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秀”心态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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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自称网络第一美女的“欲望女神”凭借惹火照片叫板“二月丫头”的事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虽然“欲望女神”最终铩羽而归，但无疑又为“秀”时代增添了一个新的噱头。
与此同时，“超女” “好男儿” “功夫之星”等全国范围的选秀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看着越来越多“秀”场中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国人缘何为“秀”而狂？
纷繁“秀”迷人眼
2004年“超女”，国人认识了安佑琪、张含韵；2005年“超女”，国人不但集体捧起了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等女孩，还附带捧红了陈西贝、郑靖雯等一批十强之外的“边缘超女”；2006年“超女”，不但增加了沈阳唱区，且全国总决赛尚未打响，厉娜、许飞、REBORNR组合等人便开始席卷各媒体娱乐版的头条。
当湖南卫视的“超女”风潮依旧在全国看涨时，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星空卫视的“星空舞状元”、深圳卫视的“功夫之星”等国内选秀活动也日益为受众关注。
实际上，近几年电视媒体的选秀活动不仅打造出李宇春等星级签约艺人，也捧出了孔庆祥、红衣教主、姐姐、李毛等另类秀客。然而，比电视媒体捧出的秀客尤甚的，是最近几年层出不穷的网络秀客：芙蓉姐姐、木子美、竹影青瞳、二月丫头、天仙MM等人，在BBS上或发表颠覆传统审美的图片，或用身体写作，或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言论。
当打破传统人际交流界限的博客在我国日渐普及后，越来越多人开始拥有自己的做秀平台，文学功底、艺术灵感、他人隐私、亟待发泄的潜意识甚至是异想天开都可以作为博客做秀的素材。
“秀”心态百象
吉林大学新闻系教授韩向东认为，如今泛滥成灾的选秀活动，很大程度上是“超女”现象的延伸。就拿今年世界杯期间的“足球宝贝”海选活动来说，许多女孩子的初衷是通过这个平台来改变自己的出身、职业，然而这恰恰是“足球宝贝”与“超女”迥然不同的地方：后者至少可以培养出一批签约人才，而前者充其量只能让参与者在受众群里混个脸熟，能借这一平台跻身娱乐圈的微乎其微，最终受益的还是媒体、电信和商家。
选秀类节目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外电视媒体领域有多年的发展历史，其发展过程恰恰验证了法国哲学家亨利•博格森的一句名言：“我们很容易受到现象的迷惑而在情感上渲染它的效应，以壮其声势；又在理智上努力将之与更复杂、更深层的因素相联系，以稳固其根基。”
韩向东说，随着对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不断借鉴，我国综艺节目也从最早的文艺晚会时代逐步过渡到现在的原生态做秀时代。迫于收视率压力产生的“超女” “我型我秀”等节目，不但报名方法属于“低门槛”类型，且都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参与性与互动性相互增进。同时，随着各种选秀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一“秀”成名的思想无形中为选秀活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长春某高校学生周颖是个忠实的“玉米”。她认为，在各种选秀活动中，自己可以凭借审美情趣和标准对选手进行评判，还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想法，至少自己的意愿得到了表达。如果评选结果与自己的评判标准一致，那么这个“偶像”就与自己有关。毕竟那些名噪一时的偶像离自己太远，根本没有办法拉近与其的距离，而选秀则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平民造星”运动。
有关专家认为，当下我国正处于一种大众娱乐偶像普遍缺失的真空期，随着网络自由主义、商业媚俗文化的日益盛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网络另辟蹊径做秀。
吉林省妇女儿童心理咨询中心高级心理咨询师李敏表示，选秀、做秀声势强劲，必然会有其日渐庞大的追捧者，而这种狂热追捧行为的背后既是强大社会压力下一种侥幸心理的宣泄途径，也是秀客的“粉丝”们欲望心理的投射，“超女”“好男儿”“芙蓉姐姐”等其实是拥趸制造的“潜意识的自我”
“个性化时代”到来了吗？
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董才生表示，各种选秀、做秀活动，已成为一种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这并非坏事，他说：“从我个人的角度分析，这起码标志着一个‘个性化时代’的到来。”
董才生解释，称其为“个性化时代”到来，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具体包括民主化进程、经济发达程度、科学技术、商业运作、传媒手段等方方面面的进步。有需求才有产生，“超女” “好男儿” “功夫之星”等的产生，都是源于年轻人的需要，而年轻人恰恰是喜欢张扬个性的群体。“‘秀场’的诞生正为人们提供了平台。‘超女’的口号为什么叫‘想唱就唱’？正是因为它引领了个性张扬的行为。”董才生说，“赵本山小品《小草》中的老太太为什么要在个人封闭下唱卡拉OK？因为在那个时代，‘她’突破不了传统的局限。”
但董才生强调，人们为追求个性而做秀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道德标准。
李敏认为，自恋是人的天性，人无自恋将无法生存，一个人只有懂得欣赏自己才懂得欣赏他人。做秀、选秀本身无可厚非，它是社会风气、家庭支持系统、文化思潮等发展的综合缩影，也是社会压力变迁造成人们心态改变的集中体现。但千姿百态的“秀”一定要有各自的尺度，个性张扬社会氛围的形成并不能代表着“个性化时代”的真正到来。秀客们在倡导个性化的同时，应当有社会公众意识，把有助于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助于良好社会文化氛围的形成作为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