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的“新”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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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成都IT产业的发展特征是“快”，那么成都IT从业者的特征则是“潇洒”，如何平衡生活质量与人生价值，他们有很大的选择空间

记者在成都乘坐出租车去天府软件园。在车上，司机不停地说好久没打麻将了，今天要去江边玩一玩，记者是他当天唯一一名顾客。开车经过一个大广场，这位司机还一时兴起来了个180度的漂移，狡黠一笑：“地方太大，一时手痒。”另一位出租车司机则告诉记者，为迎接《财富》论坛，政府要求全体的士司机刷洗车辆、学两句通用英语。他觉得很麻烦，论坛期间决定在家里“躲”两天。—两位司机均是25岁，在他们身上，记者看到了外人口中成都人的“不思进取”与“自娱自乐”。

记者采访了三位成都IT人，发现许多成都IT人也这样潇洒地活着。如何平衡生活质量与人生价值，是每个都市IT人的困扰。而成都人的幸运在于，他们有很大的选择空间。

魏骁勇：“劈砖教授”的娱乐创新

魏骁勇是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去年，他在课堂上表演徒手劈砖，获得一个更火的头衔—“劈砖教授”。他告诉《新商务周刊》记者，自己希望学生先生活后学习，当时劈砖是为了用有趣的案例来阐述物理力学的价值。“当时是《科学工程与实践》的第一堂课，讲概论，这种娱乐方式显然比学术理论更得人心。”而这次劈砖也让他获得被誉为“中国版搞笑诺贝尔”的菠萝ME奖。

“成都人向来比较有娱乐精神。就像川剧，更多的是幽默剧，而不像京剧一样经常是宏大叙事。”魏骁勇认为，这种玩性让成都人能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创意灵感。

今年6月，魏骁勇开发了一款“刷女”软件，再次走红网络。这款软件适用于联谊场所，用户在入场前临时登记个人信息，活动过程中用户仅需要拍摄某人照片就可以读取其个人资料，方便后续联系。由于涉及个人信息安全，“刷女”目前仅在四川大学这种临时性的小范围社交环境中实验。

魏骁勇说，设计这款软件的初衷是作为便民服务的工具，消费者在商家门口拍摄特定照片获取优惠清单。试验过程中，他发现这个数据模型对于人脸识别同样奏效，从而延伸到社交场景上。“对大部分人而言，购物不是实时需求，而‘交个女朋友’却是。这可能是这个次要功能更受欢迎的原因。”

而在便民服务领域，相比于二维码、电子优惠券等其他工具，这款软件的操作更加简便，商家与消费者的主动性也更强，但仅提供信息流，难以将用户需求与实际交易相互关联，商业变现难度较大。对此，魏骁勇坦言，开发软件只是为了实现生活中获取的“点子”，而商业模式不是他考虑的事情。

在“刷女”火了之后，很多风险投资也看到了它背后的商业价值。面对资本的诱惑，魏骁勇更希望继续专注于科研：“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商务合作、市场推广之类工作要交给更专业的创业团队去做。”

美国人查理：从华尔街“玩”到成都

“成都是个不慌不忙的城市。”每个刚来到成都的人都会这么说。

手游公司尼毕鲁创意总监、已经定居成都八年的美国人查理对此深有体会。来成都之前，他在华尔街从事资本投资工作，这份外表光鲜、薪酬丰厚的工作却让他感到无趣。

“在办公室看到一批30多岁的分析师日复一日地同样工作，我不想过这种生活。”2004年，他辞去美国的工作到亚洲旅行，在香港、东京均生活了数月时间，也在广州、上海短暂逗留，但成都休闲的生活氛围留下了他。“生活质量是我考虑的首要因素。”查理说，他不太习惯中国人轻易就加班的工作方式，更愿意生活与工作有所隔离。“我每天7点半起床、9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下班时间与双休日基本不想工作的事情。”

“成都人的闲暇时间也不热衷太多的社交活动。”查理说，他很少参加那些行业性的沙龙、论坛。在去年App Annie的全球App开发商收入榜前52名中，中国企业仅有成都的尼毕鲁与数字天空两家。尽管在同一城市，查理却从未见过数字天空的团队。“他们很神秘，我们各干各的事，没有太多交流。”

