贾家延世泽”可谓是大相径庭。1987版《红楼梦》将重点转移到表现贾府衰败、万境皆空本无可厚非，但编导的指导思想逐渐偏离了这部奇伟之作的美学特征，而将它作为了政治文本，将爱情悲剧从作品中抽离，单纯表现为社会悲剧就有待商榷了。事实上，《红楼梦》小说在现实层面中有三条线索：贾府的盛衰、宝黛钗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与大观园女儿们的悲剧命运。[4]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正是小说中不可磨灭的精髓。贾宝玉身上倾注了曹雪芹全部的爱憎，宝黛之间的感情亦倾注了曹雪芹呕心沥血的才情。程本的“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多少年来让无数读者唏嘘不已。但编导却将黛玉之死改为：贾母与凤姐成宝黛爱情的支持者，王夫人与元妃却属意宝钗，随后元妃赐婚，恰逢宝玉久在异地未归，黛玉以为宝玉遇难，又听到赐婚消息，病重而死。且不说在这个问题上将贾母、凤姐与王夫人、元妃的态度截然分开是否真是曹雪芹原意，而改为元妃赐婚，则不仅削弱了贾母这个人物的性格力度，更删减了代表封建礼教势力的贾母对宝黛爱情压制的重要一笔，从而大大有损作品的思想深度。这也正是剧中黛玉之死之所以平淡的主要原因，黛玉因听见传言而死，反有失大手笔的气派。事实上，作为一种文艺作品的永恒题材，爱情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晴雨表” [5]，宝黛爱情的悲剧，在于横亘在他们之间永远无法逾越的封建礼教障碍。改编者无视于此，相反为了突出忽喇喇似大厦倾的贵族家庭衰亡史而削减《红楼梦》的言情部分，倒显得社会悲剧力量词意浅露、笔无藏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