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化语境下确定性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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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成员既有追求不确定性的本能，又有追求确定性的本能，但是从社会层面而言，大部分的社会成员的心中主要追求的是追求确定性。这是由只单一追求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社会所要求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确定性的构成要素进行重新的安排，这主要表现在客观方面的以宗教、道德，权力和初级群体等手段为主，法律，人本思想为辅，转向以法律、人本思想等手段为主，宗教，初级群体和道德等因素为辅和具有主观意图性的现代合法性知识体系的建构这两个方面。这种确定性要素重构的效果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确定性；现代化；重构

不确定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需要面临的问题，追求确定性则是一种必然状态。在社会学中，其中的风险社会学等就涉及确定性问题。本文就确定性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并讨论在现代化语境下构成确定性的诸多要素的重新排列和影响。

一、追求确定性的个体和社会

关于确定性问题，应当分清三个问题：第一，确定性的主体，这里讨论的对象是个体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第二，目的和手段的区分；第三，个体和社会的相互关系。

从心理层面而言，社会成员心中既有追求不确定性的本能，又有追求确定性的本能，但是从社会层面而言，大部分的社会成员的心中主要追求的是追求确定性。这是由只单一追求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社会所要求的。但是大部分的社会成员和社会必然会存在采取不确定性的手段从而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状态的情况，这是由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理性知识的有限性和周围环境的复杂性的无限性所决定的。社会的整个历史和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一生都是出于一种这样的循环状态中。

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确定性重构

每一个时期的社会都必然会追求稳定性，但是它们追求确定性的结构都必然不相同。以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等为标志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导致了个人和社会所引以增加确定性的结构发生变化，这并不代表确保确定性的因素有所消失，因为，这些因素如宗教、权力、道德、宗族群体关系等等都仍起作用，但是它们的结构已经不相同，内在要素发生作用的方式已大不相同。而这种表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客观方面的以宗教、道德，权力和初级群体等手段为主，法律，人本思想为辅，转向 以法律、人本思想等手段为主，宗教，初级群体和道德等因素为辅：

在传统社会乃至更早一些时期，宗教对于确定性的背景作用起着最主要的作用。韦伯曾提出“世界观的解咒”[1]。“世界观的解咒”是世界理性化的前奏，此时理性化又成为行动的依据，这里的理性既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意义，又有宗教意义式的理性。但是这不论对个人还是社会来说，都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提供确定性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一个深刻的转变。宗教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并以此为身处其中的个体提供一个行动的理论依据，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或生活世界。宗教已不能提供行动依据并受到质疑，尽管宗教对于信教群众和个体的确定性维持起着重要作用，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已不堪重任。哈贝马斯提出，原本寄生于生活世界中的次系统，如市场和行政机构则起到了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人们从这获得一种安全感。为个人和整个社会提供确定性的方式已主要是市场和行政机构。但是，此时，由市场与行政机构仍导致对生活世界的侵袭，私人和公共空间的预，哈贝马斯指出，通过沟通行动，虽能达致共识，但其存在着不稳定性，而其主要依赖方式则是法律。法律的有效性源于其实在性和认受性使得其有效宣称的制度化，从而维持社会稳定，个人也能依据他进行日程生活。

吉登斯在论述现代社会的风险时指出，与前现代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维持社会稳定和保证社会个体确定性的手段在于货币符号和专家系统的，与宗教和巫术相同，当人们认识到他们处于一种风险环境时，对专家系统的信任也就会导致一种不安全感。

（二）具有主观意图性的现代合法性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平等、自由人本为依据的权力关系体系

上述第一点所论述的只是一种客观方面的手段问题，即宗教、法律和道德等等都是一种维持确定性的手段。但是，服务于相应的目的的手段，都会被应用，从而维持一个特定的稳定性，这种维持的主体，就是统治集团或者利益集团。整个社会，按照古典社会学思想，可以简单的二分化为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而权力集团若想维持其统治稳定，则必须通过一系列过程将其统治合法化，而这一合法化的过程建立在人所公认的基础之上，主要而言，针对现代社会，有社会进化论、科技至上论、启蒙思想的运用。这些要素并非善的或恶的，它们只是怎样被运用[2]。

权力只有合法化，变成权威，才有可能长久的存在下去。韦伯认为权威即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不管他人意愿的一种合法性的权力。并且他指出，权力合法化要持续进行下去要有三个条件，即不依赖具体个人，社会化的传承和权力集团的支持。由于制度化权威是权力的来源，因而必然存在着对权力合法化的操纵。而操纵的对象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发生改变，由宗教观念转向法理观念，由君权神授转向人人平等，但人人平等是否又一定会导致自由和真正的民主。

无论是宗教观念、法理观念还是民主平等等思想，都可以视之为各种符号。因而合法化的权力常常使用符号来传达其意图，即使用符号暴力，“现代社会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关键之处在于，现代社会试图通过非暴力的合法形式实现社会秩序的生产和再生产。非暴力的合法形式就是现代社会的再生产，经由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通过心智结构的再造来实现。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就是通过更为隐蔽的文凭等现代手段，实现权力与身份特权等以更加合法的形式传递。”①这种通过文化再生产来实现权力的再生产是布迪厄的一个理论中心。

但是权力并非都是一种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涉及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力，但是无论是哪种权力，都一定会进行对主流思想观念的再改造和运用，来达到社会的稳定。福柯通过对监狱的形成做出一个谱系分析，揭示出由君主剧场式的惩罚的低效果和一种体制危机，为此，“为了解决这个危机，提出了一个基本法则，即惩罚必须以‘人道’作为‘尺度’，但没有对这一原则规定明确的含义，这一法则被认为是不可超越的”。但是福柯通过分析，又指出“在这种惩罚人道化的背后，所隐含的是所有那些认可，或更准确地说是要求‘仁慈’的原则，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②

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其保持确定性的手段会随着社会转变而转变，其主要的情况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总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维持确定性的要素并没有多大改变，但是其组织结构有很大不同，导致了确定性的重构[3]。这种重构发挥怎样的效果，要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践的认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种重构是适应社会发展而相应的改变的无法避免的过程。（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社会学系）

参考文献：

[1]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2

[2]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89

[3]孙杰，刘莉萍.社会学视野下的大学特征――涂尔干与布迪厄教育社会学思想比较研究[J].高教探索，2011（6）

注解：

①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14

②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9：111