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堕胎索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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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19岁的尹余从重庆一所电子职业学院毕业，经学校推荐到广东中山一家电子公司工作，负责管理和维护该公司的数据库。

2005年12月中旬一个周末，尹余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给在中山另一个区的同学刘玲打电话。刘玲告诉尹余，她有个名叫刘证的堂哥，在离尹余不远的一家工厂打工，人长得很帅。于是，远离家人的尹余与刘证谈起了恋爱，两人很快发生了性关系。

不久，尹余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让她有些措手不及。连续几天，尹余呕吐不止，那种滋味让她感到很难受。为此，她的工作经常出错。老总把她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她。尹余打电话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刘证，她要去医院做流产。刘证不冷不热地说：“既然你都想好了，自己去医院不就得了?”

2007年9月13日，尹余给刘证打电话，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六，她想让他陪自己去医院做手术。刚开始，刘证答应了，可当他一听尹余说前些天回老家时把钱花得所剩无几、希望他准备2000块钱手术费时，他说自己没钱。尹余说，他们各自去筹一半的钱，让刘证去向同事借。

第二天，尹余在医院等了半天，不见刘证的影子。她把电话打到刘证的单位，单位说他生病请假了。尹余打了一辆出租车，匆忙赶到刘证的宿舍，刘证正跟几个同事打牌。看见尹余进屋，刘证满脸堆笑地问她：“做掉了没有?”气不打一处来的尹余冲上去，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甩给刘证一个耳光：“你自己做下的事，这笔钱你不掏也得掏!”

刘证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冲尹余大声吼道：“我有钱，可这钱我就是不掏，你回了趟老家，然后就说自己有孩子了。我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尹余这才明白刘证不给钱的真正原因，眼前这个平时对自己甜言蜜语的男友，居然是这样一副无赖的嘴脸。尹余告诉刘证：“我非得让你全额支付这笔钱不可!”

尹余辞职回到重庆老家，她去医院做检查，被确诊为宫外孕，如不及时手术可能危及生命。在家人的劝说下，尹余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做了手术。由于尹余的身体十分虚弱，加之心情郁闷，她手术后晕倒在回家的路上，伴有大出血现象。尹余的朋友赶忙给远在广东的刘证打电话，刘证仍然拒绝承担责任，并说孩子根本就不是他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尹余恢复健康出院，当她从朋友口中得知刘证的态度时，她愤怒了。

12月28日，尹余一纸诉状将刘证告到法院。诉状中，尹余称刘证在与她认识后。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导致她怀孕。她要求法院判处刘证罪，赔偿她住院费、生活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2554元。

法庭上，刘证辩称，他和尹余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他是真心想和尹余结婚，而每次发生性关系时，他都采取了避孕措施，所以他认为尹余怀孕跟他无关。刘证还认为，就算尹余怀的是他的孩子，她也应该承担一半责任，不能要求他一个人承担手术费用，所以尹余的索赔要求不合理。

2008年3月31日，法院做出判决：没有证据证明刘证是暴力尹余，但尹余因人工流产而使身心健康受到损伤，刘证置之不理的行为有违公序良俗，故医疗费用应由双方共同承担，刘证补偿尹余医疗费、营养费等1277元，并承担亲子鉴定费3500元。对于尹余提出的2万元精神抚慰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说法

“婚姻”是男女双方形成的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关系，但“恋爱”不是。男女双方在恋爱中，即使他们如胶似漆，从法律角度来看，他们依然没有任何责任关系。法律也没有规定恋爱双方有相互忠诚、相互扶助的义务，如果其中一方受到伤害，比如本案中女方因堕胎造成了身心伤害，只要另一方不是故意或者过失侵权，就不需要承担法律上的赔偿责任。

事实上，恋爱期间，男女双方所承担的更多是道义上的责任，属道德规范调整的范畴。尹余在恋爱期间怀孕，并非刘证单方的责任。原、被告无合法夫妻身份，不具备我国计划生育法规所要求的生育条件。但是对于尹余终止妊娠所需费用和必要的营养费，刘证从道义上应适当予以补偿。

恋爱中的女孩，要学会保护自己。类似尹余这样的情况很常见，让人同情，但她毕竟已是成年人了，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