北上广等核心城市的信息爆炸，但是成都却面临信息不畅。成都人有埋头苦干的耐心与决心，这是做出好产品的根本，但缺乏对市场新变化的判断与理解，这也是成都IT创业者最受质疑的一点。

国际视野即是查理带给尼毕鲁最重要的东西。查理说，2008年杨祥吉刚创办尼毕鲁时就希望做全球化企业。目前，尼毕鲁65%的收入来自海外，去年尼毕鲁的《银客帝国》击败《愤怒的小鸟》成为全美App Store收入榜第一。“我给了他国际背景，他则给了我一份有趣的工作。”

“在中国有工作很好的地方，有生活很好的地方，但是生活与工作都好的地方可能只有成都。”查理说，他现在喜欢上了泡茶馆，有一个成都本地的女朋友。尽管收入比起在华尔街时“太丢人了，不好说”，但这里的生活与工作更有趣。

还有个小细节。今年，尼毕鲁从IOS市场延伸到安卓市场。不同于IOS市场用户习惯于付费，充斥着免费应用的安卓市场用户付费意愿相对较小，广告是应用开发者的主要收入。但查理表示，尼毕鲁的产品里绝对没有广告，因为“这样不好玩”。

卞成刚：“新成都人”的顶级团队

四年前，英特尔上海产能转移到成都，上海人卞成刚跟着来到这里，出任工厂厂长。此前，他从未来过成都，现在则乐意把自己称为“新成都人”。2008年之前，卞成刚在上海担任了五年的闪存厂厂长，一直希望带出一个“顶级团队”，直到闪存厂关闭也未能如愿，而他在成都用了三年时间却做到了。

在卞成刚的概念里，这个“顶级团队”的衡量标准是英特尔内部最高荣誉—全球质量金奖，每年仅颁发3?4个，成都工厂去年如愿摘冠。“马来西亚工厂用了20多年才拿到这个奖。”对此，卞成刚颇为自得。

全球质量金奖的评判标准是英特尔的“六大文化”（客户服务、强调纪律、尝试风险、人人平等、质量至上、结果导向）。卞成刚说，当年上海闪存厂的表现已经非常强劲了，但总感觉缺点什么。到了成都后，他发现，缺的就是本土文化与英特尔文化的融合。

卞成刚喜欢别人叫他“卞哥”，借此拉近与年轻员工的心理距离。过去在上海，卞成刚习惯用西方企业的绩效考核、纪律管理进行制度化管理，但在休闲城市成都却遭到反抗。产能转移的当年，2009年8月18日，成都工厂部分员工对薪资不满而罢工。“过去那种老土的办法是控制员工，而不是激发员工，这很难让公司文化到达基层。”卞成刚说，“很多人问我未来的高科技是什么，我认为未来的高科技必须有文化理念在里面。”

于是乎，卞成刚设立了人文战略总监这样一个全新的岗位，其工作职责简单说就是“让员工开心”。于是乎，成都工厂有了英特尔全球工厂中的第一个足球场和第一个总经理信箱，还有展示员工创作的“创意长廊”，饭堂里有按摩椅，实验室里有咖啡室。这种人性化的工厂管理，确实激发了员工的生产效率。如今，成都工厂已经成长为英特尔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之一，平均每9秒钟生产一颗芯片。成都工厂投产五年做出的成绩甚至要超过在马来西亚经营了四十年的工厂。

对于成都的休闲文化，卞成刚有自己的理解：“如果你每天都很开心地休闲，待不了两年就得走。”他说英特尔有清晰的淘汰机制，“休闲”更应该理解为“努力工作，努力休息”。“周一至周五拼命把进度做出来，周末就可以休息了。我在上海干了十多年，没有一个周末不干活。”

但也有例外，企业高层工程师仍需要保持随时待命的状态。2011年除夕夜，英特尔总部决定在全球召回出问题的芯片组，作为芯片组领头羊工厂（每个项目仅有一个领头羊工厂，成都是芯片组及移动处理器的领头羊工厂），成都工厂承担70%的召回及重发任务。卞成刚接到消息后通知工程师回厂加班，150名工程师几乎全体到岗。原计划需要90天才能恢复的产能，成都工厂用了9周即完成。这次出色的战绩，让成都工厂在“尝试风险”及“结果导向”两项文化指标上加分不少。

从上海人卞成刚在成都取得的成绩来看，慢节奏生活与高效率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既相悖，却也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